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持下农户参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意愿分析

才玉石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站，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34)

全世界每年林业有害生物综合发生面积高达3 500万hm2[1]，仅外来入侵的有害生物造成的全球损失每年至少70亿美元，消耗超过69亿的卫生防御成本[2]，我国每年因林业有害生物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达1 100亿元[3]，致使有害生物被认为是全球最昂贵的动物群体，威胁着林业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影响农户生计及经济收益[4]。为此我国先后采取了自然抵御、化学防治、综合治理到生态化防治等措施[5]，仅2017年全国投入防治资金合计42.15亿元[6]，用以缓解病虫害对我国林木造成的损失。近年逐渐提出社会化防治模式，在政府扶持下，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生态补偿及提供护林员岗位等机制，激励农户参与生态化防治工程，建立基层直接上报疫情系统，形成社会化监督机制，从而改善农户生计，提高防治效率[7]。

针对社会化防治及农户参与意愿，国内外学者做了相关研究，探索建立社区共管防治模式[8]，将森林系统、管理系统及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建立耦合机制[9]，激励森林经营者在政府扶持下参与防治，得出在美国中部地区有91%的农户愿意合作防治[10]，农户通过采取综合防治、接受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分别可使净回报率及家庭净收入增加24.5%和48%[11-13]，且更会注意减少农药对环境及健康带来的风险，与间伐、焚烧等方式相结合，控制病虫害暴发，维护生物多样性[14]。尤其自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增加了林农对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及苗木种植技术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需求[15]，我国逐渐探索“政府监管-市场化经营-群众参与”的林业生物灾害防控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组建防治公司、防治专业队、专业技术协会，吸纳农户成为防治体系的一员，缓解防治技术及人员紧缺的压力[16]；利用市场化金融手段，引入林权抵押贷款的防治投入机制，构建新型信贷平台，拓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投入资金渠道，保障农户收益，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3]；鼓励林农购买森林保险，建立森林保险巨灾风险机制[17,18]，完善森林病虫害诊断及害虫预报专家系统，满足普及林农病虫害常识的需要[19]，通过不断完善的防治服务体系配套政策，可使农户参与意愿增加两倍以上[20]。

通过文献整理可知，以往的相关研究多针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参与意愿占比、参与方式、参与后农户收益及存在的不足进行探索，对影响农户参与的内部激励与外部驱动因素分析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在可持续生计框架背景下[21]，选取陕西秦岭地区的4个资源环境丰富且开展了扶贫项目的典型县，从农户生计状况、森林资源依赖、损失程度感知及对政府管理满意度4个大方面着手，分析在政府扶持下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驱动因素及影响程度，为有针对性地从农户层面改善我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陕西秦岭地区是我国自然地理上一条重要的南北分界线，蕴含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同时也是我国林业有害生物多发地区之一，2017年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面积39.74万hm2，广泛分布于国家重点生态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林业重点工作建设区等，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30 亿元[6,22]，且随着经济贸易发展及气候变化，使病虫害适生性增强，被称为“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病逐渐入侵陕西，给名松、古柏及动植物栖息造成严重威胁[23]。课题组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户访谈，考虑灾害损失及农户生计水平差异，通过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结合的方式，选取周至、洋县、太白、宁陕等县的18个乡(镇)，共发放回收调查963份问卷，有效问卷855份。

2.2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参与意愿受经营效益预期值、农林业依赖性及对生态系统相关知识储备等因素影响[10]，并根据陕西省实际调查情况，从影响农户参与的内部因素及外部激励作用进行分析，结合多维贫困指数(UNDP)和可持续生计框架(DFID)构建指标[24]，采用熵值法计算多维生计系数、森林依赖度等内部拉动机制及损失程度感知、政府满意度等外部刺激因素，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分析由内外差异性综合作用下，影响农户参与社会化防治的主要影响因素。

2.3 变量选取

根据联立方程模型，选择4个内生变量及11个外生变量为主要评价指标，为更客观描述农户在区域内生产特征及生计状态，建立综合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对指标赋值，如多维生计系数受到农户年均收入、林地面积、人均房屋面积、房屋建筑结构、牲畜、车辆及通讯设备等因素综合影响，测算得到(A1)，同理测度森林依赖系数(2)、林业有害生物致灾损失程度感知(A4)及村庄满意度(D1)(表1)，对变量进行均值、标准误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综合测度的内生变量同时又会受到相应外生变量影响，因此建立模型进一步分析相应的影响因素。

表1 政府扶持下的农户参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意愿评价指标

注：LU(livestock units)为牲畜单位，1 LU=1头牛，1.25匹马，2.78头驴，4只猪，5只羊，20只鸡；CU(Communication units)为通讯设备单位，1 CU=1台电视，1.25台电脑，5部手机；TU(Transportation units)为交通工具单位，1 TU=1辆汽车，2辆拖拉机，5辆摩托车，10辆三轮车[25-27](sharp, 2003; Parker,2012; Duan,2017); *, **, ***分别代表显著性为10%，5%，1%。

2.4 构建联立方程模型

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似不相关回归相结合，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提高评价效率，解决变量之间内生性问题，分析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津贴补助及相应扶持政策下农户参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意愿，表达式分别为：

Y1=β1+α1lnA1+α2lnA2+α3lnA3+α4lnA4+μ1

(1)

lnA1=β2+α5F1+α6F2+α7F3+α8F4+α9F5+μ2

(2)

LnA2=β3+α10G1+α11G2+α12G3+α13G4+α14G5+μ3

(3)

lnA3=β4+α15H1+μ4

(4)

其中因变量为政府扶持下农户参与防治意愿(Y1)，预期受到农户生计状况(A1)、森林依赖度(A2)、政府管理满意度(A3)及致灾损失感知程度(A4)影响，由此构建方程(1)；内生变量农户多维生计系数(A1)又受到教育程度(F1)、健康状况(F2)、农户年龄(F3)、家中劳动力数量(F4)及林地管理模式(F5)影响，构成方程(2)；同理，预期森林依赖度(A2)受林地质量(G1)、林地坡度(G2)、生计类型(G3)、距公路距离 (G4)及距家距离 (G5)影响，构建方程(3)；及预期对村庄的满意度(H1)会影响到对政府管理的满意度(A3)，因此构建方程(4)，形成联立方程模型。受外生变量分别影响的内生变量，又会对政府扶持农户参与意愿的因变量产生综合影响，从而使测度结果更贴近实际情况，其中到、到、到分别为相应系数、常数项及标准误,为减少模型波动，将内生变量对数化(ln)，表示弹性，增强内生变量模型的经济解释意义。

3 政府扶持下农户参与防治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陕西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共145种，其中经济林危害占比较重，近年扶贫项目鼓励农户种植红枣、核桃、板栗、花椒等经济林，经济林病虫害发生面积达9.574万hm2，广泛分布于全省。为缓解政府单一防治的资金及人员紧缺等压力，逐渐形成三种形式的社会化防治模式，第一种是政府组织体系内森防站及林场职工，形成应急防治专业队159个，负责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应急处置、减灾控灾及技术培训等；第二种由政府组织当地民工，成立社会化防治专业队228个，针对防治季节性强、时间短及任务单一等特点，根据防治需求经过短期培训后上岗，按照天数或防治工作量计酬；第三种由经济林农户自发形成合作社形式，成立社会化服务组织11个，开展联防联治，统一买药、统一防治等[6]。因此，亟需从农户角度分析参与防治意愿及影响因素，了解现阶段社会化防治在农户层面的发展现状。

3.1 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通过对数据分析获取到，该地区农户对灾害有感知的占46.1%，其中虫灾感知占69.2%，在对于感知到虫灾的农户中，已经采取防治措施占51.1%，仅为总人数的16.4%；如果政府采取激励措施，参与人数将增加到54.9%。现阶段购买森林保险人数仅有13%，其中获得过赔偿的占48.6%，占总人数的6.3%，说明面对较重的虫灾，陕西地区农户自发参与防治意愿不强，但如果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会极大调动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一方面体现农户对于政府管理的信任程度，以及对虫灾带来损失的认知，现阶段农户对林地资源减损的防护意识有待增强，金融保险等社会化保障机制还不能惠及林农。

3.2 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

由表2可知，构建的联立方程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0.01)，且多维生计系数、森林依赖度、管理满意度及损失感知对政府激励下农户参与意愿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户的森林依赖度和生计状况影响程度较大。具体而言，农户健康状况及单户经营形式会对多维生计系数产生2.8%和5%的显著正向影响；林地质量较好的林农分别会在4.9%和2.4%正向增加对森林依赖度；农户对村庄满意程度会在14.6%的程度上影响对政府管理的信任程度，从而参与到在政府扶持下的防治组织。

由此可见，身体健康且单户经营的农户在该区域生计状况相对较好，良好的生活状况使农户有充足的启动资金用于林农生产，且会选择林地质量较好的林地种植经济林，从而增加林农经营收益及森林依赖度，使农户更有意愿从利润中抽取部分资金用于病虫害防治或投入时间及劳动力降低病虫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农户生活的村庄生态、经济及政治环境会直接影响到农户对于政府管理的信任及满意程度，环境越好越会有意愿加入政府组织下的防治机构获取经济收益，以改善生计质量。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考虑到林农对森林资源依赖程度，制定合理的激励措施，提高农户生计状况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使用生态化防治措施，减缓防治不当对生态环境及野生动植物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针对政府扶持下农户参与防治的形式，一方面是参与政府组织的社会化专业防治队，获取报酬作为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农户响应政府号召，在自家经营的林地上进行生态化防治，针对两种形式及农户参与防治特征，得出如下结论：1)在陕西地区农户对政府管理较信任。通过政府扶持项目，使农户参与防治意愿增加38.5%，具备推行社会化防治模式的社会信任基础；对于感知到病虫害损失、生活状况较好且具有较高森林依赖度的林农更有意愿加入政府组织下的防治工作。2)政府采取的社会化防治措施有待提高。现阶段还处于初级阶段，从农户选拔、到技术培训及生态化防治意识的传播与发生损失的赔付保险机制，均需要在政府层面加以完善，在保障农户利益的同时，提高社会化防治效率及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减少因不施药带来的经济损失及不当施药导致的生态破坏。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对于政府组织的专业社会化防治队，不仅从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农户中选拔，对于生计状况相对较弱的林农，可适当结合扶贫项目，为贫困户提供生态岗位，并定期组织培训，增加兼职农户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使防治经验可以持续连贯。第二，对于农户自发防治部分，同样需要有专业技术培训，与提供经济林木配套提供生态化防治药物及防治技术，采取综合措施激励并规范农户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完善社会化防治制度体系，保障农户利益。第三，对重点疫区或参与疫木除治的林农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从而在改善农户生计的同时，提高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效率。

表2 政府激励机制下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注：*,和***分别代表显著性在10%,5%和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