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家
——读《仅仅是起点：项德生新闻论文集》而想到的

□ 文/李 彬

内容提要 作者从《仅仅是起点：项德生新闻论文集》一书谈起，反思当前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中的一系列问题。作者认为，项德生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新闻教育造就的是“顶天立地”的人这一观点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新闻教育既要使人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熟悉国情民情，扎根在群众实践之中；既有必要从小入手，但也必须大处着眼，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与基本国情教育的有机统一。

一

2018年5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项德生教授八十华诞之际，由他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带过的学生郑保卫教授策划，汇集其一生学术精华的《仅仅是起点：项德生新闻论文集》（以下简称《起点》），在新华出版社付梓。同时，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了“项德生教授新闻教育与学术思想研讨会”，我由于时间冲突未能与会，遗憾之余只得写去书面致辞并请张举玺院长转达，其中说道：

项老师毕业于我国首屈一指的新闻学府，出身革命世家，继承红色基因，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专业水平，是共和国新一代新闻学大家，如今名满天下的郑保卫教授当年也曾受教于他。凭着这样的水平以及对新闻的热情，项老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思想精深，卓有建树，而且把当年建系不过十年的郑州大学新闻系一举推向当时国内新闻教育的一流之列。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项老师几乎同期调入刚组建的郑州大学新闻系。他先任副系主任，后任系主任，直至1994年突患重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而我也于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可谓“同进同退”。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1998年，我博士毕业，调离郑州大学，曾经看望辞别项老师，没想到此一别竟然过去二十多年。看到项老师银发苍颜的照片，想到当年他提携奖掖我辈后学的历历情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个人的成长自然离不开天分与努力，同时也离不开种种偶然必然的外在影响，只不过有些影响需要岁月沉淀才能显现出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幸运地相继遇到梁洪浩、项德生、方汉奇、范敬宜等“贵人”，而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守正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共产党、共和国、共产主义真心诚意的信仰；“新”是扎扎实实、本本分分地探求真知，追求真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创新而不趋新。读《起点》，这个印象尤为鲜明。正如原《求是》副主编朱峻峰所言，项老师“具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和理论素质，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新闻的敏锐性，而且具有理论的深刻性”。一位正在清华做访问学者的高校青年教师读到此书，也不由感叹“视野极其宏阔，方法文理并举”。

二

我当年亲炙项老师的教诲，对此自然感触更深。这里，我无力对他的学术生涯及其贡献予以全面评价，只想就书中的新闻教育论述略作阐发。在我看来，项老师不仅是一位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而且也是颇具战略意识、战略眼光、战略思维的新闻教育家。也正是凭借这样的战略意识，他主政时期拿到硕士学位授权点，成就了郑州大学新闻系早期的一段光辉历史。可惜我本性愚笨，后知后觉，当年只意识到这些成就的外在意义，犹如眼下不少新闻院系追求各种外在指标一样，而经历了世事沧桑才多少理解他的新闻教育理想所蕴含的“灵魂”，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针对新闻教育提出的目标——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今年是新中国七十华诞，七十年风雨沧桑表明新闻教育的一切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论专业设置还是教学计划及其课程内容，也无论研究项目、核心期刊还是学术活动、头衔奖项，以及引进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先进实验室、实习基地等，都应该也必须围绕这个唯一目标。只有如此，中国新闻教育才有“灵魂”，否则，再高大上、国际化，再峨冠博带、法相庄严，都难免“失魂落魄”，甚或“没有灵魂”。项德生教授以及陈望道、罗列、何微、范敬宜等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家的过人之处，正在于此，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无不围绕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仅从《起点》有关新闻教育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到这种“战略地带的开阔”，从而与“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新闻教育及其“精致的平庸”划出了楚河汉界。

三十年前，他在《关于大学新闻教育的一些思考》一文中，曾提出四个“一些”的主张，也就是同其他专业如中文、历史、哲学等相比，新闻专业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政治素质更高一些，社会活动能力更强一些，知识面更广一些，笔头更快一些。其中，政治素质又居首位，“新闻教育一定要把培养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放在第一位”。同时，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指望通过四年大学生活，使一个年轻幼稚的高中毕业生成长为文武全才的新闻战士，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良好愿望。这里，需要明确两点：一是明确大学新闻教育培养的是一支特殊队伍，是政治素质相当高，业务能力相当强，在多种考验面前都能过得硬的人才；二是明确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大学教育只是其中一环，而新闻教育要把好大学教育这一环。

▲ 图为1995年作者和项德生（右）在参加庆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四十周年活动时的合影。（作者供图）

为此，他反复强调培养“马克思主义记者”，只有这方面“上路”，才能称得上“合格”，否则就不“合格”。新闻学子固然需要练习写作，甚至文采出众，他也一直主张，“新闻系的大学生熟读和背诵上百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要求他们没完没了地练习写作，练就一支生花妙笔”。但是，我们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记者，第一位的不是造就笔杆子，而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如果新闻教育“重业务，轻政治”，那么，不仅误人子弟，而且可能祸国殃民：“对学生毕业后尽快上路极为不利，并且还会因为一些人易走邪路而祸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他的远见相对于时下一些新闻教育的偏差，更有深刻意味并富有针对 性。

三

那么，大学四年怎么培养政治合格的记者呢？他提出三点主张：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二要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三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各种社会问题——“这应当是贯穿四年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训练”。在他看来，“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要有了这样的思维能力和思维习惯，他们就有了深刻理解和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就有可能自觉地在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走出学校后经过一段实践锻炼就能很快上路。”多年来，新闻教育界不时感叹我们的名记者太少，一直呼唤名记者大量涌现。那么，名记者从哪里来呢？项老师的看法是：

培养社会主义的名记者更重要的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国情教育，并使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使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学着像我们党那样观察社会和思考问题，即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我们才能造就大方向正确，又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记者……不学习党的基本理论，不去熟悉国情民情，与党的政策心存隔膜，就很难有人上路，更甭谈出什么名记者了。

他提出新闻系的学生在校四年，至少精读十几部马列主义原典，如《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且需一读再读。一位饱经风霜的新闻界前辈还曾嘱告他：应当组织新闻系高年级学生读读《资本论》。这些年来，我在清华追随范敬宜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过程中，也深感原典经典的意义。一位本硕博均在清华的女生，读博后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感叹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高屋建瓴又鞭辟入里的文字，真有醍醐灌顶的畅快。事实上，注重原典经典一直是新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如即将迎来建系九十年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向奉行“两典一笔”之说，即一位合格的新闻学子应该具有马列经典、文史经典和笔力的基础。

除了阅读精读原典，项老师还强调政治理论要联系当前实际，敢于回答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他说，一不组织学生读马列原著，二不触及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这样的教育肯定苍白无力。如何触及重大现实问题？他提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前的一个有益经验，一边坚持让学生读原著，一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堂讨论：“无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都联系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学生的思想实际，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任课教师、政治辅导员乃至新闻系的党政领导，都和学生坐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凡是通过讨论学过的基本理论，都理解得更深，记得更牢，常常是终生难忘，一直指导着受教育者的言行。”

四

除了政治理论课，专业课教学也应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各种新闻现象，“无论是新闻理论、中外新闻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事件，还是采写编评等业务活动中的基本法则，都不能停留在一般描述上或就事论事的业务圈子里，都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予理论性的解释和透彻的说明。”他主讲“新闻学原理”之际，正是八九十年代政治思潮汹涌起伏之际，下一代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混乱令他吃惊，忧心如焚。东欧剧变时，学生坦率而尖锐提出的一些问题，更使他坐立不安。他觉得，如果回避这些问题，那么，不仅“新闻学原理”讲不下去，而且对学生们正在进行的反思必定产生恶性影响。于是，他经过认真准备，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讲授了十个问题（见《起点·郑州大学新闻系党政领导联系东欧事态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这十个问题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展开，显示了开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厚的理论素养。由于他的讲授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说理透辟，在学生中引起广泛共鸣。有同学问他：“老师，你为什么苦口婆心，费这么大劲，给我们讲这些道理？”他的回答——教给学生“一些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之“更冷静些，理智些，看问题更全面些，科学些”，从而避免重蹈苏东覆辙——同样显示了一种政治家的深远目光和战略地带的开阔。

项老师的殷忧与预见，一度在某种层面显现出来，新闻教育也不例外。注重专业课上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点今天尤为重要。随着十八大以后春风徐来，越来越多新闻院系开始扭转“去政治化”的偏差，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就是一例。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应该看到，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只是一门课程的事情，只要开了这门课、开好这门课就万事大吉，而忽略大量专业课是否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专业课上“去政治化”，以及“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恐怕更多、更普遍。这些问题早已根深蒂固，仅靠一门马新观课程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而且，由于大量专业课往往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脱离现实，意识形态上自觉不自觉显现“非马克思主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结果难免对“思政课”以及“马新观”的正能量形成消解之势。正如项德生教授三十年前就具体指出的：

应当说，在课堂上有意向学生散布系统露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人，是极少有的，但在大气候的作用下，自觉不自觉地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倾向还是值得警惕的。比如，在最近若干年里，我们热心于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最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适用于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传播活动。的确，这些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我们曾经因为蔑视它们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研究这些超阶级、跨时代的活动规律，并向学生讲授，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对于纠正置普遍规律于不顾的“左”倾蛮干是有特殊作用的。然而，若是过分热心研究和讲授这些抽象得过分稀薄的东西，而忽视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具体性和当今时代不可超越的阶级性，新闻教育的导向就会发生政治性偏差。其结果，是学生们偏离或根本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分析新闻现象和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方法，看不到资本主义新闻活动和社会主义新闻活动的原则区别。

再如，他谈到的研究方法问题，更点中当下新闻院系的一个要害。如今，不少新闻院系把一套源于美国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方法奉若神明，有的新闻学院大一新生就学所谓“研究方法”，好像一旦掌握这套方法，就可以打开新闻传播规律的大门——洞天石扉，訇然中开。其实，具体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而非独此一家，而各种方法无非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已，既然是工具，适用即可。科学家钱伟长说过：“做一番事业，用的工具要恰到好处，目的是解决问题。就像屠夫杀猪要用好刀，但这把刀刚好就行，不要整天磨刀，欣赏刀，磨得多好啊！那是刀匠的事。”即使就“屠夫的事”而言，时新的方法充其量也只是有助于探究新知，而往往无关乎追求真理，更无关马克思主义真理，如所谓“价值中立”云云。项老师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战略眼光，指出这一情况及其危害：

对这些方法作用不能夸大，要向学生说明它们的适用范围，不能把现代科学方法和传统科学方法对立起来，更不能给学生造成一个错觉，似乎只有这种方法灵，其他方法都不中用了。尤其需要向学生反复说明，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一切方法都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所有的方法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统摄下，才能恰当而有力地发挥其局部性作用。教师们不仅要这么讲，而且要这么做，让学生清清楚楚地看出，老师们切切实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尊于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并卓有成效。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一原则，就会无形中降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权威性，冲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信仰。如果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我们的新闻专业教学就能做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虚与实的统一，造就出能够尽快上路、又红又专的新闻人才。应当说，新闻专业课教学发挥这一作用的余地还相当大，需要弥补的欠缺还相当多。

三十年后猛回头，现在看来“发挥这一作用的余地”似乎所剩无几，而“需要弥补的欠缺”却如女娲补天。仅看一点，即知大概。项老师希望学生们大学四年至少精读十几部马列原典，而如今能够精读一部几万字的《共产党宣言》的老师恐怕都不在多数。同样，四十年前甘惜分指导第一批硕士生时，要求他们通读马恩全集，而如今众多博士生能翻翻《共产党宣言》的怕也寥寥。相反，一些“非马”乃至“反马”的东西却俨然一直大行其道，如冷战斗士施拉姆及其《报刊的四种理论》等著述，至今仍在学界颇受推崇。当然，此类问题的根源不在学生，甚或也不在学者或学院，而在一些体制机制的主导性作用，如随波逐流的“国际接轨”、对标美国的“一流大学”、盲目跟风的“英文发表”等。再如黄宗智指出的问题：“如今中国的学术管理者已经完全采纳WOS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的科学主义学术评估方法，并把其官僚化到当代的美国学者都不能想象的地步。”所谓WOS，就是流行的C刊、影响因子等。随便翻检一下有关方面的办学指标、评估指标，看看其中还有多少同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相关，又有多少“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程恩富），就怨不得学者学子竞相“去政治化”了。

总而言之，按照项老师的主张，社会主义新闻教育造就的是“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在于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地”在于熟悉国情民情，扎根在群众实践之中。新闻教育当然不能不从小处入手，如时下的媒体融合，但必须大处着眼，大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与基本国情教育的有机统一。如果新闻教育抓不住这个“大关节”而仅仅关注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环节，就真可谓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了。

项德生教授做过解放区的儿童团团长，大学毕业后留校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期间还在部队做过指导员，父母又是三八式老干部，近亲中还有曾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者。这样的经历和背景难以复制，但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专业荣誉感满腔热忱培养学生，一心一意提携后进的精神，又是可以继承发扬的。如果新时代有一大批项老师这样“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正心诚意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守正创新之人，并能根治有碍守正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那么，何愁造就不出一批又一批“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