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尺度分析框架下的北京老城胡同空间景观设计正义
——基于高温脆弱性视角

唐 燕

陈 恺*

邵旭涛

1 气候变化视角下景观设计的正义维度

气候适宜性设计是通过多元设计手段来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洪亮平等[1]研究了适应气候变化的规划要素构成，倪敏东等[2]提出了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规划设计手段，宋彦等[3]分析了响应气候变化的政府实施机制，为气候适宜性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已有研究常忽略和缺少基于“空间正义”维度的适宜性设计思考。

总体上，从气候变化角度探讨景观设计的正义性首先需要回答“何为正义”以及“谁的正义”。从20世纪60年代戴维斯(Bleddyn Davies)的“领域正义”(territorial justice)到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Henri Lefevre)关于空间社会属性和“空间生产”的探讨，再到20世纪80年代皮里(Gordon H.Pirie)明确提出的“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等，“正义”作为一种指导分配的价值理念，已和特定的空间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也与这些特定空间的规划设计行为建立起了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因此，景观设计正义是以空间系统为载体，向特定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公共服务，满足其具体需求为目标的景观设计活动。中国2013年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出“要在战略规划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重点针对脆弱领域、脆弱区域和脆弱人群开展适应行动”，即从“正义”维度提出了脆弱人群在气候变化响应中的重要性。

2 景观设计应对城市高温热浪的挑战：从“空间失配”走向“空间匹配”

作为典型的气候变化现象，高温热浪突显了社会内部的“不平衡”与“不正义”。高温热浪①是持续性高温引发人、动植物难以忍受和适应环境的一种天气过程，它严重威胁着人体的身心健康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夏季席卷欧洲的高温热浪事件导致3万余人死亡，1999—2009年美国极端高温共导致7 800人死亡，占气候灾害致死人数比例的24%[4]。在同等的高温天气下，高温热浪影响表现出明显的人群差异性以及人群所处的空间差异性：就人群特征而言，老年人、婴幼儿、患病病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通常属于高脆弱人群；就空间特征而言，高脆弱群体往往又身处或更接近高温暴露的主要区域，加剧了其遭受高温热浪影响的可能性，凸显了高温热浪影响居民健康的“空间失衡”。有学者对纽约、芝加哥、洛杉矶[5]、巴尔的摩市[6]、中国香港[7]等多个城市进行分析，均得到了低收入、低学历群体和少数族裔聚集的社区高温热浪期间气温(或地表温度)更高的结论。有研究发现高脆弱人群所处的社区通常建筑密度较高，绿色植被不足，缺少屋顶反光材料、水池等可降低局部气温的设施[8]。有研究认为高脆弱人群受收入水平所限，无法负担绿植的维护成本，造成调节气温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无法正常发挥[9]。

过度的环境破坏、资源配置不合理等人为因素会进一步增加城市地区的脆弱性[10]。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研究显示，低收入和有色人群在临时住所中居留的时间更长，低收入群体聚居的区域重建进程更为缓慢，许多原住民迟迟不能重返家园[11]。在上海中心城区，老人、失业者更难接近公共绿地，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享有更优的公共绿地可达性[12]。

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贾巴林(Yosef Jabareen)认为在极端天气等气候灾害的防灾、减灾和救灾的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应该向高脆弱人群倾斜(实现“空间匹配”)，否则“空间失配”的资源供给方式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13]。由此可见，针对道路、水体、绿化等城市开放空间的景观设计，不仅要实现美化城市环境、提供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等目标，还要满足公平正义和多元利益平衡等社会诉求，将正义导向的景观设计作为应对城市高温热浪的重要工具——这在我国的城市实践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用。

图1 高温脆弱性视角下的胡同空间景观设计研究路线

基于此，本文选取高温热浪这一典型的气候变化现象，以北京中心城区为例，通过由大至小的层层解剖来探索面向“空间正义”与“气候适宜性”的老城胡同空间景观设计策略，研究覆盖了“城市(中心城区)-街区(大栅栏地区)-街巷(胡同空间)”3个尺度，方法包括基于数字技术的“定量评价”和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分析”(图1)。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在城市尺度上定量分析识别出北京中心城区的高温脆弱性空间，结果表明，脆弱性显著偏高的老城片区是大栅栏地区和椿树地区；然后，研究通过实地调研等途径，寻找大栅栏地区开放空间的类型构成和胡同景观设计的问题与不足，进而提出北京老城胡同空间的景观设计正义需求及其响应举措。研究结果显示，景观设计对于降温资源的提供和分配，应在判别不同利益主体能力和需求差异的基础上，更多地向脆弱地区和脆弱人群倾斜。

3 北京中心城区的高温脆弱性空间识别：大栅栏地区脆弱性显著

为揭示北京中心城区内高温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差异，本文参考国际上高温脆弱性评价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借鉴IPCC报告的气候变化脆弱性概念[14]、维赫米(Olga V Wilhelmi)等的极端高温脆弱性评价框架[15]、兰考(Patricia Romero-Lankao)等的指标可信度评价[16]，从高温暴露度、居民敏感性和居民适应能力②3个维度筛选出认同度较高的十余项指标，结合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评判指标的“本地”适用性、增补反映“本地”特征的先验指标或实证指标)，构建了北京中心城区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综合考量北京高温热浪发生的时间、指标数据源的可获取性等条件，研究选取2015年的单次高温热浪事件(7月12—14日)为时空节点，以北京中心城区各个街道的管辖范围为统计单元开展定量评价与空间识别。研究先将多源数据预处理为所需指标；进而，采用熵权法③分别定义信息熵和熵权，得到各指标权重分配；最后，采用函数关系式对3个维度的指数进行综合，得到中心城区高温脆弱性的最终评价结果。主要函数关系公式如下：

表1 北京中心城区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结果如图2所示，中心城区的高温脆弱性整体上呈现“外低内高”和“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距城市中心越远，脆弱性越低；极低、低和较低脆弱性街道单元均分布在城区的外围地带；高和极高脆弱性街道单元几乎全部集中在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其中，极高脆弱性街道单元集中在西城区的大栅栏地区和椿树地区。因此，下文选择最为典型的大栅栏地区及其胡同街巷作为研究的中观和微观对象。

4 大栅栏地区的公共开放空间构成与胡同现状调查

街巷和绿地等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是帮助居民减缓和适应高温的重要资源：一方面，绿地植被具有调节气温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高居民的热舒适度；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是配置防灾减灾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数量供给、空间分布、景观设计等与应对高温热浪息息相关。故而，公共开放空间等降温资源的布局和景观设计应当在惠及全体居民的基础上，适当地向社会脆弱群体倾斜，实现真正的“空间匹配”。

图2 北京中心城区高温脆弱性评价结果

图3 胡同是大栅栏地区主要的公共开放空间构成要素

通过图3的空间示意不难发现，大栅栏地区属于典型的历史文化街区，四合院建筑密集分布，区域内公共开放空间的主要类型为“胡同”，其他成规模的绿化与水体等极为少见。因此研究以胡同作为景观设计的深入剖析对象，通过资料整理、田野调查、居民访谈等，试图发掘高热脆弱性地区的空间及人群特征，为正义导向的高温热浪应对设计奠定基础。

1)居民特征。根据已有文献研究，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老龄化与学龄化趋势明显，京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混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地居民与外来从事低端产业的流动人口数量大，总体呈现本地人老龄化和外地人年轻化态势[17]，这一现象虽然在“人口疏解”的政策下有所减缓，但是本地人老龄化的特征仍十分显著。

2)胡同绿化。大栅栏地区的集中绿植多位于楼房社区或零散分布于院落内部。整个高脆弱区以老旧建筑组成的大杂院为主，建筑密度大，胡同绿植主要分布在街巷两侧且绿植质量参差不齐。除极少量胡同绿树成荫外，大多数胡同受空间所限，绿植以树池、攀缘植物、盆景等形式为主(图4-1)，部分胡同绿植极其欠缺(图4-2)。

3)街道家具。受胡同两侧的空间所限，区域内少有集中式的公共活动空间，近期整理腾退后的一些建筑后退空间部分改造为公共活动场地，供居民或游客休息停留。胡同中街道家具的布置以树池、长凳为主，但是部分长凳等休息设施距院落入口较远，部分设施白天长期位于阳光直射位置，诸如此类原因导致街道家具的居民使用率不高(图5-1)。在一些稍微宽敞的胡同空间中，虽单独设置有树池以加强公共空间的美观，但却未在周边提供休息设施，影响了居民对公共空间更为充分的参与性使用(图5-2)。

4)居民习惯。利用百度街景观察高温天气下的居民行为特征。如图6所示，高温天气下，外出乘凉的大多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多选择在住所附近的树荫或遮阳篷下乘凉，院落门前会放置座椅、盆景、攀缘植物等，营造出一个较为舒适的纳凉场所，这表征了老年人应对高温天气的一些自主行为选择。

5 正义导向的胡同景观设计与高温热浪应对行动

通过分析与调查可知，建筑密度大、公共空间匮乏是大栅栏地区的典型特征，一些改造后的公共空间和休憩设施由于缺少精细化设计，易造成使用率不高等问题。为充分发挥胡同作为城市活动、消暑纳凉场所和宜人景观的空间载体作用，借助科学合理的景观设计改善历史地段的城市热环境，基于正义导向的胡同景观设计提升与高温热浪应对行动可以重点考虑以下4个方面。

1)公众建议征集行动。针对大栅栏地区本地老龄化现象，重点调查和收集老年群体的需求建议，发动老年群体参与到大栅栏地区的景观提升设计中。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培养弱势群体的参与主动性，来保证他们的参与正义；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宣传教育，使弱势群体有能力识别现状环境的不足和问题所在，进而提出具体需求。

2)胡同增绿提质行动。建议从使用类型(如公共游憩型、居住型和商业型等)、可建设空间等方面开展评估，分类分级提出胡同增绿的建设指引。可从景观配置(如高低搭配)、种植类型(如乔灌结合)等角度入手，通过“微环境塑造”和“微空间整治”加强胡同绿植对气温调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图7)；采取设计竞赛、社会实践、社区活动等方式，增加胡同增绿提质行动的社会参与和关注程度，建立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居民等组建的胡同绿化建设与维护监督机制。

3)纳凉空间营建行动。针对公共休憩设施使用率不高的现象，胡同中的纳凉空间营建行动需从设计和实施2个层面加以实现：在设计层面，重新配置胡同公共空间的设计要素，构建“绿植+遮阴+休憩设施”的纳凉空间，例如，对白天处于直晒环境中的休憩设施，增加棚架绿化或凉棚等构筑物；纳凉空间的位置可尽量靠近院落入口，便于老年人使用。在实施层面，考虑到部分居民已自行在院落入口搭建纳凉场所等，政府可通过鼓励、宣传等手段，引导居民依照设计指引自建或改建院落前区为纳凉空间。

图4 大栅栏地区胡同两侧的绿植分布现状

图6 大栅栏地区老年人外出纳凉的行为习惯(引自百度街景)

图7 大栅栏街区的胡同增绿提质行动指引

4)“避难”地图普及行动。在高温天气，脆弱人群尤其是老年人更偏向选择外出纳凉，但是如果室外纳凉环境不佳，有可能适得其反。快速到达纳凉中心，缩短高温暴露时间格外重要。因此，借助胡同空间构建“避难”路线和“避难”地图，通过设置永久性纳凉中心和临时性纳凉中心在夏季高温热浪期间提供室内降温、祛暑药品和饮用水等，可以有效帮助居民适应高温气候。此外，还应积极向居民和社区医生宣传、普及高温热浪期间中暑或其他突发情况下的自救手段，合理配备自救设备，以弥补急救车、救护资源等因胡同狭窄而无法及时到达的隐患。

正义导向的胡同景观设计成效，同时还取决于更大尺度的城市建设情况与相应的热胁迫缓减策略。就胡同与其周边环境而言，胡同两侧地域需要持续贯彻“疏解建绿、拆违还绿”等行动，新增绿化空间等的布局应充分考虑与城市各层级通风廊道的连通，以降低片区整体建筑密度、增加植被覆盖面积和改善局地微气候。就街区环境而言，规划应对策略重点在于对老城人口和功能的有效疏解，以舒缓城市空间和建设强度，降低城市热岛效应，解决大栅栏历史街区中人口、经济、社会活动过分聚集和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就中心城区环境而言，策略一方面应侧重对建筑密度、高度、体量等的合理控制，建设城市通风廊道以促进城市内部的气流循环，特别是通过由城市中轴线形成的城市主通风廊道和前门东西大街形成的城市次级通风廊道来带走大栅栏地区的高热；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优化建构，具体包括强化城市山水格局、增加城市开放空间、完善防洪防涝体系、优化生态基础设施及生态网络、实施低冲击开发等。

6 结语

综上所述，北京作为高温热浪影响相对显著的城市，需要在城市建设和景观设计中着重考虑开放空间建设的空间正义性。本研究显示，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大栅栏地区表现出极高的高温脆弱性。通过对大栅栏地区街巷空间的建成环境、居民活动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胡同景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脆弱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应对高温热浪的活动需求。基于此，本文建议实施以胡同增绿提质、纳凉空间营建为主的景观设计行动，辅以公众意见征集行动、避难地图普及行动等高温热浪应对行动，并落实更大尺度层面的拆违建绿、疏解整治、通风廊道打造和生态系统优化等规划设计对策，从而有效提升以改善热环境为导向的胡同空间景观设计正义性。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注释：

① 我国气象局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时称为高温天气，持续3天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称之为高温热浪。

② 暴露度指人群与高温灾害的空间邻近程度。敏感性指人群能承受高温灾害影响的最大程度。适应能力指人群为适应或应对高温灾害而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

③ 熵最初来自热力学系统，后引入信息论，表征信息源中信号的不确定性，称为信息熵。信息熵熵值越大，代表传递的信息不确定性越高，影响决策的程度越小。所以，熵权法是根据信息熵熵值所表征的不确定性判断指标影响决策的程度，进而得到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即权重。百度街景获取时间是2017年7月3日白天，当日最高气温35℃，对高温天气下居民的行为习惯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