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子兵法》中的地利思想

卢允雷

摘 要：《孙子兵法》是一部优秀的军事著作，学人多以军事战略、辩证思维、具体战术等方面进行论述，而对书中的地利思想涉及较少。对地利的运用方面，《地形篇》、《九地篇》中表述的最为突显。地理环境对战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还需要天时与人和的配合。针对《孙子兵法》中的地利思想，探讨其在文中的表现，对后世的兵学著作，以及战例的运用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孙子兵法》；地利思想；影响

《孙子兵法》对后世兵学、战争谋略、地利思想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书以来受到国内外统治者、将领、学人重视。相关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都有大量论述，而山东“孙子研究”、“滨州学院学报”成为研究孙子本人和《孙子兵法》的重地，由于上述研究过于繁多，不再赘述。学界有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进行了总结，除每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相关会议综述外，熊剑平阐述了1949年至2010年的研究现状[1]，指出译注类作品质量不佳问题。付红红阐述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以及二战后研究的领域[2]；苏桂亮论述了《孙子兵法》的东传，特别对日本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对于西方的研究也有大量论述[3]。以上多以总结军事研究，也包括一些企业管理等领域研究的梳理，但对地利思想的运用研究不多。邱剑敏认为“针对不同的地缘态势，孙子提出了相应的处置之道”[4]，从地缘方面研究孙子的战略。阎盛国认为顾祖禹的军事地理思想是对《孙子兵法》继承与超越[5]，论述了军事地理对顾祖禹的影响。笔者先探讨成书年代，后论述地利思想在文中的体现，再探讨地利思想的影响和运用。

一、成书之疑

司马迁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由春秋齐国人孙武所著，“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6]，然而对《孙子兵法》篇数、成书年代以及孙武本人，学界多有质疑和讨论①。汉朝班固就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吴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而宋人叶适则认为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7]；钱穆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8]。究其质疑原因是因为同时代文献对这一著作记载较少，《荀子·议兵篇》、《韩非子·五蠹篇》等文献中只有少量记载，而司马迁的《史记》又不尽详细，另外兵法中内容所反应的时代特征与其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冲突，这也是“怀疑之说”不断的根源之一。但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载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史料，基本上可以停息了对这一著作的争论。

二、地利思想体现

孙子在计篇中说：“兵者，国之大事”[9]1。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兵者凶器也，这关乎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国君和将帅不能不重视。但是欲要用兵并且达到用兵的目的，其涉及因素诸多，不仅需要天时、人和，而且也需要地利。所谓“地利”即地理上的有利形勢，也可以说是地理上的优势。对于《孙子兵法》这一专门讨论军事的著作，不仅处处表现出军事战略思想，而地理因素在军事成败和政治兴衰中的地位，也贯穿全文的始终，时时突显地利的重要性。但这并不代表“地理决定论”，也不代表地理在战争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而是每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是在多个因素交织下得以完成。故而，在论述本文主旨之前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前提。《孙子兵法》十三篇分是《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十三篇以“‘先胜——全胜——战胜的逻辑构建了以‘胜为核心的战争理论体系”[11]，前六篇是为投入战斗做好准备，是“先胜”；中间五篇，是投入战斗篇，为“全胜”；后两篇是运用技能篇，无论在战场上用的是“火攻”或“水攻”，还是在战后敌方启用间谍，都是包含一定的技术。从《孙子兵法》十三篇名看满满都是军事思想，与地利的联系很少。实则不是，十三篇中几乎都有和地利相关的内容，只是隐藏在于战略中间。

《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一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9]1-3。开头出现的两个“地”字，第一个是强调“兵者”的利害关系，没有涉及地利；而第二个“地”字，是“下知地利”，即知道利用地理的优势。孙子在文中继续解释“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9]9，而后曹操等人都言及到地形、地势、远近、险易、广狭等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计篇，是战争前筹划军事战略，分析利弊，剖析地利等。《作战篇》，论证了战争与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9]36，由此可知战争规模大，战距长，所以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但是随着战争时间的拉锯，交战双方消耗会越来越大，所以孙子在兵法中表明要速战速决。但是如何消耗而又能速战速决呢？只有“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9]45。即夺取对方的粮草补给自己，把运输物资线的“远”转化为“近”，消除补给空间的不利，由此才可以胜敌而自己又不被削弱。《谋攻篇》是战斗的宏观战略，总的来说与敌军开战，要最大胜利就是不战而让对方直接投降，这也是战争中最高的境界。而“用兵”最后的选择方式就是攻城。攻城，“张预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师费财，兼亦所害者多，是为攻之下者”[9]60，这是决策者“用兵”的最后一种选择。孙子在此篇最后写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杜牧对此解释为“以我之地，料敌之地。校量已定，优劣短长皆先见之，然后兵起，故有百战百胜也”[9]79。而“以我之地，料敌之地”，所要考量的就是战场地理情况，只有较好的熟悉作战地理环境，将领们才可利用地利，作出正确的决策。

《形篇》，李零认为“‘形含有形象、形体等意，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诸因素。它主要同实力的概念、优势的概念有关”[12]。孙子在这一篇中强调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先要增强自己的实力，而判断实力强弱与否，就是判断是采取进攻还是防守的策略。然而“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进而“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李筌注释说“夫善用兵者，守则深壁；攻其城，则尚橦棚、云梯、土山、地道；陈，则左川泽、右丘陵，背孤向虚，从疑击间；善战者，掎角势连，首尾相应”[9]88，就是说如果攻不能得胜，就要利用城高墙厚的有利形势防御；而可胜就要借助攻城的工具进行攻击，列如垒土山，挖地道，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地利”，有助于攻势。篇中又有“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9]90，而对于“九地”、“九天”的理解钮先钟认为“只是一种修辞上的形容，所谓‘九天、‘九地并无特殊意义”[13]，但是曹操，李筌，杜牧等人都对‘九天、‘九地作出注释[9]90，基本上可以认为“九天”、“九地”是天像的“动”与地利的“静”相结合，是具有因时因地制宜的实事求是思想。“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9]97。“度”就是丈量土地，“地生度”就是计量国土大小，山河险易，道里迂指，与敌人的情况做一对比再决定是否出兵。《势篇》紧随《形篇》之后，孙子如此安排是存在一定逻辑的，李筌注释道“陈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势，故以是篇次之”，篇中论述的“奇正之术”，是作战战术。“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9]111，奇正之术配以天时地利，虚实结合，则变化无穷。在《虚实篇》中，孙子阐述完虚实后发出感慨“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9]149在虚实中知战之地、战之时，即是要掌握战场的时空性条件，转换攻守之势，用以奇正之术，抵消敌方众多兵力的优势。对于战之地王皙有注释“必先知地利敌情，然后以兵法之度量，计其远近，知其空虚，审敌趣应之所及战期也”[9]150，然后就可以千里会战。列如马陵之战，就是孙膑诱导庞涓日暮至于此，借助这里的地理优势，消灭了他。

三、地利思想的再體现

《九变篇》中“变”就是不拘常规，因事而变，因空间的转变而变化，把不利转化为有利。而对于空间的描述，就是一种“变”，孙子有言“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9]211。“圮地”为低地，多水且军队驻扎容易被困，不适合宿营，需变通；“衢地”为四通八达之地，无险可守，适合结交同盟；“绝地”是一种没有饮水、牧马、采樵的地方，不宜久留；“围地则谋”指的是自己所处的地方为艰险之地，又与敌人相持，需要使用奇谋，这样才不会被敌人围歼；“死地则战”是指处于一种不战就会被歼灭的绝境，把绝境转化成精神压力，然后才会激发求生的动力，进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途有所不由”指的是有些通道为险狭之路，敌方可能会利用地理优势在此设伏，所以不要途径这里。“军有所不击”“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说的是对于一种“鸡肋”之地，又无险可守；或者对于一种城小而又坚固的县邑，得之利薄，所以没有必要攻城略地。而“故将通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说的将领不拘常规，以战场上的时间和地理条件的转变而做出变通；反之，即便得地利，也不会起到作用，反而可能使自己处于一种不利的状态。

《行军篇》是关于军队在行军中宿营和窥察敌情的内容，讨论在战场上有关战术、技术的实际问题。有涉及关于在山谷、河流、沼泽、平陆之地的军事安排，及怎样利用这种地理环境。对于丘陵设防，则必须居于它的阳面，背靠着它，这样才可以用兵获利。而碰到绝涧、天井、天隙等地形应快速离开，防止被伏袭。另外，行军途中遇见险阻、葭苇、山林等地形和植被区域，要谨慎的观察搜索，因为这样的地方会有益于敌军的伏兵藏匿。孙子在这一篇中对于行军“相敌”，列举出了三十多种情况，多以依据地形地貌的利弊而做出判断，进而实施相应的策略。在最后孙子告诫统治者，即使拥有天时地利，而政不通、人不和，就不要贸然做出的军事行动，慎战。《地形篇》和《九地篇》是最能体现《孙子兵法》的地利思想的篇章。在《地形篇》中写到：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9]271

孙子先说六种地形，并解释六种地形的概念，强调地形的重要性，然后阐述不同的地形应对的战术原则，即每一种战术对应一种地形，借助地利达到攻守的目的。最后又告诫为将者，必须要知道这六种地形，以及对应的策略。关于《地形篇》和《九地篇》所体现的军事地利的思想和成就，黄扑民说过“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有关军事地形学的精辟转文，与本书中专门阐述兵要地理（战略地理）的《九地篇》一起，构成了兵圣孙武军事地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弥足珍贵，价值永恒”[14]。在《地形篇》最后，孙子总结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李筌注释“人事、天时、地利，三者同知，这百战百胜”[9]287。熟悉自己的情况，而又了解对手的战略，再加上内部政通人和，用以天时地利，就可以战无不胜了。《九地篇》和《地形篇》一样，也是对军事地形的探讨，但是不同的是前者是从战场作战的角度划分六种地形，而“九地”则是对于行军和进入敌军境内所处的九种地形的探讨。“九地”分别是“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孙子也给出了“九地”的概念，并且对以不同的战地给出了不同战法的指导。总体上是对整个战地的描述，是一种立足于战略地理的高度，并放眼战略全局，围绕诸侯争霸战争中出现的新特点和需要，对于不同的战争地形作出的基本指导原则。

《火攻篇》中选择火攻还是水击，都要考虑天象，选择特殊的地理环境，否则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战术会失效。对于《用间篇》，不仅要弄清楚敌方的战略意图，战术，选将情况等，还要绘画出对方军事防御地图，熟知对方的地形，有助于战争开展。《孙子兵法》每一篇都有军事地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已经融入于战争的每一处，伴随战争的整个过程。只要利用的合理，战争就会事半功倍。

四、地利思想的影响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系统庞大，内容博大精深的军事学著作，他的创立对后人兵学的思考开辟了无数的法门。显然这一巨作对于后世的兵书著述树立了典范，以及对后世的战争起着战略上的指导作用。从给《孙子兵法》做注的人来看，不乏有像曹操这样的帝王，像李筌这样的军事理论家，像杜佑这样的史学家，像杜牧这样的诗人等，他们都对《孙子兵法》进行过研读和注释。其中曹操的注释影响最大，这是因为曹操开了为《孙子兵法》做注释的先河，曹操既博览兵书，也帅军作战，用兵料敌制胜，变化无穷。他不仅是《孙子兵法》的注释者，还是《孙子兵法》的实践者，“‘其行军用师，大较以孙、吴之法，而因势设奇，谲敌致胜，变化如神。足证曹操以武称雄，仰赖子《孙子兵法》者甚多”[15]，对于行军用兵有其独特的见解。

对于《孙子兵法》中地利思想借鉴最多的当属明末的顾祖禹，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道“夫伦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16]。第一个“妙”字评论孙子的兵学造诣高，第二个“妙”字评论孙子重视地利，对孙子极为佩服。而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以两京十三司为纲，比较精辟的论述了这些地区的历史沿革，以及叙述了历代州域形势，阐述军事和地理的结合，并列举所描述疆域的历代战例，提醒谋国者重视地利的军事价值。由此可知顾祖禹把孙子的地利思想融会贯通了自己的著作之中。

而把《孫子兵法》中的地利思想发挥到极致的当属毛泽东[17]。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对于战争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是运动战集大成者，最早且系统的提出该作战策略及具体要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毛泽东提出运动战，其要义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无论是运动战还是游击战，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借助地形上有利优势而选择的灵活性战术。而对于运动战术的运用，最著名的战役就是四渡赤水河，这一战术的实施，极大地迷惑了敌人，并且隐藏了工农红军的战略意图，最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游击战术，借助有利的地形地势发起伏击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等，为战争赢得了胜利。总之《孙子兵法》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关于地利思想，除对兵学著作的创作影响外，还有对具体战术的影响。

五、余论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非常杰出的军事著作，虽然仅有不到七千字，但是内容博大且精深，其理论体系丰富而深刻，对于战争的整个过程论述精辟，并且开创性的记载了关于间谍的运用，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兵学经典之一。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所体现的不仅有大的战略思想、辩证思维、具体的战术运用，还有融会贯通于全文的军事地利思想。对于大战略思想的讨论则是对整个战争的“权”和“谋”；而对于战术思想的论述则是“形”和“势”，以及“虚实”和“奇正”的妙用；对于军事地理的表述，孙子在《地形篇》和《九地篇》中做了最好的诠释。当然兵法中对于地利思想的体现不仅仅在这两篇，而是巧妙地融会贯通在整个“用兵”的过程之中。当然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有地利作用的结果，还有其他诸多因素的有利配合。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这个道理。

注释：

①对《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孙子本人的疑问，宋人陈振孙《书录解题》，民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有论述；1972年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基本可信。近年来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在其著作里都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论断，如：吴如嵩、魏鸿的《汉简两<孙子>与<孙子兵法>研究》等多有阐述。

参考文献：

[1]熊剑平.新中国成立以来<孙子兵法>文献学研究综述[J].滨州学院学报，2011，（5）：71-75.

[2]付红红.日本《孙子兵法》研究百年综述[J].滨州学院学报，2014，（5）：79-83.

[3]苏桂亮.《孙子兵法》域外传播研究——以书籍流通为中心[J].滨州学院学报，2017，（1）：11-20.

[4]邱剑敏.孙子的地缘思想[J].滨州学院学报，2017，（1）：4-39.

[5]阎盛国.顾祖禹对《孙子兵法》军事地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61.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7：2631.

[7]叶适.习学记言[M].北京：中华书局，1977：675.

[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

[9]孙武撰.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杨伯峻编著.春秋左氏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861.

[11]于汝波.试论《孙子兵法》以“胜”为核心的战争理论体系[J].南开学报，1994（6）：15-23.

[12]李零.吴孙子发微（典藏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4：29.

[13]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6：58.

[14]黄扑民撰.孙子兵法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7.

[15]龚留柱.武学圣典——《孙子兵法》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113.

[16]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14-15.

[17]董志伟.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与超越[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