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舆论场话语权的回归、分化与重振

王路坦

摘 要：全媒体传播模式下，信息繁荣伴随高度信息失真，共享平台催生信息茧房，议题设置泛化下正负效应叠加，打造众声喧哗的全媒体舆论图景。舆论与技术的高度耦合推动话语权全面回归，在舆论场力量格局的再分配中走向二次分化。话语权的“贫富分化”加剧舆论场间的对立，消解官方主流话语权威;话语权的非理性使用激化社会矛盾，蚕食社会公共信任资源。重振全媒体舆论场主流话语权，务必提高媒体公共性自觉意识，打造舆论场“有限的公共领域”，探索分众化机制吸纳特殊群体，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

关键词：全媒体;舆论;话语权;传播;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D64;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3-0133-08

一、喧嚣的全媒体场域

场域理论最初见于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1966年的《论知识分子场及其创造性规划》一文。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由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1]全媒体场域即这样的一个“小世界”：由从事言论活动的人群在全媒体空间公开发表意见、表达观念态度、展现情绪行为所构成的具有特定逻辑关系的时空环境。全媒体场域依托信息传播技术及其衍生文化，打造出媒体场、心理场和社会场交互共生的空间构型。当信息繁荣与信息失真相伴，共享开放与信息茧房共生，议题设置的正负效应叠加，全媒体舆论场成为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场所，加剧了话语权的较量与争夺，并为其嬗变埋下诱因。表达自由与言论解放的表象下，是话语平等的乌托邦，还是民主繁荣的泡沫，都是这个喧嚣时代不容回避的课题。

（一）信息繁荣与信息失真

信源的多样性和交互性打造出信息繁荣的传播体验，同时带来碎片化、失真程度高的媒介图景。不同于传统报纸、图书等纸质媒介，现代人只需与网络联通就可以畅享海量信息。互联网摆脱版面容量和发行数量的限制，Bit作为“信息的DNA”Bit：又称比特，是计算机存储信息的最小单位，称之为字位。，将文字、图片、视频等一切可以转化为数字的资源储存起来，并以“bit per second”为单位的速度传播。《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可以输入电脑以文档或图片的形式储存在小小的U盘里，电视栏目从开办到停播的所有录影可以搜索获取，海量信息资源不但前所未有的“轻巧”，而且能够随意“携带”。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数据存储设备自身容量已经相当庞大，而互联网覆盖全球，理论上可以获取所有光纤联通的终端资源。网络全时空的传播特性赋予各个终端即时更新、下载和上传功能，移动终端的普及进一步加快传播频率。早在1995年，尼葛洛·庞帝描述数字化时代时就这样说道：“数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庙堂式”的信息传播藩篱，移动终端普及使海量信息全面共享，赋予沟通无限可能。

信息繁荣的同时是不确定性的弥散，充斥于生产、发布到接收的各个环节。新媒体中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广受大众青睐，每个使用者都是信息生产主体，任何置身于媒体空间且有表达意愿的人都是潜在的信息接收者和发布者。“社会性媒体中的信息或者内容，普遍可以转化为‘源;普通个人可以有选择地‘聚合所需要的‘源，汇聚成个性化定制的信息之‘流。”[3]以自媒体传播为例，受信息容量限制，语言表达以“短平快”为特征，换取注意力资源。用表情符号和网络短语组成的信息缺乏逻辑与章法，以碎片化形式在主体间传播。公众通过非系统的零散讯息了解事态，用浅层次的思维姿态分析评鉴，对碎片信息二次评论并转发。经过多级“意见流”传播，信息丧失连贯性与完整性，信息的错位与变异无法系统建构、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正如威尔伯·施拉姆所言：“传播本身没有生命，唯有人们在传播关系中注入其中的讯息。讯息本身没有意义，唯有人们注入其中的意义。”[4]传受双方在媒介素养、知识背景等方面的随机性，天然地决定了信息内容的不确定性與高度失真的可能性。

（二）共享平台与信息茧房

新媒体私人化、匿名化、低门槛的特点天然地蕴含平等精神，共享开放的传播环境有利于打造平等的舆论场所，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为公共领域构建提供技术支撑。传统媒体时期“传统媒体时期”是一个相对概念。在本文中是指没有互联网参与的，以报刊、广播、电视、宣传栏等传统大众传播方式为主的时期。单向、封闭、垂直的信息传播模式以及行政管理惯习造成话语权高度集中，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对社会成员而言，个人观点见诸报端被传播的机会微乎其微，媒体是“庙堂”般的存在，神圣威严、秩序井然。新媒体传播赋予社会成员前所未有的发言权，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片处理软件、视频录制工具、文档编辑模板、社交软件和移动终端，只需轻触鼠标或屏幕就可以完成信息制作，并进行点对点或点对面的传播[5]，广泛的个体化传播改变了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现代信息网络覆盖下，公众传播地位大幅提升，低门槛的准入制度使全媒体更像一个热闹喧哗的“市集”：公众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匿名传播使“市集”参与者抛开现实社会交往中的职业、地位、年龄、性别等附加关系，构建一个无关身份地位、个性气质、话语权平等的互动交流平台，增加自由言论安全感。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重燃人们对于公共领域的期盼：公民有意愿并且有渠道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

另一方面，全媒体提供公共化空间内的私人化应用，通过个人定制服务、协同过滤机制和搜索引擎打造出“私人订制”的用户体验。这种个人信息需求的定向满足和社交关系的自我选择加剧信息窄化，“信息茧房”成为舆论场滋生非理性因子的温房，催生偏激观念并走向群体极化。人类的社会化本性决定了个体有组成同质化群体的偏好，全媒体用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人物或话题进行关注，既解决海量资讯与有限注意力的矛盾，又易于形成价值理念舒适圈。搜索引擎和协作过滤双管齐下，框定信息获取的类型和范围，用户目之所及是被强化了的相似信息，打造出同质化、单一化的信息环境。对个体而言，信息失衡加剧了思想狭隘和观念固守，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经剪裁过后的图景，干扰精神生产和价值判断;对群体而言，相似的观点在舆论场中易受情绪化主导，被煽动言论左右，将民粹化的舆论力量推向极致。信息窄化的结果是同质群体的聚集，禁锢于信息茧房的群体缺乏理性思辨，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影响舆论生态。

（三）议题设置的正负效应

传统媒体时期，相对封闭的精英式信息生产系统以及权威媒体的垄断地位，决定了组织议题与舆论管控的有效性。新媒体时期，议题设置泛化，一方面，为党和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突发事件中发布信息、澄清认识、引领舆论提供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可能沦为不法分子制造谣言、混淆视听、扩大矛盾、蛊惑人心的谋利手段。权威媒体从社会效益出发，选择时事政治、国际关系、国计民生等方面急需民众关注的热点，通过深入考证、实地调查和严密编排，以无限接近事实为原则设置议题，及时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并引导舆论发展方向。新媒体平台综合文字、音效、图片、视频等多元表现形式为议题设置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觉效果，重要议题可用高亮、飘窗、弹幕等方式吸引受众注意力，多链接特性极大扩充重要议题的信息容量。例如光明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及其客户端都开通了“热点专题”，重大新闻或突发事件一经发生，点取相关专题下的链接就可以跟踪事件进展，浏览最新信息并在线交流评论。新媒体后台对用户评论与点“赞”数量进行数据分析，跟进公众的关注偏好及立场态度，在后续报道中及时释疑解惑，引导舆论进程。另外，官方媒体的权威优势能够邀请各行各界专家学者、新闻当事人等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专业解读，引导舆论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全媒体为官方媒体整合社会资源、引导舆论、增进共识提供平台，同时也为不法分子激化社会矛盾、夸大阶级对立、对抗权威带来便利。议题报道的频率和强度决定议题的受关注程度，新媒体平台裂变式的传播速度可在短时间内将事件或观点推至峰值，为舆论造势。不法分子利用新媒体平台，在突发事件或强弱冲突事件中，采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等手法裁剪事实真相，发布有倾向性、甚至篡改的信息，致使公共信任资源大量流失。除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诋毁党和政府外，部分媒介素养缺乏者通过解构红色经典、恶搞严肃话题吸引眼球，热衷于炒作，沉溺于戏说，滥用言论自由，挑战传播行为边界，污染传播环境。“千万条道路中却没有道路，千万个目的中却没有目的”[6]，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为低俗表达和恶意攻击提供了技术支持，各种为民请愿式的、示威性的言论在舆论场大行其道，各种试图以浅薄言论博取关注度的舆论明星层出不穷，围观、点赞、转发等传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表达者的存在感和成就感，共同推动着众声喧哗的媒体场景。

二、媒体场域话语权的嬗变

场域中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较量的对抗，旨在维系或变更场域中的力量格局。“资本”和“惯习”资本即场域中流通和竞争的资源，包括经济、社会关系网络、文化和象征等基本类型。惯习体现为思维、认知与行动机模。支配竞争的走向，反映在舆论场即话语权的分配。

（一）话语权的回归——从传统媒体到全媒体

传统媒体时期的媒体话语建立在金字塔型的结构上，传播方式采用自上而下和由少到多的单向渠道，对思想和舆论的统合力强，占有媒体话语的权威地位。党和政府全面调配传媒行业的人力物力，如广播信号发射设备，通讯社、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岗位安排等。广播电视台的影视摄像器材具有专业性和垄断性，普通社会成员接触不到媒体行业的制作流程，无法参与新闻栏目的内容编辑，话语权掌握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精英阶层手中，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全媒体的出现颠覆了这一结构，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网络数字电视甚至智能手表为代表的混媒终端，提供多样化媒体业务。信息传播脱离传统媒介环境下孤立媒体介质的表现形式，摆脱对静态传播路径的依赖，信息生产与接收无缝对接，“时空离距”被无限压缩，即时全景的信息交互传播成为现实。开放的传播平台驱动信息聚合与分散双向交互进行，话语权力的传统社会分配格局被打破，传统媒体“庙堂式”的等级传播结构被消解，全媒体舆论场成为多元观点与个性表达竞相展露的“江湖”[7]。巨大的场动力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激活了欲望情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复杂传播，单向度传播被淘汰，传授关系呈现显著的互动性。

混媒终端普及、信息生产主体泛化、全时全景的传播体验以及共享开放的传播模式带来话语权力的自我赋权，媒体话语权回归大众。在微博、微信、论坛、个人电台、微视频等开放平台和讨论空间，只要有表达的欲望就可以发声，曾经精英阶层才能接触到的话语权被无限下放，普通大众的自我表达全面实现。“公民记者”已经不是新鲜词汇，越来越多没有接受专业新闻训练的个体加入社会观察和信息传布的行列，话语空间极大拓展，传播地位大幅提升。由于信息生产主体多元化、成分复杂化，部分信息内容脱离传媒规范、机构规制和社会责任的束缚，全媒体传播中漂浮着大量的个人主观言论、情绪化的标签、未经证实的信息片段以及轻率的政治判断。虽然全媒体舆论场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话语权的回归满足了大众表达自我的需要，最大限度扩展个体所能达到的社交范围，开辟了民主政治和宣传工作的新路径，提供了重塑公共性精神的可能性平台。

（二）话语权的分化——全媒体深度发展阶段

全媒体舆论场低门槛的准入制度和私人化的表达渠道，在发展初期被寄予公共领域理想模型的厚望，言论自由、享受平权成为全媒体舆论场的代名词。随着数字化传播手段的普及和深度发展，全媒体舆论场中的“渠道”作为场域资本不再具备显性优势，主导性资本脱离场域结构的内在关系支配，与个体现实的社会资源、身份地位、专业知识以及网络交往能力高度正相关。单纯的表达自由不再是场动力的资本原点，通过引导、控制的方式达到某种可能性能力的“话语表达”才拥有“权力”[8]。换言之，话语权“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9]，达到影响他人乃至社会的目的。反映在全媒体舆论场，语言因为地位和资本的不同具有多种言说方式，同等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不能带来同等的现实影响力，舆论场的优势地位与主动权不斷分割变换，权力差别就此体现，话语权产生二次分化。

1.舆论场中话语权的“贫富差距”

全媒体参与式传播模式在转让话语权利的同时催生出特殊群体，意见领袖、公知分子和网络红人等在话语资源的享有与分配上占据优势地位，复制了传统媒体时期精英阶层的话语权垄断。大部分特殊群体以“利益无关性”的标签打造自身言论“独立性”，拥有较高的关注度与点击量，在资源获取、观点引导、关系维持以及议题调配上享有主动权。与新媒体裂变式的传播特性相叠加，“领袖”意见的舆论影响力和主导力被高度强化，话语权被二次分化，普通民众看似平等的意见表达被淹没在海量信息之中。

舆论场中话语权的“贫富差距”一目了然。在新浪和腾讯两大微博平台上，拥有10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1.9万个，获得100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3 300个，高达1 000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200个。在对全国大学生微博用户使用调查数据中显示，来自用户的原创信息低于40%，而60%以上的微博资讯显示为转发，其中80%来源于“大V”账户。由此可见，全媒体场域中为数不多的意见领袖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传播力。值得注意的是，93%的“大V”账号之间相互关注，网状联系推动影响力以指数递增。用户关注度超过10万的微博账号相当于一家中小媒体，粉丝超过百万的账号相当于省级电视台的传播影响力，相比之下，普通个体在全媒体平台的发声力度几乎可以忽略。以新浪微博为例，关注度排名前六位的粉丝人数均超5 000万，也就是说，这些微博“大V”的受众覆盖面远远超过《人民日报》。普通民众作为关注者，在接收、评论、转发知名账号信息时加剧了话语权的分化，知名账号的信息内容进一步扩散，带动知名度不断提升，而普通民众仍然是传播链上没有实际影响力的一环。高关注度带来高评论量和转发量，为维护优势场域资本，更加注重平台维护和个性打造。传播平台与言论“寡头”相互扶持，进一步加剧话语权的分化。

2.话语权失衡加剧舆论场间的对立

传统媒体时期精英阶层掌握舆论场话语权，“宣传模式”下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被新兴媒介的“交流模式”分化重组，形成了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媒体从来不是自由的，即便在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取得的不过是白宫划定权限内的自由。受经济集团、政治团体控制的媒体，呈现给大众的是不同利益诉求博弈后的媒介事实。传统媒体时期，新闻报道内嵌于政治逻辑，经过风险过滤和把关人审查，官方话语脱离社会舆论，大众对主流媒体报道的惯性怀疑成为信息遮蔽时期特有的认知图式。进入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垄断话语权一经解构，惯性怀疑加剧大众对官方话语的叛逆性解读。民间舆论场的主体是活跃在网络空间的普通大众，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消极因素的直接承受者，就业压力、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生存情境和现实经验构成“平民

精英”二元对立认知框架。大众在接收媒体内容时依据知识结构和选择性心理机制，加入个体经验进行二次解读，嵌入固定成见的认知图式在筛选客体信息时，针对精英阶层的权威言行有潜在逆反心理，演化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二元对立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民间舆论场话语权两极分化，特殊群体占据话语主动权，极大影响公众的态度观点和舆论倾向。部分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深谙此道，受眼球经济的逻辑驱使，迎合大众逆反心理，宣扬反主流、反权威、反传统言论，放大社会冲突与矛盾，加深民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危机，加剧两个舆论场的对立态势。

3.话语权的非理性使用激化社会矛盾

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意指这样一种现象：舆论场中多数人认同的集体意识形成意见气候，在意见气候的压力下，人作为群体性动物本能地寻求同质群体，受从众心理影响产生趋同行为，相反的意见趋于沉默或妥协。滚雪球效应使强势方更加坚定，而沉默方愈发无声，形成“沉默的螺旋”。掌握民间舆论场话语权的特殊群体，其观点意见可以轻易进入公众视野并产生影响，在全媒体裂变式的传播速度下短时间内成为主导观点，持有相反意见的个体受从众心理支配，为获取群体安全感和存在感会趋向附和主导意见。即使持有相反观点，由于缺少“意见流”中的优势地位，最终在主导推手制造的信息大潮中“被沉默”。可以说，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其影响力“一小撮人就可以限制个体的批判精神”[10]。在市场细分与信息茧房效应的叠加下，舆论场呈现对异己观点低包容度和对主导观点强依赖性的现象，拥有话语权的特殊群体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

特殊群体作为舆论引导主体，应当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为社会知觉和集体意识的塑造提供正能量。当前舆论场中的部分特殊群体缺少理性共识，依靠非理性言论换取注意力资源，争夺话语权。在信息爆炸的全媒体空间，平淡的表达难以维持高关注度，舆论操纵者紧抓社会痛点，用有倾向性的言论抢夺转发量，不断刷新公众对虚假言论的承受底线，扰乱媒体传播秩序，污染民主协商的舆论环境，消减社会公共信任资源。更有甚者利用仇官仇富心理，用道德绑架干预司法程序，利用网络文化的泛娱乐化倾向，恶搞严肃话题、戏谑精英文化，把低级趣味当通俗易懂，把哗众取宠当生动活泼，随着意志的消弭和精神的畸变，不断挤榨主流话语空间。在信息查证的高成本和高技术性的掩护下，特殊群体的言论从题材到立场都以有利可图为原则，非理性表达游走于法律和道德之间，无视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极大地挤占健康向上的言论空间。“譬如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当舆论空间的正气、理智、平和被暴戾、浮躁和阴暗替代，更易激化社会矛盾，降低公众对官方权威话语权的情感认同，干扰社会和谐，影响政治稳定。

三、重振全媒体舆论场主流话语权

舆论场话语权的二次分化，不但消减主流话语权的统领力，更易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裂因素。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力，重塑舆论场公共性精神，加快对特殊群体的政治吸纳，实现话语权的良性配置，重振主流话语权势在必行。

（一）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阐释力，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微观生活范式

“不自强而者，天下未有之也。”打铁还需自身硬，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务必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力。“应该严格地分清：群众对目的究竟‘关注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与社会成员日常化的理论需求难以对接，造成政治信仰真空和远大理想淡化。面对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吗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到底在哪里等疑惑和迷茫，急需加快理论创新。将理论建设的重心放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上来，用新概念和新范畴来涵盖中国经济新变化，为群众理解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内核。只有理論上彻底，才能令人信服，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力，还要解答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问题，引导人们关注日常生活的意义，培育公民意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并不否定个人价值观，抑制个人独特性。集体主义语境下的个性是与全社会和谐共存的个性，不是自私自利损害他人的个性;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牺牲个人利益，而是激励每个人在为实现美好理想、国家富强的锐意进取中，不断自我充盈的个体发展。从生活的主流、人民的愿望出发，发表能够引发共鸣的观点，宣传令人豁然开朗的主张。同时在实践领域，关注民生、倾听民意，重视日常生活矛盾发生频率高、公众意见大的领域，围绕就业、医疗、住房、电信诈骗、青少年信息污染等民意集中的问题制定政策和制度。鲁迅讲过：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够将空言打得粉碎。没有扎扎实实的服务和成果，空谈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反而会使民众产生抵触和逆反心理。因此，要加大政策解读力度，在处理、引导现实问题和思想困惑解答中渗透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微观生活范式，引起公众情感上的共鸣，落实为群众“立言”的话语权。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力，构建意识形态领域微观生活范式，需要打造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生命力和理论张力被计划时代命令式的话语风格打上烙印，造成公众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假大空”和“党八股”的刻板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意识形态推广讲究“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也就是意识形态要在“潜移默化中入心入脑”。内容上，可通过协商式表达、平等化言说的方式，把信条、理想、口号、党的理念润物细无声地嵌入不同阶层和群体，构建中国本土式表达，融入中华文化中的俗语、耳熟能详的典故以及生活实践中的新概念，特别是全媒体空间传递积极意义的新词汇和新表达，用丰富、亲切的语言展现思想魅力。形式上，选择影响力强的媒体平台和应用程序，一方面，打造弘扬主旋律的影视剧集和文学艺术作品，提高纪录片制作水平和推广力度。全媒体时代浅阅读的信息获取习惯不利于逻辑严密、需要大量篇幅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公众更容易接受影像观赏的方式。用长时段的叙事方式解读中国近代史、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整体性强的知识体系，做好纪录片的文案工作，选取新颖视角将主流意识形态娓娓道来，提高普通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借助影视剧集、网络小说、公益广告甚至综艺栏目等载体形式植入主流价值观念，以亲情、爱情、忠贞、坚强、勇敢等人类的美好感情为基调，匡扶媒体文化。例如《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的《夜读》板块，针对现代人生活中关于离别、焦虑、工作、爱情、出身、相貌等产生的迷茫和无奈，每天推送一篇短文给予解惑、支持和鼓励，为培育健康心态扶正抑偏。引领全媒体场域积极向上的微观生活范式，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和体现，同时又能拉升媒体文化品格，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

（二）提高媒体公共性自觉意识，打造全媒体舆论场“有限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从汉娜·阿伦特、查尔斯·泰勒到哈贝马斯，在不同学科学者广泛深入的探讨下，形成具有国际性的理论模型。承载海量信息、全民参与、低门槛、弱管制、高自由的全媒体舆论场，一方面，被赋予“去等级化的协商平台”“公共性政治空间”“公共领域重塑契机”等美好想象;另一方面，承受网络舆论能否承担积极的政治内涵、全媒体空间能否复活理性交流等质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在公共性原则下形成的公共舆论，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12]。根据哈贝马斯理想主义的假设，公共领域承担“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功能，提供开放平等、自由对话、理性辩论的言论空间，公民自觉关注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以“公共的善”来维护普遍利益。

全媒体舆论场开放、匿名等特点与公共领域自由平等的条件相吻合，极大提高了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但充斥个人欲望和情绪化表达的公共空间显然无法上升至公共利益的层面，有违建构公共领域所必须的公共精神和理性原则。依据公共领域理论的理想构型，全媒体舆论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众，出于公共理性精神的主张，以及机会均等的公开协商。当前民间舆论场内部话语权两极分化，挑战公共领域平等协商的实现程度。拥有言说的“权利”并不意味享有同样的话语“权力”，话语权的二次分化重组舆论格局，普通民众看似平等的表达权利尚未达到公共领域要求的赋权。就民众参与能力而言，情感宣泄和常识性判断凌驾于理性审视，复杂的社会问题、严密的司法逻辑往往被简化为“官民”对立，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审慎精神都远没达到公共领域的精义。投射整个全媒体空间，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大众醉心于娱乐八卦和明星绯闻，新兴媒体在市场逻辑支配下发展壮大，日益蚕食昔日权威媒体建立起的行业规范。“网络传播时代各个群体对任何一个社会话题的讨论都难逃依靠宣传手段来聚拢人气的方式，这种状况不仅对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让这些原本引领社会进步的知识精英越发的浮躁和媚俗，而且将关切公众利益的政治议题也统统消费化和媒体化了。”[6]平心而论，全媒体空间仍不失为一个言论自由的理想场所，可视为“有限的公共领域”，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也不应局限在“应然”与“实然”的争辩上，应当落脚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加快完善全媒体舆论场的公共属性，优化媒体舆论格局，扩大主流话语权的生存空間，引导舆论的公正走向。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打造全媒体舆论场“有限的公共领域”，充分发挥权威媒体优势，引导传媒行业提高公共性自觉意识。权威媒体的运营理念受较严格的制度管控和行业约束，在权威性、前瞻性、公共性和引导性上超过一般商业媒体，有效捍卫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对于全媒体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倾向，权威媒体应当加强阵地意识，整合媒体资源和社会资源双重优势，担负代表公众利益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社会使命，抢占被大量私人话题和娱乐内容挤压的公共空间。新闻报道上继续保持内容查证、筛选、审核和编排的准确性与权威性，利用传统媒体全方位、深挖掘的传播优势开展重大主题宣传，充分展示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和社会良好风貌，增强各阶段党和政府主导政策的发声力度，提高主流声音影响力。娱乐类内容重在质量和格调，打造彰显时代精神、契合群众心理的中国故事，为商业媒体树立标杆和榜样，防止“眼球效应”支配下的媒体公共资源浪费。深入思考媒体如何在日益分化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建立最大公约数，担当起优化舆论环境、制造社会共识的责任与使命，重振公共利益至上的媒体格局，构建和谐的公共话语空间。

（三）探索分众化机制管理特殊群体，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

“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对待网媒平台的特殊群体要树立层次思维，坚持区别对待。知识分子在精神产品创造、知识传播、推动社会文明开化中功不可没，但知识分子既可以是主流话语权有力的维护者和阐释者，也可能是最致命的抨击者和分裂者。当前全媒体舆论场中的意见领袖、公知分子等特殊群体，虽然不乏以专业的视角、犀利的言论和睿智的思考来审视社会生活，以高度的社会良知站在客观立场评判是非的正能量，但是，“一批从知识阶层甚至从其他阶层分流出来并塑身到位的文化经纪人、书商、专栏枪手、各种电视剧的制作中心及制作人员、影视歌坛的各种明星等纷纷登台亮相，成为游走于政府、市场和大众之间的‘文化新贵”[6]。这些“文化新贵”怀揣唯心史观和资本主义论调摆出“公知”的姿态“针砭时弊”“为民祈愿”，制造虚假“公意”。特殊群体与媒体组成共生系统，借助媒体平台发声，媒体依靠高识别度的特殊群体提高平台影响力，因此“要积极探索做好新兴媒体、市场化媒体、新文化组织负责人工作的途径办法，探索做好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等工作的途径办法”[13]。

“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对于广大知识分子，首要的是团结，加强政治引导，使他们自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能量，激发他们传承文明、服务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责任感，把个人的命运与党领导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紧密结合起来，培育有社会公责担当的知识分子精英。利用全媒体分众化传播功能，开发分众化管理机制来规范、引导特殊群体的言行，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利用特殊群体做好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对接，同时加大对偏激、非理性，特别是反动言论的预警和处理。尝试在全媒体空间建立行业协会，团结各行业的权威人士，由各级党委牵头、地方媒体配合，依靠行业权威的影响力吸纳特殊群体加入协会。当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出现不实、不良、不法言论时，协会内部应作出快速反应，以专业视角组织讨论，及时与各级分管媒体的政府部门交流探讨，行业主流声音和政府权威报道双管齐下，通过新媒体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及时把控舆论方向，跟踪舆情动态，配合权威解读，做到借力打力，不但可以有效消除不良影响，而且可以巩固舆论场主流话语权，提升主流价值观引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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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mode of omnimedia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prosperity is accompanied by high information distortion; information cocoon house is created by sharing platform，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are superimposed under the generalization of topic setting to create a noisy picture of omnimedia public opinion. The high coupling of public opinion and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full return of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of discourse power intensifie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s and elimina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official mainstream discourse. The irrational use of discourse power intensifie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erodes social public trust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vitalize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power of the media，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media publicity， create a “limited public sphere” of the media，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decentralization， absorb special groups， and cultivate the elite of socialist intellectuals.

Keywords：omnimedia era; consensus; discourse power; mass communication; opinion leader

（編辑：刘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