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意识的重建：他者
——以《疍家女阿张》和《倾城之恋》女主角为例

⊙赵万彬［广州工商学院办公室， 广州 510850］

《疍家女阿张》是澳门土生作家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音译：飞历奇）的一篇短篇小说，之所以将这篇小说和张爱玲的名作《倾城之恋》放在一起对读，是因为这两篇小说有许多相似点。比如，都是关于年轻女子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地一个是半殖民地的香港，一个是半殖民地的澳门，都发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男主角都有西方文化背景，女主角都是在族群内得不到尊重甚至排挤，而在族群外受到尊重，收获爱情；不同点是女主角的身份地位，以及故事的结局。白流苏出身望族，属大家闺秀，最后的结局较为圆满，而疍家女阿张，地位卑贱，结局颇为伤感。两位女主角在遇见爱情、追逐或者挽留爱情的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的呈现离不开男主角这一“他者”的激励或引诱，但自我意识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比如白流苏的圆满结局是因为有了太平洋战争这临门一踹，而阿张的悲情结局则带有宿命色彩，与阿张自我意识的强弱关系不大。

一、在族群内受到排挤

白流苏离了婚寄居在娘家，哥哥嫂嫂从长计议，想让她去给离了婚的丈夫奔丧，过继个侄子过活，实际上就是想赶她出门，减少开支。他们只从经济利益出发却不考虑她后半生的幸福，颇为自私。更让她伤心的是言语上的伤害，被四嫂子骂为“扫帚星”，到母亲那里理论却讨了个没趣。徐太太承诺给她做媒，但全家的精力都在宝络身上，把她的再嫁当成个笑话。她在娘家不被重视，丝毫没有存在感，罪魁祸首就是离婚，离婚成了她的原罪，在信奉“三纲五常”的白公馆里就要低人一等，这极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同时，同族人对她人生下半场庸俗的安排、布局也让她对未来的生活焦虑万分，对这个旧家庭逐渐产生了厌烦甚至要报复的心理，这是她自我意识被激活的动因，若不是哥嫂相逼，她或许会终老在白公馆。阿张与白流苏的大家庭出身不同，人物本身便带有一种先天的漂泊感和卑贱感，先是因为旱灾被父母亲卖给地主老财，后被老疍家女儿买回。虽然她后来融入了疍家人的群落，但她并不真正喜欢水上的生活，只是与在地主老财手中的日子相比强多了。曼努埃尔与她交往被同事们嘲笑为“低下口味”，说明疍家女的身份在当时仍然受世俗的偏见，被视为低人一等。所谓的疍民，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疍也。”嘉靖《广东通志》云：“疍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疍民列在四民之外，粤民视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民除业渔外，多有以运货载人为生者。阿张便是以载人为业的疍民，她明白自身的卑贱，因此“不苟言笑，奉命唯谨，从不怨天尤人”，也没有与命运抗争的意识。而白流苏与范柳原谈恋爱是拿自己的命运赌一把，带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功利目的，有重建自我意识的内在冲动。与白流苏浸淫日久的传统礼教不同，疍家女阿张耳濡目染的是海洋渔猎文化，所以与曼努埃尔的交往不需要媒妁之言，也无须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白流苏渴望爱情能改变她的命运，而阿张则渴望爱情带给她归属感，属于人类的原始欲望，并不掺杂自我意识重建的需求，尽管客观上爱情的结晶强化了她的自我意识，让她找到了做人的尊严。

二、在族群外受到尊重

白流苏在娘家受排挤，却在家族之外受到尊重，收获爱情。给予她尊重并让她重拾做人尊严的是侨商范柳原。故事由悲到喜的转折在于新人物的出场，也伴随着空间的转换，从观念陈旧、世故庸俗的白公馆到充满殖民地风情的香港，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清新之风。范柳原在英国接受西式教育，具有平等观念，对于白流苏的婚姻状况毫不介怀，更看重的是双方的习性，且范柳原对白流苏不卑不亢的独立人格和温柔、端庄的淑女气质一见倾心。范柳原的西方教育背景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与白公馆尊崇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西方价值观念与白流苏头脑中的契约精神和独立意识取得了共识，鼓励白流苏大胆走出旧家庭的牢笼，不断重构自我意识，越来越自信，最终找到归宿。是范柳原这一“他者”拯救了白流苏，帮助白流苏完成了自我意识的重建，白流苏在范柳原这里完成了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当然，白流苏这一“她者”也拯救了范柳原，让范柳原不再逢场作戏，回归家庭。正如亨廷顿所言：“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个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白流苏所在的族群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而阿张所在的族群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结构较为松散，没有血缘关系，再具体一点就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有着较强地缘政治关系的群落。在这个群落里面，疍家人处于边缘的位置，被视为贱民，不容上岸，不得与汉族人通婚。阿张不像白流苏那样要想方设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持逆来顺受的态度。曼努埃尔对阿张的欣赏建立在他的情感需求上，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家乡的思念让他在阿张身上获得情感慰藉，当然，阿张也从曼努埃尔身上尝到了爱的滋味和做人的尊严，两人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情感共鸣。是曼努埃尔这一“他者”重建了阿张混沌的自我意识，让她意识到她的沉默寡言、勤劳、温顺还能成为美德，被人欣赏。由于阿张的自我意识是被曼努埃尔重建起来的，自身没有主动作为，所以，当曼努埃尔抽身离去之后，阿张的自我意识轰然倒塌，留给她一个苍凉的结局，过去的美好像梦境一般虚幻。由此可见两个女主角自我意识的重建离不开男性这一“他者”，诚如张爱玲所言：“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小说里的“他者”都带有西方文化背景，潜意识里寄寓了两位作者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婚姻歧视、种族歧视等陋习的人生理想。

三、不同的悲剧成因

《倾城之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但张爱玲的用意并不在于团圆叙事，而是要从这个带有复仇快意的喜剧故事中挖掘潜在的悲剧因素。白流苏与范柳原谈恋爱目的明确，就是要把自己嫁出去，远离那个没有温情的旧家庭，而范柳原更看重双方精神上的契合，更乐于享受恋爱的过程，讨厌徒有其表的形式主义婚姻，因此，将调情的战线拖得特别长，以此来测试白流苏对他的感情真伪。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性在于太平洋战争这么一件大事才促成了他们的结合，若放在和平年代，说不定彼此会在试探过程中分道扬镳。张爱玲在这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一种理解，即“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爱情观，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现世的安稳才是最值得珍惜的生活。张爱玲在这里也探讨了女性解放的问题，即女人的幸福掌握在女人自己手里，要靠女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建构，但仅靠女人自己是无法完成自我意识重建的，最终还要靠男性这一“他者”来完成，战争在小说里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正是生为女人悲剧性的一面。诚如徐太太对白流苏所言：“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白流苏最后虽然旗开得胜，报复了娘家，但始终没有跳出旧时代大家闺秀缺乏谋生手段，只能倚傍丈夫而生存的窠臼，暴露出旧时代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疍家女阿张》的结局是伤感的，离别是曼努埃尔和阿张都不愿看到的。是曼努埃尔激发了阿张的自我意识，帮助阿张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但最后也是他夺走了阿张的尊严，让刚做母亲的阿张又重操旧业，弄舟水上。文本中，阿张自我意识的建构与丧失都是微弱的、含混不明的，看不到阿张丝毫的挣扎与抱怨。与白流苏和范柳原冗长的调情场面相比，阿张与曼努埃尔的语言交流极少，更多的是用眼神和表情来传递情感，倒有点像中国传统诗歌里面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维特根斯坦曾言：“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白流苏与范柳原通过对话来博弈情感，而在《疍家女阿张》里语言的这种魔力正在丧失，对话的缺失掩盖了阿张与曼努埃尔的矛盾，营造了最初虚幻的和谐假象，并最终导致了两人的情爱悲剧。《疍家女阿张》中对话的缺失一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二是由于疍家女的自卑心理，文中我们看到阿张对曼努埃尔一直持仰望的姿态，即便曼努埃尔将女儿带走，阿张也隐忍不发，没有怨言。

因为两篇小说有太多的相似点，所以两篇小说存在一定的文本互文性，我们可以将两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进行调换，来猜测一下故事的结局。比如，白流苏与曼努埃尔、阿张与范柳原，在对调之后一些问题便暴露了出来：比如，徐太太敢给大家闺秀介绍一个四海为家的水兵吗？范柳原能看上地位低下的疍家女阿张吗？显然，人物各自的身份地位也是影响女性自我意识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曼努埃尔最后将女儿抱走，是因其在阿张身上看不到女儿未来的前途，疍家女的生活没有保障的艰难处境也是阻碍阿张自我意识重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