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语的文化批判与话语分析

周 妍

互联网开启的传播结构变革对传统媒体主导的舆论格局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引发了社会交往方式、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重构。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门槛，网民创造各种网络语言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舆论话语现象。“当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出现时，人们不再是四平八稳地用一堆旧有词语去讲述它，而是将之概括成一个新词，用它来记录历史、描述社会、反映生活。”[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0页。这类网络热词或网络流行语[注]网络热词和网络流行语均有较高的网络热度和流行性，但后者不限于词。在网络媒体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都可归于网络流行语，本文以网络流行语来指称这类词、语。由网民创造和传播，也常有商家推波助澜[注]互动百科、百度百科等商业性网络平台定期搜集、阐释和传播网络流行语“日榜”“月榜”和“年榜”，通过向合作媒体、SNS站点等推送网络流行语、挖掘流行语的新闻价值等方式赢得注意力和商业利润。，更多则是借助网络现象或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浓缩、概括和改写、再造，在网络传播中反复淘洗、提炼形成。网络流行语获得高频使用，成为网民之间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和全民共同语。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借助这种浅显直白、通俗易懂、标签式词语来认知、概括和评价周围世界。因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网络流行语成为网民创造的流行文化的重要载体，并具有了舆论标签功能，成为测量社会舆论的风向标。

对入选百度百科和互动百科2014-2018年月度榜单的网络流行语进行分类整理，共筛选出5年中与社会热点事件(现象)和文化娱乐事件(现象)密切相关的77个代表性网络流行语。本文以此为研究样本(见表1)，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和话语理论，结合运用每日词频指标、百度指数等量化工具的实证研究，探讨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娱乐取向、文化表达特点及其中所蕴含的话语共识、话语权争夺等问题，挖掘其作为媒介文化现象的价值和意义，揭示网络舆论生成与引导的机理，以期获得对网络新媒体治理的启示。

一、网络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围观热点已成为多数网民的行为习惯，关注并使用与社会热点、新闻热点、流行热点紧密相连的网络流行语是其重要表现。本文运用百度指数(Baidu Index)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网络流行语的资讯指数[注]资讯指数指以百度智能分发和推荐内容数据为基础，将网民的阅读、评论、转发、点赞、不喜欢等行为的数量加权求和得出的指数。会随着与之相关的事件热度发生变化。在热点事件发生后第10天，70%的网络流行语的资讯指数保持在1000以上，但到第100天，这一比例就降至33%。随着网民关注度的降低，流行语的热度持续下降，直至被人淡忘，如2018年网络流行语“阴阳合同”。2018年5月28日，崔永元微博炮轰娱乐圈偷逃税一事，引发民众高度关注，该流行语的资讯指数迅速达到6281496高点；随后在6月27日中央宣传部等联合发文治理天价片酬等问题、10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等公布调查核实结果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分别创造了20556850、17933980两个指数峰值。其余时间段的资讯指数则均跌入波谷，即使在“阴阳合同”被评为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的2018年底，其资讯指数也没再过万(见图1)。

表1 2014-2018年的代表性网络流行语

资料来源：互动百科(http://reci.baike.com)、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

图1 “阴阳合同”资讯指数变化曲线图(资料来源：百度指数,http://index.baidu.com)

网络流行语的流行周期为何如此短促？更新速度为何如此迅捷？认识网络流行语的热度变化规律，应从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入手。

当下的网络流行语，早已不是互联网发展初期网民在聊天室和网上论坛BBS常用的词语和符号。有学者认为，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传播模式已由早期的小众网络平台内部的群体传播，经由网络社交平台的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交互传播模式，进入了社交媒体(自媒体)平台的传播模式[注]严励、邱理：《网络流行语传播机制的逻辑分析及话语转向》，《当代传播》2015年第1期。。社交媒体进一步改变了传播生态和舆论格局，对人们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网民不再是大众传播时代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真正成为信息内容(包括网络流行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网络流行语的趋热与变冷，维系于网民的关注度。以热度为变量对网络流行语进行分析发现，社交媒体的即时、海量、低成本、检索便捷等特点，为网络流行语生成所需的信息互动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传播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认知模式，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再仅凭亲自感知和亲身经历，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互联网这一新媒介。前互联网时代的深精读模式被移动社交时代的浅阅读模式所取代，人们没有时间品读大段的文字，没有精力咀嚼咂摸语句的内涵和篇章的韵味，关注标题、关键词或图片的碎片式阅读模式被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接受并依赖。网络流行语形式上短小精悍、灵活多样，便于在海量信息中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内涵上凝练含蓄、蕴含深意，便于高度浓缩尽可能多的信息；表达上朗朗上口、生动形象，便于大众的理解接受和二次传播。社交媒体的关系连接和圈层文化，为网络流行语的形成和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围观和表达成为大众网络化生存方式的当下，复杂的文字表述被摒弃，代之以高度浓缩的表意方式，这样的造词方式与语言经济学的要求相吻合。哈佛大学教授、语言学家齐普夫(George K. Zipf)指出：“一些语法结构很复杂的语言，无论是在书写还是发音阅读方面都费力费时，违背了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因此简化是必然趋势。”[注]转引自黄少安：《语言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页。“看海模式”“小官大贪”等流行语均将一些次要或多余的词语略去，只保留核心信息，符合语言经济学的省力原则，方便网民便捷地获取信息。社交媒体兴起前难以被塑形的人类体验和意识，为网络流行语所定格、放大，“以跨时空混搭的方式，将旧有意义重新置入当下语境，从而为当下情境作注解，并在网友的认同中获得一种被普遍识别的文本形式”[注]韦小波：《社交媒体写作的主体表达及其虚实之辨》，《现代传播》2018年第9期。。借助与现实热点事件的密切联系，网络流行语在生成传播中往往会以“病毒式”传播方式迅速扩散和升温，实现符号能指的二次诠释，被重新赋予意义后在网络传播的土壤中培育放大，以社交语言的新样态演化为网民普遍接受的“全民语言”，对热点事件或社会问题进行再解释。

但这种特定文本形式的“全民语言”一般难以保持长久的热度，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取决于语言系统和社会选择。随着与之相关社会事件的降温，通过“造词”来围观的网民获得参与和表达的快感和满足感，网络流行语就会从话语使用频次峰值跌落，迅速失去生命力，淡出公众视野，除非遇到新的诱因被再度点燃。仅有少数的流行语能够沉淀为集体记忆，最终归入现代语言系统[注]黄碧云：《新生代网络流行语的符号学解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网络流行语是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变迁的符号化缩影，是当下网络媒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表征。纵然网络流行语速朽，也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和意义。对网络流行语进行文化研究和话语分析，可以还原社会文化的真实样貌，有助于人们深化对社会演进与人的发展的认识[注]吴文瀚、林瑶：《2017年十大网络热词的媒介文化价值探析》，《学习论坛》2018年第8期。。

二、网络流行语的文化表达与情绪化批判

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网民群体，8亿多网民活跃在网络空间，集体参与网络流行语的创作和传播。过去只能被动接受媒体灌输的他们，如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来创造和赋予意义，从而使这一大众流行文化现象体现出了草根民众的旨趣和想象。

本文研究发现，网络流行语的构词方式主要有谐音、代指、仿造、组合等。从文化层面上看，这种无视语法规则对汉字、拼音、字母、数字等语素和符号进行拼接和组合的行为是一种“戏仿”(parody)，表现出一种碎片化、无深度、弱逻辑、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特点，是“缺乏中心、主体性、意义本源、所指和整合的力量的必然结果”[注]牛宏宝：《现代西方美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29页。。“五星酒店卫生门”“三星电池门”仿造了轰动一时的尼克松“水门事件”；“官宣体”“元芳体”“我们体”“马伊琍体”“翻船体”从书法的颜体、柳体中获得灵感；《武媚娘传奇》中的女演员镜头被粗暴剪辑，催生出流行语“捂媚娘”；娱乐明星骗财骗色被证实，成语“求仁得仁”被改造为“求锤得锤”；调侃李白、杜甫，对本不存在的人物关系进行意义改写，产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网民根据李克强总理批评政府部门要求的奇葩证明，创造出流行语“我妈是我妈”……戏仿与网络恶搞[注]恶搞是指网民以颠覆性的无厘头式表达，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质疑和解构。一脉相承，都是网络时代特有的表达方式。公众在网络平台讨论公共议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政治禁忌和社会限制，难以畅所欲言，而网络虚拟空间便于隐匿身份和逃避责任，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拒绝严肃，戏谑、隐喻、调侃表达遂成常态。这种表达方式能帮助民众宣泄情绪、舒缓压力，同时吸引受众注意，现实空间被压抑在“本我”层面的快乐原则被释放出来。因此，网络内容和表达都带着浓浓的泛娱乐色彩。有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没有狂欢节，也缺乏各种能够宣泄和释放的活动，互联网正好为国人制造了一个虚拟的狂欢世界，因此网络成为人们狂欢的舞台[注]位迎苏、曲艺：《网络事件流行语的后现代表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年第12期。。凝聚当下的本能与冲动、为民众带来发泄的快感和愉悦是这种戏仿的本质特征。网民的集体创造把前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经典改造为缺乏中心、主体性和正统意义的大众媒介文化，并享受这种娱乐化的戏仿带来的快感。网络流行语可看作是一种网民集体娱乐戏仿杂糅拼接的“大杂烩”，借助传播技术和市场运作，成为网络环境下普及程度空前的草根通俗媒介文化。

语言是产生意义共享和获得认同感的手段和方式，无论流行至今的“蓝瘦香菇”“北京瘫”“天价虾”，还是新近出炉的“油腻”“佛系”“官宣体”，这些网络流行语颠覆了日常生活的常规语言表达方式。“一切公众话语都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注]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5页。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媒介是电视，用于讨论网络社交媒体带来的全民娱乐化生存更显贴切。网络流行语是一场又一场的语言游戏，代表着文化价值判断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其背后是网络民众的意义共享和价值判断的流动与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网络民众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和离散化，传统社会中极为稳固的社会观念和信仰被不断解构。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形成解构经典、恶搞历史、揭秘八卦的语言生态环境。人们被自己的猎奇心理和窥视欲支配，过度娱乐让他们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种文化表达方式还会侵入其他媒介，进而可能让整个媒介环境朝琐碎化、低俗化、信息泛滥的方向发展[注]杜丹：《颠覆、抵制与游戏——网络文字涂鸦的亚文化话语空间建构》，《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1期。。

网络流行语作为大众戏谑、调侃、消遣、宣泄、娱乐的产物，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热点事件和其他争议性热点话题的见解和看法，凝结了大众的情绪、情感和态度，这就解释了近年出现的流行语其语义何以贬义性远远多于褒义性。对本文选择的网络流行语进行情绪色彩分类分析我们发现，带褒义色彩的只有18%，带中立色彩的有27%，带贬义色彩的则高达55%。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众不再满足于只做完全被动接受意识形态灌输的无助受众，而是利用网络技术提供的表达机会，颠覆日常惯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把情绪化表达作为躲避限制、赢得关注的“游击战术”，以极高的流动性游走于网络虚拟空间，借流行语实现网络空间的意义再生产，逐渐成为可以主动利用网络话语表达自我的“游牧式的个体”。流行语“洪荒之力”代表了大众对新生代运动员接地气表达方式的接受和喜爱；“北京瘫”是普通人追求轻松自在生活方式的象征性符号；“监狱风云”是大众对那些以身涉毒明星的讽刺；“阴阳合同”“断轴门”表达了公众对弄虚作假、逃避责任等丑陋行为的愤怒和不满……从这些网络流行语的形成过程看，普通大众热衷于借助网络新媒体表达情绪和态度，用游戏的方式娱乐自己和他人，在虚拟空间获得暂时脱离被现实社会规训的快感，这种快感“令上层觉得恐慌，却使下层人民感到解放，这种大众的、世俗的能量，一直是难于控制的一股力量”[注]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5页。。网络流行语戏谑、调侃、幽默的表达，具有抒发不满情绪的“社会减压阀”功能，成为网民发泄怒气、怨气的出口，有利于促进网民心态平稳。正因为主导网民的是情绪和态度，而非事实与理性，网络流行语才呈现内容的过分娱乐化。应当承认，泛娱乐和狂欢化的网络流行语确实会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但网络流行语是社交媒体开启的“民众化转向”的产物，为民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日常社会生活中所不能够拥有的机会[注]王冰雪：《调侃·狂欢·抵抗——网络空间中民众化转向的另类表达与实践》，《新闻大学》2014年第5期。。网络流行语在解构意义的同时也兼具建构成分，往往透射出网民对目前社会现实的极度关切和要求改变的集体情绪[注]郑满宁：《“戏谑化”：社会化媒体中草根话语方式的嬗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作为网络时代全民主导的“娱乐盛宴”，网络流行语不仅是网民的语言再创造产物，词语深层的文化表达价值和社会意义也值得充分认识。

三、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方式与话语权力

作为流行于网络空间的大众媒介文化，网络流行语的实质是以娱乐方式出现的一种公共话语，表达网民对现实的关注，构建起网民间的文化认同和话语共识，也度量了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之间的话语权争夺程度。话语是源于现代语言学的概念，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界定为人类的言语活动及其说出的成形表述，包含形成言说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力量关系之间的博弈。福柯的话语理论重点强调了权力概念，权力并不限于政治权力，而是泛指一种普遍存在的支配话语或陈述形成的力量，这一力量既有压抑的作用，也具有创造的功能。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被界定为一种共生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无处不在的权力网络：没有权力关系便没有话语，权力控制话语，话语也给人以权力，“贯穿权力-话语和构成权力-话语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话语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注]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9-30页。。从规训人的身体到建构社会生活秩序，话语控制和渗透了包括传媒在内的社会各领域。

在传统社会，精英阶层通过占有信息、知识而成为真理和真相的绝对垄断者，再经由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社会公共议程便基本设置形成，普通大众只能是信息、知识和真理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不是议程的设置者，几乎没有话语权可言。但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特别是移动社交媒体的泛在化，过去被动的受众变成了信息的主动生产者、传播者，“沉默的大多数”在网络空间众声喧哗，在七嘴八舌中逼视、嘲讽甚或颠覆官方话语，在社交媒体交流和交往中形成集合性的意见和看法，凝固为一个个网络流行语，见证民众主体意识增强、话语权提升和民间批判意识在网络空间被激发的现实。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草根文化崛起，形成了对权威话语的挑战与抵抗，撼动了主流文化的支配和优越地位。这种抵抗并非激烈对抗，而是一种对主流文化的“软性抵抗”，即由民众“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注]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49页。。抵抗是充满娱乐精神的狂欢，网络流行语就是这种抵抗的表现。草根文化在对精英文化的抵抗和解构中抬头。移动社交媒体所具备的高效性、交互性和隐匿性为社会情绪的表达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网络流行语作为社交媒体的产物，必然与网民的情绪相关，特别是那些由社会新闻事件而产生的网络流行语，基本都是在网民表达强烈的社会情绪过程中产生的。在参与网络流行语生成与传播的过程中，网民“以主动的行动者(agents)，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注]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30页。，以戏谑、娱乐甚或粗鄙的形式表达对权威的冒犯和反叛，并借此展示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网络流行语成为当下中国普通大众逃避权力集团预设意义、并以自己创造的方式编码和解码信息的重要方式。在网络流行语这种草根、通俗、浅显的文化类型中，普通大众参与到文化意义生产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生产这些意义的力量和快感。这种力量和快感本质上包含着一种由下而上的多种力量对抗由上而下单一力量的魅力，在逃避、抵抗、冒犯中消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吸引更多普通人参与其中。

在移动社交时代，非机构的自媒体更加突出地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最早披露和报道者。在场民众等知情者利用自媒体追踪事件进程，通过网络舆论的力量质疑公权力行为，创造出“捂媚娘”“我妈是我妈”等嘲讽公权力失范的流行话语。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意义在于公共舆论场中“谁在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带动话语生产的一系列“排斥程序”(procedure of exclusion)变化，该程序通过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等方式组成一个复杂网络，用来把握不可预料的可能性，并控制意义的繁衍。在传统媒体时代，公权力机构及主流媒体掌握着充分的话语权，即使普通民众对事件真相有所质疑，也很难通过媒体表达观点并形成足以影响公共议程的舆论力量。而在当下，信息即知识，传播即权力，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常常被更代表大众意见的网络媒体所打破。在专业媒体缺位或失语的情况下，自媒体担当起维护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大责任。2018年的最后一周，年度热词“新闻游侠”横空出世，该热词指称先后揭出“疫苗门”“权健国际”“鸿茅酒”“阴阳合同”等社会黑幕的“前记者”，认为已转型为自媒体人的他们如同游侠，偶尔举起专业旗帜，引发一场舆论热点，让公众对自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刮目相看[注]张丰：《传统媒体营造的世界已崩塌，新闻游侠时代开始了》，http://dajia.qq.com/original/meitinxs/zf20181227.html,访问日期：2018年12月30日。。

网络流行语表达公众的情感态度，成为活跃在网络舆论场的一种重要公共话语。其与社会舆论契合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事关舆论导向，现实影响力日益凸显。一个重要表征是主流媒体、商业资本和社会精英齐聚互联网，参与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传播，争夺舆论引导的话语权。本文研究的77个网络流行语，其中有36个出现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电讯》《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新闻标题中，被使用比例达47%。网络流行语被官方和主流媒体使用和传播的频率越来越高，说明网络流行语在表达民意、反映民声和促进官民沟通、实现社会治理方面的功能已被官方充分认识，传统主流媒体希望借用网络流行语，改变僵化、呆板的话语表达和灌输式的宣传模式，形成一套与网络表达相近的灵动、有趣的话语模式，拉近与民众距离，找回网络冲击下流失严重的受众。近年来，“给力”“蛮拼的”“点赞”“任性”等网络流行语纷纷进入官方话语体系，被看作是“中央改变话语传播策略的一个缩影”，是“一种新的政治宽容和政治文明的体现”，目的是实现更有效地与民间沟通，实现被互联网冲击和弱化的传统媒体舆论主导权[注]叶虎：《微传播环境下我国网络流行语论析》，《现代传播》2016年第7期。。不过，网络流行语从社交媒体进入主流媒体，网络的戏谑化文风也可能在各类媒体中蔓延开来，导致新闻的戏谑化或戏谑类新闻的出现。新闻的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会损害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助长虚假新闻的泛滥，这一问题值得警惕。

还有一个问题是网络流行语的商业化。本文研究发现，互动百科、百度百科等商业性网络平台通过发布各类榜单，促进了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和使用，但不应把流行语当作营利工具，对流行语进行商业化收编，扭曲流行语本身的文化意义，钝化流行语的文化批判性，使流行语服务于其商业目的。有商家把流行语“佛系”文化符号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佛系”风格的创造和传播与商品生产、宣传、包装等过程联系在一起，在网络跨媒体平台上推销，鼓励人们在亦真亦幻的媒介镜像中消费符号，从而必然会削弱“佛系”亚文化的颠覆力量[注]张萌：《亚文化谱系中的“佛系”网络流行语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8期。。而在自媒体、平台媒体等网络媒体改写的媒体生态系统中，“商业主义”成为主导性的话语，促使网络内容的产品属性更加突出，更加注重迎合消费者与粉丝的流行趣味和普遍需求[注]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和商品两种方式把网络流行语收编进主流社会秩序，使网络流行语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传播现象。

四、网络流行语治理对新媒体治理的启示

语言是文化的风向标，是表征和构建社会的重要符号。移动社交时代，作为“全民语言”的网络流行语成为文化变迁的指示器，记录着社会的变化，是观测公众思想情绪动态、了解社会舆情变化的重要窗口，对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络流行语是民众通过语言制造社会共识的鲜活例证。分散各地的网民汇集在社交媒体平台组成虚拟社群，在信息共享和频繁互动中沟通情感、交换观点、达成共识，组成一个个网络共同体。诞生于虚拟社群的网络流行语参与这个共同体的建构，也是这个共同体建构的结果。网络社群为共同体提供了生存土壤，流行语则成为维系共同体的黏合剂。社会文化的场域，包括信息传播的场域，都是话语权争夺的场所。现代民主社会越来越依赖通过语言来制造共识，语言的自由表达意味着传播自由和话语权的掌控，它们共同为改变民主社会权利分配的现状推波助澜[注]隋岩、陈斐：《网络语言对人类共同体的建构》，《今传媒》2017年第5期。。网民组成的“想象共同体”，通过网络平台为自身权利发声，为他人鸣不平，在微观“软性抵抗”中监督公权力，在网络虚拟空间酝酿和参与社会变革。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助推的网络社会成为现实的当下，一个突出现象是社会变革越来越体现为网络虚拟空间的革命。流行语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和使用，拉近了网络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增强了共同体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网民在创造流行语过程中，关注情感和态度、参与和行为等维度，精心选择热点事件，抓住公众心理“痛点”，激发公众的悲情、愤怒、戏谑等情绪，以引起关注、获得支持。这种被称作“情感叙事”的动员公众的叙事模式[注]张志安、陈子亮：《自媒体的叙事特征、社会功能及公共价值》，《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9期。，既能吸引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实现议程设置，也能通过促进公共对话来动员舆论，实现社会治理，但也存在内容生产和传播缺乏行业和组织约束带来的各种风险，如信息失真、情绪偏见、道德审判等责任和伦理缺失的问题。应该看到，粗鄙戏谑的话语虽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但情绪化表达极易滑入非理性的咒骂和义愤，走向网络暴力、谣言滋生和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突破文明社会的规则，对他人权利或社会公序良俗造成损害。因此，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已成为网络新媒体治理的新课题。

网络流行语治理并不单纯是语言规范性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网络治理的政策和制度，有的流行语本身就是监管高压的产物。同时，不能仅仅着眼网络流行语的规范，更应对网络流行语背后的社会问题进行破解，特别是完善社会公共事件的治理。因此，应改变网络社会治理中政府单一主体过于强势、其他主体缺乏积极性和参与途径的现状，在尊重网络表达自由前提下，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co-regulation)的体系与机制，活化和强化网民与网络平台的自律自治，为网络流行语趋于理性化创造良性社会环境。

首先，政府应强化服务型政府角色，推进网络治理理念和制度革新，明确网络信息内容合作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和权力边界，在依法监管的同时，培育并尊重网络平台和行业自律功能，营造平等对话的网络环境，把网络流行语当作倾听民情民意、与民众平等交流的窗口。针对网络流行语指向的社会问题，及时介入调查，及早澄清事实真相，积极作出回应。还应建立情绪疏导机制，尽可能消除情绪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注]刘璐、谢耘耕：《当前网络社会心态的新态势与引导研究》，《新闻界》2018年第10期。。在流行语层出不穷的网络时代，如何既适应时代变迁，保持语言活力又保证语言规范性，成为一大难题。2006年3月上海曾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试图立法禁止媒体使用网络语言。时至2016年，还有人建议立法管制“屌丝”等低俗网络流行语[注]参见《光明日报》社记者对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的采访。柴如瑾：《网络流行语是一把双刃剑》，《光明日报》2017年1月6日，第5版。。尽管网络流行语冲击了旧有语言传统和禁忌，但一概禁止显然行不通。政府应摒弃管制思维，在法治和治理视野下，注重引导与协商，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实现网络空间善治。

其次，主流媒体应善尽责任。如前文所述，由草根网民创造和传播的流行语，被主流媒体采用和传播的比例越来越高，被社会大众和媒体接受的过程也大大缩短。因被纳入官方和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网络流行语传播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体现在秉持理性、客观态度，把网络舆论引导具体化为网民情绪引导，疏解大众愤怒、怨恨情绪，化解网上偏激、极端情绪，引导公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记录时代变革是传媒的重要使命，主流媒体记录和使用网络流行语等新词新语，便是这一使命的体现。但主流媒体要避免不加选择地滥用流行语，或降低品位去迎合网民低俗趣味，防范新闻戏谑化和低俗化。探索建立新闻话语表达的行业规范，为新闻媒体使用网络语言提供可遵循的指引已成为传媒业的重要课题。

再次，网络流行语暴露的信息真实性和信息价值观问题应引起重视。如前所述，网络流行语的盛行，得益于移动社交媒体对普通民众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赋权。但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全民参与，给信息的真实性带来了极大挑战。政府监管不足和社交媒体自律不够完善，专业媒体的把关角色虚化，信息甄别和判断的权力下放给普通网络用户，而网民媒介素养的缺失、对情绪和娱乐表达的偏爱，常常造成信息扭曲失真。还有一种现象，有的假信息(包括据此形成的流行语)体现的是真民意，表达对现有的一些政策安排的不满，传达出一定程度的对抗情绪，成为民众的一种抗争方式[注]陈昌凤、王宇琦：《公众生产信息时代的新闻真实性研究》，《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期。。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传播和使用，需要遵循价值理性，突出正确的价值观引领，恪守专业性的伦理精神。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以往局限于新闻从业者为义务主体的新闻伦理已拓展为更宽泛的传播伦理。传播伦理被视为一项待普及的公民素养。为保证信息真实，避免网络流行语偏离事实，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和网民都应担当起社会责任，进行事实和价值纠偏，建立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信息价值观，还要尽快建立合法有效的信息甄别核查机制、内容监管制度和社交媒体自律规范。

最后，应努力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陈昌凤教授在多年前就提出，网民要“努力保持住自主，努力让自己理性，不轻易受别人鼓动，不要轻易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做负责任的网上公民”[注]陈昌凤：《做负责的网上公民》，《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4期。。在全民参与网络流行语生产、传播和解读的当下，这一加强网民媒介素养的倡议更显重要。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让人能批判地识读媒体内容，对各类媒体内容(包括网络流行语)的好坏有判断、分析和使用能力，不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特别是对网络媒体的娱乐功能保持警惕，借助网民的媒介素养，改进网络信息质量，弱化网络舆论的负面效应。网民的媒介素养不仅体现为信息消费的素养，即对信息的筛选、甄别、判断能力等，还包括信息生产的素养，即对发布或再传播的信息和言论负责等。网民对网络流行语的选择、消费、再生产、批判等均与其自身的媒介素养息息相关[注]蔡梦虹：《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网民媒介素养研究》，《传媒》2018年第20期。。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应作为网络新媒体治理的重要一环，针对网民作为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和解读者的多重角色，着力提高他们在信息生产、消费和社会参与中的素养，提高他们的理性参与能力和信息责任意识。

总之，在由移动互联网开启的新的历史境遇中，理性分析和合理认识网络流行语的文化特征，更应该站在现代社会公民价值的基础上，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网络流行语，以正确有效的方式引导网络流行语，使其发挥社会协商沟通作用，使个人和组织在公共空间中都能有机成长，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介文化均获健康合理表达，在意见对冲与妥协中各美其美、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