当代中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1998—2017年CSSCI期刊论文的文献分析

彭文龙

我国学术界对廉政理论研究呈现出越发繁荣的趋势，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时代的历史当口，全面从严治党对廉政理论研究和反腐倡廉建设实践提出了新的历史需求，需要对以往的丰硕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在这方面，倪星、陈兆仓(2011)对1980—2009年与腐败相关的514篇文献进行了计量性评估分析，考查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张增田、杨惠(2011)通过对1992—2011年1 701篇CNKI核心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研究了国内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热点主题及演进趋势；李燕凌等(2011)从腐败本质问题界定、腐败行为特征及其成因、腐败测度、反腐败策略四个方面，对我国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李秀峰、李俊( 2004)以国内行政学期刊上发表的148篇论文进行了分类统计和量化分析，对行政学界关于腐败现状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综述；肖汉宇、公婷(2016)基于2009—2013年526篇SSCI国际文献的综述，研究了腐败的定义和测量、腐败与经济发展、腐败与社会公平、腐败与政治制度，以及反腐败的成效。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完整性和分析的可行性，以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CSSCI数据库为数据收集来源，检索了自1998至2017年所有论文数据，采取全部样本建立数据库，在研究方法上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和Nvivo质化分析软件两个国内外较为流行的科学分析软件，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现状，尤其是其知识脉络与核心内容，并对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一、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来源文献”为搜索导航，为使数据尽可能全面且便于后期分析，考虑对称性与可比性，在至多三项检索栏中选择两项，检索算法为“廉”或“腐”且均为关键词模糊检索，发文年代为1998—2017年，文献类型为“论文”，共检索出含“廉”或“腐”论文4 946篇，剔除含“廉租房、威廉斯、植物腐烂、豆腐”等无关论文，共有有效论文4 239篇。将所有有效文献导出，每条文献记录包括标题、作者、机构、期刊、参考文献等信息，从而建立起文献数据库。研究方法方面，一是主要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呈现廉政理论研究知识图谱，展现廉政理论研究前沿与热点；二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在数据库中提取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论文文本，导入Nvivo软件中进行质化分析。

二、文献数据的基本特征

(一)发文量时间分布

citespace统计表明，这20年间的4 239篇论文来自26个学科，发表于50个不同期刊，由203个机构251位作者撰写。为做进一步分析，从中国知网(CNKI)中同样以检索算法“廉”或含“腐”且均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检索导航为“期刊”，发文时间为1998—2017年，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文献分类选择“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类、社会科学Ⅱ类、经济与管理科学”四类，从中检索并筛选出廉政理论研究的全部论文总量，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数据库，并将其与CSSCI期刊发文量制作同现时间序列分布图，见图1。

从图1来看，20年来，CSSCI期刊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12年之后增幅明显，呈现爆发式增长，2014年CSSCI数达到二十年来的峰值392篇、占比4.51%，年均增长约40篇，年均增长率约13.09%，但之后开始趋于下降，这说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开展，有力推动了廉政理论研究的高速发展。而且每一次党代会(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召开以后，都会带来一次廉政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到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后则呈现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了5年一个周期的增减规律。

从CSSCI期刊发文量和所有廉政研究论文的总量比较来看，1998—2002年期间CSSCI期刊发文量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275篇回落到2002年的146篇，但所有廉政研究论文总量却呈增长趋势，由1998年的3 307篇增长到2002年的4 974篇，这表明此阶段廉政研究虽持续为热点,但廉政研究成果不够成熟、质量不高。2002—2005年期间，总量在降低，2004年总量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但CSSCI期刊发文量却呈现上升趋势。2005年以后两者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这说明，1998—2002年期间是20年来廉政理论研究的蓄积时期，正是这一阶段的理论传播和积累，奠定了以后研究成果总量和高质量成果的基础，从而实现了高质量研究与总量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因此，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经过了理论积累后，目前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并在研究中表现为较强的时代性。当前正处于廉政理论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廉政理论研究在原有成果积累和消化的基础上需要再次实现理论的新突破；另一方面，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中的新阐述、新举措，也会带来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图1 廉政理论研究发文量时间分布

(二)学科分布

从26个学科中合并同质性较高的学科后提取出前6个学科，4 239篇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学与管理学论文数量较多，占比高达50.67%，这说明政治学和管理学是最关注廉政理论研究的两个学科，这与廉政理论的研究对象密切相关，充分说明政治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是廉政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学科基础；其次，是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与文学等学科，占比28.39%，反映出这些学科是廉政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对廉政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再次，社会学与教育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对廉政理论研究有所关注，表现出了廉政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多学科交叉特征。

(三)团队合作与高产机构分析

将4 239篇CSSCI论文导入citespace软件中，参数设置：时间跨度1998—2017年，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年，Node Types选择Author和Institution，Selection Criteria设置为10%，即只提取每年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机构和作者，呈现在核心作者和高产机构的合作图谱中；考虑数据量过大，Pruning选择MST进行剪枝。运行程序后最终形成节点数为454，连线数为176，网络密度为0.0017的合作图谱。采用对数似然率LLR算法聚类后，局部放大结果成团队合作图谱。见图2。

图2 团队合作图谱

合作图谱中作者之间的连线表示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者与机构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属于对应机构或作者与该机构的某位学者进行了合作，连线颜色表示首次合作时间(由蓝色→红色，浅色→深色，表示时间由远及近)，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从图2中可以看出核心作者或高产机构聚集群体较少或有集群但规模小，多为分散状态。聚类后S[注]S值：即Silhouette值，citespace中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越接近1，反应网络的同质性越高，在0.5以上时，可以认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0.4306<0.5，聚类信度低，从图中仅可大致看出五支略微明显的合作团队，说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整体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核心团队少，机构间合作不多，凝合度弱。

对首次发文量排名前10%的学者或机构的发文量及时间进行提取，可看出首次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机构中，排名前三的机构依次是求是杂志社1999年15篇、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年14篇、中共中央党校1999年9篇，均较少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且首次成为高产机构的时间早、产量高，都在9篇以上，表明这些机构科研结构较为完善，学术制度安排科学，科研力量强，学术潜力大，具有理论开拓创新并丰富深入的特质，是廉政理论研究机构自我完善借鉴的最好对象。而在廉政理论研究合作网络中，高校更倾向于团队合作，五支合作团队均以高校为主，党校及研究所则更多倾向于独立研究。从学者排名来看，排名前七的学者依次是王传利1998年23篇、杜治洲2010年16篇、倪星2003年11篇、任建明2006年10篇、过勇2006年9篇、胡杨2009年9篇、邵景均2010年9篇，这些学者多为不同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并且从机构合作时间来看，合作时间大都发生在近10年，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近10年正越来越趋向于团队合作。

三、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以关键词为分析对象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能很好地反映论文的研究主旨。对4 239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是呈现20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的有效方法。

(一)研究热点——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分析

共现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其在同一组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以此测度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在citespace中Node Types选择Keyword，为使关键词图谱信息呈现更全面，Selection Criteria设置为20%；为突出重要的结构特征，Pruning选择寻径(Pathfinder)，其余参数同前文所设。运行程序后生成节点数642，连线数1 414的共现图谱；并提取出频数>60的高频关键词(见图3)。通过分析，廉政理论研究热点主要以反腐败、反腐倡廉、腐败和廉政建设为中心向外球形辐射，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主题集中，且长期持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以党的建设为载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趋势且扩展迅速。图3中，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从严治党”“党建工作”等高频出现。廉政理论研究最终服务于廉政建设实践，我国廉政建设本质上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和客体的。廉政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自我净化的重要举措，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必然要求不断推进廉政理论研究，也就表现为前文所述的党代会对廉政理论研究的激发作用。

图3 关键词共现图谱

二是廉政理论研究持续以反腐为核心议题，而反腐败的核心要素是权力与制度(机制)。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四个核心关键词中有两个(反腐倡廉、反腐败)均直接包含反腐败的词汇。与“腐败”的核心关键词共现频率最高的是腐败行为、权力腐败、政治腐败、反腐、腐败治理等关键词，表明学者们研究主要从行为的角度研究权力腐败和政治腐败，其目的是如何治理这些腐败行为。“反腐败”本身就是“廉政建设”的高频共现关键词，同时还有“腐败现象”“制度建设”“制度反腐”“权力监督”等高频关键词共现，而“廉政文化”的关键词词频仅为72、中介中心性仅为0.09，这说明学者们对廉政建设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如何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减少腐败，因而，学者们认为反腐是廉政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的充分条件。同时，以上关键词首现时间主要集中在1998年，并且主要在1998—2005年期间持续。因此，20年来廉政理论研究持续以反腐败为研究热点，重点从公共权力和制度建设方面探讨了腐败行为的治理。正因如此，这些研究得到了政治类和管理类CSSCI期刊的高度关注，表现为前文所述的学科分布特征。

三是社会上热议程度较高的话题如“网络反腐”“学术腐败”等则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性，似乎对这两类议题的研究并未融入到高质量廉政理论研究的主流中，亦或对这两类议题的研究者似乎在廉政理论研究群体中是较为独立的，与主流的研究者之间较少进行学术上的交流。这从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高质量的廉政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一般性的政治领域内反腐败的理论研究，而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具体的腐败议题如“网络反腐”“学术腐败”等的程度较低。“学术腐败”与“网络反腐”虽然是高频词汇，但是却处于图谱边缘，其中介中心性分别为0.06、0.09，都小于0.1，并不是廉政理论研究的持续性热点主题。

(二)研究前沿——基于关键词突发的演进分析

研究前沿是正在兴起或突现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的涌现。在citespace中，采用Kleinberg的突变检测算法来确定研究前沿中的概念，基本原理是统计相关领域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和文献记录的标识符中词汇的频率，根据这些词的词频增长率来确定哪些是研究的前沿词汇。本文在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突发性[注]所谓突发性，citespace中指的是在特定时间段内的数据量显著异常于其他时间段，通常通过“共现+突发”探测一个领域的研究前沿。探测。前文分析述及，对Burstness参数值进行自定义，Minmum Duration设置为8，其余参数为默认值，即呈现出最短持续时间为8年的关键词，以捕捉廉政理论研究的前沿。运行呈现后生成突发演进图谱，见图4。

图4 关键词突发演进图谱(Minmum Duration=8)

图4关键词突发探测得到8个关键词。根据关键词突发的时间分布，同时考虑前文廉政理论发文数量变化趋势，可以把廉政理论研究前沿大体分为三个演进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2002年，可视为20年来的知识探索阶段，此阶段的高质量论文逐年减少、论文总量在不断攀升，出现的新词汇相对不多，虽然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领导干部等持续时间较短的关键词，但只有民主监督、腐败现象、政治腐败成为此阶段的主要研究前沿，且持续时间基本一致。第二阶段是2003—2012年廉政理论研究的突破发展阶段，此阶段论文总量虽然在初期下降，但高质量论文数逐年增加，并带动了论文总量的回升和增长。在这一阶段，关键词相对较多，研究前沿集中在学术腐败、执政党、国际合作、预防腐败方面，其中不乏出现公共权力、腐败行为、制度创新、政务公开、党风廉政建设等持续时间较短的关键词；我们还发现，第一阶段的研究前沿不仅未过时而且一直持续至本阶段中期，表明第二阶段正是在第一阶段知识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和发展的。第三阶段是2013—2017年廉政理论研究的聚焦和再探索阶段。考虑2013—2017年时间跨度不足8年，因此对Minmum Duration参数由7到1降序对突发关键词进行遍历探测，发现仅当Minmum Duration=6时出现“廉洁”一词，且时间持续在2009—2014年，其余均未在2013年后探测到突发关键词，因此第三阶段研究前沿仅以“制度”为主，这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密切相关，再次证明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与党建实践的密切关联。而且，此阶段论文总量和高质量论文数量分别在2013年、2014年达到顶峰，之后逐年递减，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聚焦于“制度”研究后，并未形成新的知识增长点，廉政理论研究发展进入到瓶颈期，未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发展需要进行新的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以突破现有知识造成的瓶颈。

四、现有研究的知识基础与核心内容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是相互联系、不断延伸的知识生产系统，这些研究成果的相互引证体现了廉政理论研究的累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因此，通过引文分析，对这一过程进行追根溯源，可以呈现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知识基础；通过对高共被引文献的质性分析，可以描绘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

(一)知识基础——被引文献分析

如果两篇文献同时出现在第三篇施引文献的参考文献中，则这两篇文献构成了共被引关系。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了知识基础。共被引图谱是citespace对一组文献共被引关系的视觉化呈现形式，参数设置Node Types选择Cited Reference，其余参数如前文所设，生成节点数为384、连线数为706、网络密度为0.009 6的共被引图谱，以1年为单位进行时区呈现，形成高共被引文献时区，见图5，同时提取每年内共被引次数≥9的共被引文献，详见表1。

表1 高被引文献(年被引次数≥9)

根据高共被引图谱和表1，被引次数大于等于9次以上的19篇文献，时间跨度在2003—2014年，有11篇发表在经济类期刊，有4篇发表在管理类期刊《管理世界》。特别是高被引文献前5篇中有4篇发表在经济类期刊，1篇虽然发表在《管理世界》中，但其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腐败。从学者角度来看，吴一平和陈刚在前5篇中各占2篇；且在共被引文献图谱中形成了以吴一平和陈刚为中心的共被引集群，表明这两位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对廉政理论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奠基作用。这充分说明政治类和管理类期刊虽然是发表廉政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渠道，但是经济学视角的知识却是构成20年来廉政理论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同时，从知识演进路径来看，这些高被引文献在时间跨度上恰好处在廉政理论研究发文数量的持续增长期，在1998—2002年间一直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基础知识点，直至2003年以谢平学者为代表，廉政理论基础知识才开始形成。2004年杨灿明学者再次推动了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与扩散，之后陈刚、吴一平、周黎安等学者使得这一知识基础最终形成，因此，20年来廉政理论研究的基础知识演进路径进一步说明了廉政理论研究的发展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与扩散。因此，20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形成了以经济学为主，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基础，共同实现了20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二)核心内容——基于Nvivo的质性分析

在上述知识基础之上，考虑到数据分析的可行性和数据的代表性，本文从4 239篇CSSCI论文中提取发表年份在2007年及以后，且年共被引次数≥5的文献，共计426篇。先对这426篇CSSCI期刊文献正文运用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JAVA语言)基于互信息[注]互信息是NLP技术运用中体现两个或多个元素之间的依赖关系，以两个元素为例，互信息计算公式为：MI=P(X,Y)log[P(X,Y)/P(X)*P(Y)]。和左右信息熵[注]信息熵用来描述变量的确定性，如果一变量的确定性越高，那么它的信息熵就越小，当信息熵为1时，表明短语非常“纯净”抽取非常合理。左词信息熵=1-[-P(X)YlogP(X)Y]，右词信息熵=1-[-P(Y)XlogP(Y)X]。实现短语抽取，信息熵值为0.72时共抽取出短语5 127组，再进一步基于语义的统计语言模型(LDA)[注]为使所抽取的关键词尽可能科学合理，此处摒弃TF-IDF和TextRank算法，采用LDA算法。在LDA模型，包含词、主题、文档三层结构，该模型认为一篇文档的生成过程是：先挑选若干主题，再为每个主题挑选若干词语，最终这些词语就组成了一篇文章，其中主题对于文章是服从多项分布的，同时单词对于主体也是服从多项分布的。实现关键词抽取，设置阈值[注]阈值即控制关键词提取的界线，一般将关键词相对于主体概率小于阈值的概率置为0。为0.4，合并重复项共抽取出关键词1 872个。将抽取出的1 872个关键词文献链接以保留源链接的方式导入Nvivo软件中，反复交叠测试，使一致性系数为0.75，并进行二次编码后生成矩阵层次图。结合426篇源文献，形成了主题关键词层次结构表(见表2)。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将廉政理论研究核心内容分为理论层、工具层、部门层、领域层和地域层等五个层面。其中在地域层则尚未形成有效的核心内容，表明对该层的研究较为零散，关注度较低。

1.理论层

理论层主要研究了行为、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内容。在行为方面，核心内容是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常抓不懈高压惩腐，关键词如网络惩腐、举报渠道、国外追赃、腐败案源、惩戒制度、中央八项规定等在2007年之后的文献中高频出现。制度层面的核心内容在于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和健全公权力规制体制。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创新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而在公权力规制体制方面，学者们一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主业，改革权力配置方式[1]；二是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廉洁用权体制，防止利益冲突；三是强化用权绩效问责，提升权力运行效能，特别是“重视绩效管理、严格干部问责”和“强化责任意识、实现权责统一”两项内容在文献中提及较多，存在政策引导效应。在精神层面的研究中，学者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构建诚信管理体系和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行为规范、公职人员道德伦理、诚信建设等主题关键词经Nvivo分析后被纳入构建诚信管理体系维度，主要关注了通过多种教育形式，强化过程考核监督，以核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倒逼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恪守从政准则和职业规范，增强“四个意识”，强化党风党纪。

由Nvivo分析“传统文化、廉荣贪耻、供给能力”等主题关键词属于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容，其核心观点是挖掘与传承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的廉政文化，激发网络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引导形成廉荣贪耻舆论氛围；把廉洁题材纳入文学艺术创作、电影电视剧制作和图书出版计划，打造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廉洁文化作品，[2]从而拓宽廉洁文化覆盖面，将提高廉洁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与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

表2 主题关键词层次结构

2.工具层

廉政理论研究工具层面主要着眼于科技反腐、网络反腐、组织巡视、反腐倡廉影视作品、刑事修法等五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在科技反腐方面，影响力较大的观点是杜治洲学基于制度预防理论构建科技反腐模型，认为科技手段可以降低腐败动机和减少腐败机会，并提出了科技反腐存在科技发展不平衡、科技反腐可能被泛化和可能忽视制度建设的作用等缺陷，并建议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进、加强科技反腐投入的均等化等。[3]在网络反腐方面，较为重要的观点是杜治洲、任建明等学者基于实证的研究，表明网络反腐的重点目标聚焦于中下层官员，而对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监督更多地依靠权力制约来实现；支撑网络反腐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比网络反腐本身更为重要；网络反腐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走向衰退。[4]在组织巡视方面，彭新林、赵秉志等学者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反腐倡廉思想的探讨，强调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充分发挥巡视的震慑作用，不断增强巡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5]在反腐倡廉影视作品方面，较有影响力的是，认为应注重情节至上，类型融合，比较尖锐地触及现实问题，在探讨反腐倡廉方面有超越以往的深度挖掘。[6]在刑事修法方面，赵秉志学者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认为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主要的腐败犯罪，能否科学、有效地防治贪污受贿犯罪，会直接影响反腐败刑事法治水平的高低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7]

3.部门层

Nvivo分析显示，检察机关、环保部、海关、国土资源部、国家审计、法院、财政部门等七个部门在文献主题关键词中出现频率较高，表明这几个部门是廉政建设与反腐败的首责部门或廉政风险重点防控部门。检察机关是腐败案件的主要公诉机关，面对当前腐败数量高、金额大、要案多，以及职务犯罪发案重点领域和环节比较集中、群体化趋势突出等特点，检察机关要试行运用系统办案的方法推进办案工作，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功能，排除办案阻力，优化执法环境，形成办案工作合力等。[8]以环保部为主体的研究，重点关注实施“1666”工程、行政审批和评审、规范项目资金分配和物资设备采购等方面。海关部门多强调以科技创新架构“廉洁国门”。国土资源部多集中在紧盯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开展监督、完善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并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9]审计部门承担着预防和发现腐败的重要功能，彭华彰等学者提出通过国家审计的威慑作用预防腐败，通过国家审计的正常开展揭露腐败，通过国家审计的结果运用惩治、抵御腐败，通过国家审计的建议功能完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通过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良好自律，促进形成廉政文化氛围。[10]法院是腐败案件的主要审理机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司法廉洁教育、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司法体制改革为核心。财政部门是涉腐的重要部门，余明桂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表明财政补贴也可能成为企业寻租的对象，当企业具有政治联系时，这种寻租活动更可能发生。[11]因此，应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规范财政部门权力运行，深化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防范腐败风险，并提高财政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4.领域层

小金库、卫生、社会组织、三资、三农、高校六个主题关键词经Nvivo分析后突显，表明这六个领域成为廉政理论研究的焦点，为腐败易发区。罗飞学者认为“小金库”问题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并且通过收受回扣、管理费用等不入账，非正规罚款，虚列支出，以及处理废旧物资、报废资产不入账等转移资金方式形成“小金库”的途径多种多样。[12]小金库治理应将问题发现机制与问责机制相衔接，保持治理高压和惩处刚性并作为专项治理注重源头设计与持续构建。针对卫生领域腐败，学者们提出的治理措施有：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强化行业监管，严格规范诊疗服务和收费行为，规范权力运行，以及构建“权、钱、人、项目”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推行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等。在社会组织研究方面，施雪华学者认为社会组织为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做交易，得到个人或小团体的好处,损害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利益提供了方便；也由于公民社会的非自主性、非独立性，难以发挥其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被滥用的功能。[13]大量文献涉及了公共资金、资源、资产等“三资”领域腐败高发多发，认为加大“三资”领域制度建设和监管，大力推进改革，防止“三资”实际掌控者消极管理、滥用权力、彻私舞弊，从源头上切断腐败的机会。在治理措施方面，学者们提出了整合涉农政策资金项目、规范项目资金管控、考评资金使用绩效、督查“三农”政策落实等措施。高校腐败研究主要以学术腐败为主，政治经济腐败次之。在原因分析方面，认为高校腐败现象隐蔽性较强，重点领域权力寻租问题突出，并且垂直和属地管理并行导致出现管理的“真空地带”，横向科研项目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14]尹晓敏学者认为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预防和惩治并重的反腐败体系，以信息公开开启高校权力监督之门，提升办学透明度等是高校腐败治理之要。[15]

五、讨论与展望

综上，本文通过citespace和Nvivo对1998—2017年所有CSSCI期刊廉政理论研究论文进行了分析，由于仅以此阶段的CSSCI文献为分析对象，加之两种软件计算方式和数据提取方式存在的弊端，故本文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性。虽然如此，本文研究结果仍然展示出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数量上表现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在知识脉络上表现为以经济学知识为基础，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在内容上表现为聚焦反腐败的核心主题，围绕公权力和制度建设展开治理对策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也揭示或存在以下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是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根据上文的分析，20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学视角基础之上的，而从发文期刊的构成来看，政治学和管理学类期刊是刊发廉政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渠道，这实际上构成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即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根本上应该归属于哪个学科？亦或自成一个学科体系？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来说，是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决定了未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首先，我国廉政理论研究自成一个独立学科体系的条件尚未成熟，比如，并未出现高质量的专门理论期刊学术平台，以反腐败为核心的概念体系事实上逻辑并不完整，因而更多地是作为某一学科下的研究方向而存在。其次，究竟是经济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还是政治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亦或是管理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需要进一步明确。欧文·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中指出：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两个理论基础。[16]77以此观点观察，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恰恰是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腐败和反腐败的政治议题，并提出政治和管理的解决方案，这也解释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创新动力来源于经济学知识，而政治学和管理学却是最关注廉政理论研究的两个学科的原因所在。因此，准确地说，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是从属于公共管理这一学科的。进一步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其秉持的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定、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是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从时间上来看，这20年也恰恰是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就本文对20年来研究现状的分析而言，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应该界定为公共管理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当前学术界应该从公共管理这一学科定位出发，对我国廉政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未来展望，以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全貌。

二是反腐败是廉政理论研究的最核心议题么？前文分析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最核心的议题是反腐败，在知识脉络上来看，其知识是以反腐败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逐步推演和展开研究的。从公共管理的价值分析角度来看，反腐败并不具有终极意义，反腐败更多地应作为工具理性存在，至少廉洁的价值意义要高于反腐败的价值意义，因为任何反腐败行为并不以自身为追求，而是以廉洁行为为追求，正是为了实现廉洁，反腐败才有价值和意义。反腐败追求的伦理结果是尽可能地消除与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相违背的恶行，但是恶行被抑制并不意味着善行的出现，因此，廉政建设不仅要实现不敢腐、不能腐，更要实现不想腐，廉洁行为的培育应该成为廉政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正如A.C.Gebel通过对透明国际话语的分析，指出透明国际过度强调制度建设工程和加强监督、控制，不应仅仅局限在“控制”腐败行为，而应该将廉洁界定为遵守规则的道德行为。[17]而从前文分析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同样也是高度聚焦反腐败这一核心议题，而对廉政文化、廉洁行为培育等廉洁议题的关注度严重不足。在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中，廉洁行为培育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道德行为而被行政伦理学者所关注和研究；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则被作为一种官德或领导干部道德素质而纳入到政治伦理学者和党建研究者视野中，这实际上表现为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内容上的割裂，即当前廉政理论研究者主要关注反腐败策略，而行政伦理学者、政治伦理学者和党建学者则主要关注廉洁的道德素质和行为。所以，从知识的逻辑体系上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至少应该将其概念体系建立在廉洁和反腐败两个基础之上，实现这两个基础的融合，并以此推动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瓶颈突破和创新发展。

三是我国廉政理论研究与西方廉政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是从西方引入的，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向的廉政理论研究必然不可避免地涉及本土化与西方理论的关系问题。根据前文分析，我国学者们主要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人性假设，对反腐败的制度、公权力、监督制约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控制”腐败行为的研究视角明显带有西方理论的底色。这与肖汉宇、公婷对SSCI文献综述的结论是一致的：“西方文献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治制度是影响国家腐败水平的重要因素。”[18]并且西方学者力图将这一观点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如A. Ogus从西方发达国家腐败治理的规制路径出发，在监管机构和程序上提出了使得规制方法在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作用的策略；[19]S. Pillay 、R. Kluvers以民主发展地区为案例证实了制度视角研究腐败及其治理的有效性；[20]公权力无疑是反腐败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而民主制度也是保障公权力合理运行的有效机制之一。但是，在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理论成果时，我们首先应明确的基本问题是：西方学者所谓的“民主制度”是什么？这一民主制度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现实需要？显然，廉政建设高度依赖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廉政理论研究也必然首先要明确所处的制度前提，因为“不存在单一有效率的政策选择，只存在对应于每一种可能的既定制度条件下的某种有效率的政策选择”[21]。因此，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必须进一步突破西方民主理论框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根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

四是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问题。廉政理论研究“是一个问题导向的领域，因而解决问题、指导实践自然成为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首要使命”[22]。但是，“目前学界对如何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仍然了解不多”[18]。虽然如前文所述，二十年来，党代会和党建工作推动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发展，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看，学术界主要关注对党和政府廉政建设实践热点的理论阐释，具体表现为理论层的研究成果丰富，而工具层、部门层、领域层相对较少，特别是地域层更是研究不足。因此应更多地针对特定领域、特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提供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各级地方政府是我国廉政建设任务的具体承担者和效果的直接体现者，特别需要通过廉政理论研究来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从二十年来研究前沿和热点、研究基础和核心内容的分析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对党建工作的理论阐释中，其关注点并未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如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主要议题，仅在核心内容分析中出现了八项规定、巡视、两个责任等，而以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等为代表的重要议题则在关键词共现和核心内容中出现频率不高，表明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虽然以党建实践为导向，但是对党建议题的关注视野仍显狭窄，在将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到廉政理论研究中仍有较大空间。因此，在实践导向方面，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应以更广阔的视野吸纳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议题，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维贯彻其中，探讨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如何将治国理政的发展战略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廉洁政府建设，努力建构全面建设廉洁政府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