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上古蜀人的来源、结构与层次

汪启明 于潇怡

〔摘要〕中上古时期蜀地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传说、文献、考古三重证据可得确认。中上古蜀地居民呈多元混生形态，因移民、融合而产生历史层次性，其底层是上古蜀人;秦汉时期的移民，是蜀人的第二层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蜀移民，成为蜀人的第三个层次。秦汉移民有十二种模式，所形成的接触与融合，致古蜀人的結构呈动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氐羌僚等少数民族入蜀、侨置郡县，古蜀人的面貌基本定形。蜀地自古以来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聚集区。移民的主要成分来源于与蜀地相毗邻的西北、荆楚及周边的少数民族。

〔关键词〕古蜀;蜀人;移民;蜀语;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H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3-0171-12

蜀地、蜀人、蜀语都是发展的概念。不同时代，蜀地有不同的范围，蜀人有不同的构成，“蜀语”有不同的含义。历代传承的涉蜀文献往往歧解甚多，又夹杂一些神话、传说，使蜀地、蜀人、蜀语研究迷雾重重。例如《蜀王本纪》：“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任乃强先生校注：“七国称王，在周显王世，距灭蜀只数十年，杜宇死已四百余年矣。‘七字，应是‘巴之讹。形近，时间亦合。”然古时“七”可为虚数或多数，常不确指，即所谓“以定数代不定数”。联系下文“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且战国虽有七雄但非只“七”国，则任先生以此“七”为春秋战国七雄之“七”，可商。下文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的“诸”，说明这七王肯定不是中原的那些“王”，而是蜀地疆域的“王”。如果“蜀人”指的是杜宇部落，则“七国”是他周围的其他群落;如果七个称王的“国”也是蜀人部落，“杜宇”就是这“七国”的部落联盟长。《华阳国志》卷三又有“蜀先称王”，蚕丛“始称王”，柏灌、鱼凫叫“次王”，杜宇先叫“王”、后称“帝”之语。但这一时期“蜀”的范围并不会太大，更不会有疆域很大的大一统蜀国，这没有疑问。文献记载，蜀人与中原各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即古羌人。①进入农耕社会后，蜀人逐渐与中原隔绝，连孔子、左丘明这样的大学问家也不知有川蜀之“蜀”。在秦灭蜀之前，虽然华、蜀同源，但蜀人语言与中原语言相较已有了很大的差别。语言是民族记忆、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标志和核心要素，也是体现各族群关系最稳定、最可靠的证据。学界认为，原始蜀语与华夏语、羌语、彝语、景颇语关系密切。②秦人入蜀之后，原始蜀语作为秦汉蜀语的底层，且吸收了秦语、楚语的成分，成为独具特色的华夏语地域方言。据此，则中上古时期的“蜀人”不是“蜀族”，而是一个混合了蜀地少数民族、中原华夏族、蜀地华夏族，多元一体的混合概念。王毅指出，古蜀人包括土著、江汉平原迁入、西北氐羌迁入、黄河中下游夏商民族迁入四个部分。③冯广宏则认为，距今4100年前后的宝墩文化时期，人皇族、颛顼族和鱼凫族、古荆族同时生活在川西平原上，而且有了逐渐交融的迹象。文明程度最高的颛顼族，可能同化了人皇族，征服了蚕丛族。④

这些观点，有可以吸收的合理之处，也还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

一、古蜀人的底层：传说时代

神话学原理表明，古代神话、史诗和传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幻化的现实世界，并被称为“人类的童年美丽的事”。文献记载的古蜀传说最重要的母题就是古蜀民的迁徙，通过这样的迁徙，改造了蜀人的结构。

1.《蜀王本纪》：蜀人起源传说

旧题扬雄《蜀王本纪》是蜀地先民的创世纪叙事史料，记载从蚕丛到秦的一些史实，其书早佚，今本为明代万历年间郑朴从他书所引蒐辑。其中有蜀地史实，也蕴含一些神话和传说，内容很不完整，难以做出科学而合理的解释。虽然有人提出并非扬雄所著⑤，但此书早在阮孝绪《七录》中即著录于史部，所载史实又多与《华阳国志·蜀志》密合，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结合扬雄本人的治学态度与学风，不大可能臆造出《蜀王本纪》。言及蜀民迁徙，则有这样的表述：

（1）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按：这段文字列出上古蜀人三代更迭顺序，而且又“神化不死”“得仙”，明显是道家学说的逸闻，不尽可信。但“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则当为古蜀人跟随首领移徙的折射。古人居无定所，因此“有巢”构木，“宅兹中国”（何尊）。任乃强考证，蚕丛属于氐族，氐羌同源，原居康、青、藏⑥，到“鱼凫田于湔山”，则此时已入蜀腹地。“湔山”，《古文苑》王褒《僮约》及章樵注作“煎”，《尚书·禹贡》正义引郭璞《尔雅音义》又作“前”，具体位置各家说法不同，但不离今都江堰、彭州、茂汶、什邡一带。

（2）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按：“从天堕”“井中出”“复出”这几个词，明确地说明杜宇部落的来源。杜宇其人，《华阳国志·蜀志》有提及，说他“教民务农”，又号“杜主”。《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和《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都提到他。“从天”不可信，但从其他地方迁徙到朱提则可以得到确认，“止”，即居。“朱利”《华阳国志·蜀志》作“梁氏女利”，《水经注》卷三十三引来敏《本蜀论》作“朱利”。葛剑雄认为，杜宇是“不知确切来源的外来部族首领，与本地的母系氏族首领结合，成为蜀地部族联盟的首领，并且逐渐控制了蚕丛、柏濩、鱼凫诸族的人口”。⑦学者则多以为“朱提”乃汉武帝建元六年置，地望在今云南昭通。段渝提出，蜀、滇之间有一条五尺官道，“早在殷周之际，杜宇即从这条道路从朱提（云南昭通）北上入蜀，立为蜀王”。⑧但也有学者认为“朱提”应该是“朱氏”，地望在今崇州朱氏街。⑨“江源”即江原县，在今崇州。无论作何理解，杜宇带着他的部落来到蜀地，与蜀地江原部分联姻，全家和整个氏族最后定居在成都平原的郫县到汶川一带当无异议。

（3）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按：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尸”字，《后汉书》《文选》《太平御览》等文献并不写成繁体的“屍”字，相关各本也多作简体的“尸”，则学界多以为鳖灵尸体死而复生就十分可疑。“尸”即为古代的“人”字，章太炎有详说⑩，笔者在《东夷非夷证诂》中也有论述。B11因此，“其尸”应该是“其人”，“亡去”就是从楚地逃到蜀地，而且还被楚人追赶。“活”的《说文》本义是“水流声”，由古文隶定而来。虽然有与死相对的意义，但活动、灵活、生计等义更贴近上下文。《诗经·卫风·硕人》有连语“活活”，《毛传》释为“流也”。段玉裁指出，“活”字下说“当作流貌”。文中的“活”，或与《尚书·太甲》《孟子·公孙丑》中“自作孽，不可活”同义，可作“逃”“缓”讲。葛剑雄指出，鳖灵“来自长江中游，但他没有率部族入蜀，所以只能投靠杜宇族”B12，并不认为是尸体复活。“遂活”在《本蜀论》中作“复生”可为旁证。“复生”可理解为再受重用;熟知蜀地文献的常璩，在著《华阳国志》时参考了很多文献和传说，却并不用鳖灵死而复生之说，他在《序志》中提到：“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这是很值得品味的。“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更是没有歧义的迁徙。

从《蜀王本纪》《本蜀论》分析，蜀人应有一支是楚人迁徙而来。验以文献，《华阳国志·序志》：“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思玄赋》：“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唐李贤注：“鳖令，蜀王名也。令音灵。殪，死也。禅，传位也。引，长也。”鳖灵取代杜宇，必然推动楚族和蜀族的融合。《山海经》楚语、蜀语兼备亦可得一解。

这些传说中的迁徙移民跃然纸上。“化去”“亡去”是指出蜀，而“天堕”“井中出”“复出”“随江水上至郫”则是入蜀。这表明蜀人的祖先，是频繁迁徙的民族。这些文字提到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的来历及消亡，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述“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序列略同。前人对蜀地这五大史前部落的族属、来历、去向解读各异。B13但我们认为，无论将这段记载看成蜀地部落政权更迭的纵向线型序列，还是看成横向的共时状态，亦即同时存在的几个民族政权，部落之间的接触与融合都不可避免。文献用“蜀之先”统五王，也表明不应把“蜀人”看成单一民族，而是蜀地众多民族的共称。推而申之，无论以暴力方式还是非暴力方式，民族融合是这些部落的更替或并存的必要前提。

古蜀移民现象很普遍。古蜀国第一个王蚕丛氏B14，从天而降的望帝杜宇，最后一个政权开明氏，都是迁徙而来的蜀人。孙华认为，开明氏是从中土西迁的崇人B15，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第七章中说：“开明族可能是从川东迁徙来的一种民族，熟悉水性，善于治水。最初到达川西时，定居在今乐山一带。《水经注·江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衿帶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B16刘琳认为开明氏是楚人B17，徐鹏章认为是南方的濮人。B18川东属巴，巴、蜀族源各异，楚人、濮人更为异族，语言有别，自可称融合。开明氏十二世长期治蜀，迁徙民族的语言或替代蜀语，或与蜀语结合成新面貌的蜀语，从而成为古蜀人认同的基础。

开明时代之前的原始蜀人，是古蜀人的第一个层次，是整个中上古时期蜀人以及后代蜀人的底层，也是蜀人核心族团的基础。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和船棺的出土与研究，我们已有可能对其中一些部落的兴衰过程和大致时间做出新的判断，至少证明了扬雄《蜀王本纪》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后人的附会和想象。

《蜀王本纪》的作者，学界歧说各异。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认为书不出扬雄，而是由谯周著，原名当为《蜀本纪》，简称《蜀纪》，但成书时代“当在刘焉、刘备相继统治益州之时”;来敏《本蜀论》或在《蜀纪》之前。所记“鳖灵”，文献“灵”字或作“令”，“泠”“鳖”或为“鄨”，事虽一而文多异。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虽然扬雄的著作权不尽可信，但也并不出于谯周。笔者认为，时代或西汉，或三国，不影响当时蜀人源于蜀地之外的史实认定。

2.《史记》：黄帝娶嫘祖传说

古蜀人是华夏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与中华民族同构，具有多元一体的本质特性。亦即是说，蜀地的居民不是单一成分，其来源比较复杂。除了《蜀王本纪》所载的五大首领更替或并存外，华夏族的势力也在蜀地有所体现，而且一度是蜀地的主体民族。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索隐》引皇甫谧：“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世本·帝系》有相同的记载。戴德《大戴礼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文字略异。“嫘祖”又作“雷祖”《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或作“倮祖”，《路史·后纪》：“黄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倮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之先蚕。”嫘祖以善养蚕著称。刘恕《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西陵”即“蚕陵”。《水经注·江水》官刻本作“西陵”;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谓：“西陵”乃“蚕陵”之误。据此，邓少琴认为：“黄帝所娶之西陵氏之女，是为蚕陵氏也。蚕陵在今四川旧茂州之叠溪。”B19至于地望，一说如《汉书·地理志》“蜀郡”下有成都、郫、繁，广都、临邛、青衣、江原、严道、绵虒、广柔、蚕陵等。这个“蚕陵”故城在茂汉羌族自治县松坪河和氓江会口的叠溪。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叠溪城废墟东北有蚕陵山，这是传说中古蜀国最老的都城，后来逐渐迁移到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区东）和成都。B20一说在今天盐亭。四川盐亭县金鸡、高灯等地关于嫘祖养蚕、嫘祖与黄帝的历史遗址、人文地名、宫观庙宇、祭祀习俗、名胜古迹还不少。B21嫘祖，蜀人，这折射出距今五千年的黄帝部落曾经迁移入蜀，或者蜀人的影响已深入中原。

3.《史记》：黄帝二子娶蜀山氏传说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正妃嫘祖生有二子，其后皆有天下。一名玄嚣（青阳），一名昌意;一个降居江水，一个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徳焉。”索隐：“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泸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子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颛顼。立，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路史·前纪》引《益州记》：“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八剑南西道“茂州”下：“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也。”黄帝子娶蜀山氏女，并居住于蜀地，也是一种部落间由通婚而移民的现象。

4.《世本》：蜀人为黄帝后裔传说

文献中除了黄帝与蜀人是姻亲关系的传说外，还有文献说蜀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支系。《世本》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说是记录黄帝到春秋诸大夫的史实。唐代因避讳“世”改为“系”。是书宋代亡佚，清人辑本不少。其中说道：“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这个说法，可在《史记》中得到佐证。《史记·三代世表》：“《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后世也。”司马贞《索隐》：“《系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且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赐姓，或于蛮夷，盖当然也。《蜀王本纪》云：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则杜姓出唐杜氏，盖陆终氏之胤，亦黄帝之后也。”是蜀人显为黄帝后裔。《正义》说：“《谱记》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俈，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B22可见，蜀国破亡后，蜀人曾迁徙到“姚、巂等地”，“姚”是云南姚安，“巂”是四川西昌。蜀人的这次迁徙，可谓背井离乡。“国破”之后，必然有大量的人口来填补空缺。这种迁徙，应该会给蜀地的居民和语言面貌带来深刻变化，外来语、蜀语或融合为新的语言，或融迁民语言入蜀人语言，当然也可能代替当地语言。

司马迁《史记》虽然夹杂一些不经之言，但学界还是多以为信史。上述材料雖出《史记》，但所载则为传说。这些情况表明，或蜀人本身即华夏族，或上古时期蜀民至少有一支或两支由中原华夏族迁徙而来。黄帝娶蜀人为妻、封子到蜀、为子娶蜀山氏等，均寓含着上古时代大规模移民。黄帝娶妻是蜀民出蜀，为其子娶妻、居蜀则是迁民入蜀。根据这些文献，至少可以断言，古蜀人与华夏人也本是同源的。

二、古蜀人结构演变：传世文献证

除了传说中的古蜀先民迁徙对古蜀人之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信史的文献记载中，也有不少蜀人迁徙的内容。周秦到两汉时期的迁徙对蜀人结构的演变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成为古蜀人的第二层次。

我们先看蜀地原住民的迁徙。《后汉书·西羌传》：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伐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这段材料所载史实发生在秦灭蜀之前。这说明秦献公（公元前424年-前362年）时期，秦国大兵压境，羌人的一部分在卬的带领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附落”，是指强大种人部落的附属部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他们最终“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说明他们最终都迁徙到了蜀地及其周边，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广汉、武都均处于蜀地的中心地带，越巂也不太远。这些羌人“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并且“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根据考古发现，在今横断山脉地区、四川岷江上游和川西其他地区存在一种“石棺葬文化”，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又有“邛笼—石碉”文化，在语言词汇上也有所体现B23，其渊源应该就是西北甘、青山区的氐羌文化。这些羌人的一部分因为接触，自然融入了蜀人的早期层次中。

秦汉时期，蜀民的迁徙多与政治有关，且往往有政府的影子。笔者从迁徙的发生学原理出发，归纳蜀人迁徙的十二种形态，也可从中窥见中上古蜀人的社会结构和来源地域结构。

1.国破迁蜀

如战国时赵国卓氏、山东程氏。

（1）《史记·货殖列传》：“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2）“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按：葭萌，裴骃《集解》引徐广：“属广汉。”张守节《正义》：“葭萌，今利州县也。”“蹲鸱”，古蜀语词。张守节《正义》：“芋也。言邛州临邛县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华阳国志》：‘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鸱也。”元王祯《农书》卷八：“芋一名土芝，齐人曰莒，蜀呼为蹲鸱，在在有之，蜀汉为最。”元胡古愚《树艺篇》纯白斋钞本“蔬部”卷五、明俞有为《荒政要览》万历刻本卷九“备荒树艺”引同;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万历刻本卷二十六、徐光启《农政全书》崇祯平露堂本卷二十七“树艺”文字略异。《颜氏家训·勉学》曾提及江南权贵读误本《蜀都赋》“芋”为“羊”，还闹了笑话。以上两段材料中的卓氏、程氏迁徙，均是因为国破而迁蜀。

2.罪犯迁蜀

秦代严刑峻法，罪人迁蜀不少。《史记·项羽本纪》：“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所谓“迁人”，多为罹法之人。楚汉相争时，项羽曾封高祖汉王。《汉书·高帝纪》：“汉王斋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颜注引如淳：“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

（1）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缪毐事发。《始皇本纪》：

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

又《吕不韦列传》：

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按：《索隐》：“家谓家产资物，并没入官，人口则迁之蜀也。”房陵地望今在湖北，时为蜀地。

（2）吕不韦及家人也被发配到蜀地房陵。《史记·始皇本纪》：

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又始皇《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

按：秦时将吕不韦迁房陵，汉代又再迁边陲，并设不韦县安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明年正月追至不韦”下李贤注：“孙盛《蜀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置不韦县。《华阳国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资之。因名不韦，以章其先人之恶行也。”《三国志·蜀志·吕凯传》所载略同，引孙盛书作《蜀世谱》。《华阳国志·汉中志》：“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以其隘地也。”不韦，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县，《汉书·地理志》属益州郡领，东汉以后属永昌郡。地望则远在今天的云南保山，这可以说明，古人观念中，当时蜀汉之地区域比较广阔。

两汉时期，官员因犯罪而放逐到蜀地的也不少。有些是举家而来。如汉初的淮南王、梁王等便是。这些外地的皇室权贵、地方官员和他们的随从，文化程度都比较高，会将一些语言因素带到蜀地，最终融合成为蜀人的一部分。

3.豪侠迁蜀

《华阳国志·蜀志》：

然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

又：

临邛县，（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迁上郡民实之。

按：刘琳注：“秦统一巴、蜀之后，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断将内地贵族豪富、罪犯和一般人民迁入巴蜀，一则充实边地，一则削弱反抗力量。卓王孙，程郑之先即最著名的例子。”但我们认为，这段文字中秦定六国迁蜀的“侠”应不是“贵族豪富、罪犯和一般人民”，也不是“迁虏”。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把“侠”分为“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加上虽无侠名，但有侠实的“有土之侠”“豪暴之侠”六类。曾国藩曾把这六类概括為三类，即“布衣闾巷之侠”“有土卿相之富”“暴豪恣欲之徒”（岳麓书社，2011年）。显然，《华阳国志》所指，当为“有土卿相之富”，而不是一般人民和罪犯，才能“资我丰土”。豪侠自然也不是“暴豪恣欲之徒”，而是义狭。关于上郡，则任乃强注：“上郡，谓关东中原诸郡……秦徙赵、齐迁虏于临邛，见《货殖传》。”虽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但大体在蜀之外当无异议。

4.政治原因迁蜀

《汉书·扬雄传》：

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偪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洲……汉元鼎间，避仇复遡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

按：扬雄先祖由晋入楚，再从楚到巴，由巴至蜀，最后定居郫县。他是因政治失势而迁徙的。扬雄《蜀都赋》：“秦汉之徙，充以山东。”谓秦汉时期，曾从关东之地迁徙了一部分人口到蜀地。“充”，《古文苑》作“元”，章樵注：“成都由秦汉而徙，谓惠王及武帝时，其始基在山之东，谓蚕丛、望帝，皆治郫城，在岷山之阳也。”韩熙祚《古文苑校勘记》：“‘元字误，《文选·魏都赋·注》引作‘充，此谓秦汉徙山东民以实蜀地。章氏以徙都释之，误矣。”刘邦曾任汉中王，领有巴蜀、汉中。刘邦将领也多出山东。据徐中舒（1982年）研究，楚国的大姓如斗氏、杨氏、樊氏、昭氏等，曾经“在蜀地活动，其中一些部族，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蜀地的开发和促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24斗氏曾为楚国执政大臣。樊氏是晋国贵族，先迁徙到楚，再转辗入蜀。他们离开故土，都与政治原因相关。

5.大饥迁蜀

《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

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汉书·食货志》：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按：这两条史料都是汉初政府让关中饥民就食蜀汉的记载，这次救荒，实际上又是一次向蜀汉地区的人口大迁移。《汉书·高帝纪》又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复”是指国家赋税，这是汉高祖时期用终身免税的办法鼓励向蜀地移民。《史记·平淮书》：“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下巴蜀粟以振之。”蜀地古称“天府之国”，其地肥沃，气候宜人，适于农耕，富庶天下。一遇灾年，朝廷和民间都把蜀地作为可资迁入的丰饶之地。

6.避乱入蜀

中原之地受秦汉战争之苦最甚，必然有大量躲避战乱的外地人口进入社会较为安定的巴蜀地区。《后汉书·隗嚣公孙述传》：

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阳人，始起据汉中，又拥兵关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阳，略有数县。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转寇郡县，众数万人。岑、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及丰败，故二人皆降于述。

按：公孙述，新莾时受任导江卒正，即蜀太守。延岑，南阳郡筑阳人;田戎，汝南郡西平人，地方割据势力，更始后拥兵自重，兵败后成为流寇，裹挟了大量外地百姓进入相对平稳的蜀地，成为公孙述部下。

7.派遣入蜀

秦汉时期，朝廷除政府或鼓励、或行政强制向蜀地移民外，一些官员也从外地派来。这些移入的人口有多有少，但由于政治地位高或身份特殊，对蜀人、蜀语的影响很大。例如李冰是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公元前256年-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组织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对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翁是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人，到蜀郡任太守，创办学校，施行教育，所谓“化蜀”。这样的外来人口对蜀的文化、语言及蜀人总体面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一度“比于齐鲁”，蜀地成为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8.自愿入蜀

除国家鼓励外，还有自愿移民的，例如《后汉书·隗嚣公孙述传》：“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

9.征人入蜀

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因战争缘故，外地军队大量进入蜀地。《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等载，东汉末，刘焉、刘璋集团率领大量军民入蜀，其中仅从南阳等地迁入的“东州士”“东州兵”就有数万家之多。《后汉书·刘焉传》：“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资治通鉴》卷六十三：“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蜀汉政权灭亡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华阳国志·大同志》）。不久，刘备、诸葛亮集团又率兵（其中以荆州人士为最多）入蜀，16名高级将领中，河南8人，湖南、湖北5人，山东、陕西、河北各1人。B25“五虎将”是刘备集团武将核心，但关、张、赵、马、黄中无一蜀人。这些外来将领，带了大量的外地士兵和人口，而且长期定居蜀中。《三国志》曾为蜀国七十多人立传，蜀地人不到四分之一。葛剑雄曾依据《三国志》对入蜀的人员做过分析，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北方，主要是河北、河南，二是南阳和荆州，三是关中。B26《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说诸葛亮曾“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B27

10.少数民族入蜀

先秦时期蜀地周边就有少数民族定居。他们的入蜀有短期的，如《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时设汶山郡，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也有长期的，如西晋末年齐万年起义失败，六郡的氐、羌、叟等族经过汉中，逃亡巴蜀，下文所述的僚人入蜀、李特入蜀也都是少数民族迁徙入蜀，并长期定居下来。

少数民族入蜀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即通过买卖僮仆迁入。《史记·货殖传》：“巴蜀亦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西南夷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汉书·地理志》说蜀“南贾滇僰僮”，颜注：“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辞海》“僰僮”：“主要指汉代被掠卖为奴的僰人。”《华阳国志》引《秦纪》有“僰僮之富”，又说蜀地“有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指的都是僮仆买卖。这些僮仆多为少数民族，迁入蜀地定居。

11.宗教人士入蜀

宗教人士迁徙入蜀，最著者则道教天师张陵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曾入巴郡江州为官，后挂印而去;入江西龙虎山，结茅山中，炼丹筑坛。汉顺帝（公元115年-144年）时，张陵“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即鹤鸣山，在今成都市大邑县西北三十里），著作道书二十四篇”（《太平广记》卷八）。张陵客居蜀鹤鸣山，最初是为了“学道”而非布道。《三国志·魏志·张鲁传》“（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华阳国志·汉中志》：“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后汉书·刘焉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张陵、张鲁道徒甚众，他们入蜀学道和传道，离不开与道徒的语言交流，这对语言和民族的面貌有很重要的作用。除道教外，两汉以来，西域僧人和汉土僧人频繁出入蜀中，学界有南传、北传、南北传之分。据《高僧传》，规模较大的如释道安（公元312-385年）曾将徒众三四百人分至蜀地传教。外地僧人入蜀弘法译经，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前言》（巴蜀书社，2004年）所述甚详，这也是一种人口的迁徙。

12.政府开边入蜀

为了打通向西南的经济通道，巩固统治，秦汉时期屡次“开西南夷”，向蜀地周边地区进行了移民。如《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下载：“司马相如、韩说初开，得牛马羊属三十万，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永昌郡下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为了开边，汉景帝六年（公元前144年），封赵相苏嘉为江阳候，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犍为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并设牂牁郡，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犍为郡移治南广县（今云南镇雄、威信），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再迁治僰道城（今四川宜宾）。这样的开边，加强了蜀地和边缘地带的联系，不仅有人口的输出，也有人口的输入，主要是“五尺道”（僰道）沿线人口的迁入。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移民，以入蜀为主。前四类为秦迁民入蜀，故籍有赵、齐、秦、晋、楚、关东、中原诸地;后八类为汉代迁民入蜀，原籍有关中、关东、南阳、汝南、庐江舒县、沛国丰县及少数民族，如六夷、七羌、九氐、邛（邛都，今四川西昌）、笮（笮都，今四川汉源）等。大量迁民入蜀，与当地蜀人的语言发生接触、融合，这使蜀语在这一时期成为一种典型的移民语言。尤其是“数万家”“秦之迁民皆居蜀”等语，表明迁徙的规模很大，因为秦是“严刑峻法”，罪人的數量非常大，其迁徙的规模也不会小。蜀地虽然还是主要以蜀语作为交际工具，但是必然有一些新的语言成分融进蜀语中，使蜀人、蜀语出现新的面貌。

三、古蜀人结构演变：出土文献证

出土文献有诸多方面价值，我们在《考据学论稿》（巴蜀书社，2010年）中曾系统梳理过二重证据、三重证据、四重证据诸说的渊源与流变。在考量古蜀人的来源、结构与层次时，出土文献同样有印证传世文献的重要作用。

1.简文

秦简《封诊式》曾列举一个蜀地迁徙的典型案例：

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谒鋈亲子同里士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勿得去迁所，敢告。”告法（废）丘主：士五咸阳才（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勿得云迁所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废丘已传，为报，敢告主。B28

按：《封诊式》这一段材料非常有典型意义，说明秦灭蜀后，一直将开发巴蜀作为大事。当时的巴蜀，少数民族众多，秦的势力相比之下极其微弱，要改变这种局面，当然要大量迁民，改变居民结构。其中的“迁蜀边县”，说明咸阳士伍丙是被迁往蜀地去的，而且过程极其完整。此材料正反映了战国末年秦大规模往巴蜀迁民的史实。

2.蜀碑

（1）1966年4月，四川省郫县犀浦出土了东汉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王孝渊碑》，碑文13行，漫漶不清，可识的部分碑文为：

永初二年七月四日丁巳，故县功曹郡掾□□孝渊卒。呜呼！□孝之先，元□关东，□秦□益，功烁纵横。汉徙豪杰，迁□□梁，建宅处业，汶山之阳。崇誉□□，□与叱功，故刊石纪，□惠所行，其辞曰：惟王孝渊，严重毅□，□怀慷慨。B29

按：碑文载东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担任过功曹和郡掾的王孝渊去世。王孝渊先祖居关东，秦时立过大功。因为“汉徙豪杰”来到蜀地。碑文的地名“梁”，是蜀地称谓。扬雄《蜀都赋》：“蜀都之地，古曰梁州。”又《益州箴》：“岩岩岷山，古曰梁州。华阳西极，黑水南流。”另一地名是“汶山之阳”的汶山，即岷山。《史记·夏本纪》：“汶嶓既艺。”裴骃《集解》引郑玄：“《地理志》：汶山在蜀郡湔氐道。”《王孝渊碑》所载王孝渊先祖的迁徙经历与下文景云先祖的迁徙经历极为相似。

（2）2004年，重庆云阳县双江镇出土《汉巴郡朐忍令景云叔于碑》B30，碑文隶书，共13行367字，其中有：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迁诣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意蕃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述）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帷幄）甲帐，龟车留遰，家于梓潼。九族布列，裳娩（冕）相袭，名右冠盖。

按：碑立于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碑文记载广汉郡梓潼县朐忍（今重庆云阳）令景云先祖居于楚国，汉高祖时，根据娄敬的建议，“迁诣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意蕃卫”，一迁于关中;随后又“帏屋（帷幄）甲帐，龟车留遰，家于梓潼”，带领“九族”再迁于梓潼，并在那里定居。“术（述）禹石纽、汶川之会”，最后来到大禹的家乡岷江一带。石纽地望，学者各有其说，但大略在今茂县、汶川、北川县一带。

（3）1958年，成都崇义桥出土东汉墓石枋。其右枋文为：

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B31

按：碑文载吕后死后，吕氏家族因罪迁蜀。碑刻中的“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释之均为吕后兄长，随汉高祖平定天下有功而受封。《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建成侯死后，其“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吕禄是吕后侄子，碑文中的“嗣子”当为吕征过。吕禄、吕征过为兄弟，都是建成侯之子，吕征过当为长子。高后八年，吕后死，诸吕发动叛乱，为陈平、周勃平息。文献鲜及吕氏家族下落，墓枋碑文正好补史之阙。从迁徙目的地看，也是“徙蜀汶山”。结合上文《王孝渊碑》“建宅处业，汶山之阳”，《汉景云碑》“衍（述）禹石纽、汶川之会”“家于梓潼”，则战国末年到汉代从关中地区迁徙到蜀地最重要的目的地即是“汶山之阳”或“汶川之会”地区。

（4）清道光年间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敏碑》：

君讳敏，字升达。肇祖宓戏，遗苗顾稷，为尧种树，舍潜于岐……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缵其绪，华南西疆。滨近圣禹，饮汶茹汸。……季世不详，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

按：任乃强对此碑做过全面考证，指出“汉人重世族，樊君生于边裔，故其子孙门人侈言祖德以明其非夷族。”B32“青羌”为“青衣羌”，说明东汉时蜀地青衣水存在羌人，他们把自己的祖先附会到中原汉族的“宓戏”“尧”身上。后来因迁徙而散居，有的在楚地，有的在蜀地;“饮汶茹汸”，饮、茹对文，结合上文“滨近圣禹”，可知樊敏家族是到了汶川、什邡一带定居。

（5）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云南昭通城外白泥井出土了《孟孝琚碑》，经考证为公元157年所立，号称“滇中第一古石”“寰宇稀世之奇珍”。碑文述南中大姓孟氏之子孟广宗12岁随父到武阳，曾习《韩诗》《孝经》，后改名孟琁，字孝琚;聘蜀郡何彥珍女，何女殁于武阳，其父下属刻碑并送其安葬朱提。碑文称“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孟广宗”，严道，《元和郡县志》称“秦旧县”，地望在今雅安一带。说明南中孟孝琚之父是携全家到武阳（今四川彭山江口）做官，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少。

3.蜀器

蜀地出土的器物与中原多有联系，前修时贤论述不少，此从略。述少者胪列如次：

（1）赵地出土的“蜀西工”器。1970年至1972年，先后发掘了位于邯郸南部东端张庄桥村北的两座东汉砖拱多室墓，居南的一座为M1，居北的一座为M2。B33在张庄桥M1、M2中，出土了铭文“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和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永元四年（公元92年）銅鉴等一批铜器。该墓可能是死于东汉赵国最后的三代赵王（赵惠王刘干、赵怀王刘豫、赵献王刘赦）中的某位赵王的陵墓，铜器也当在这时为其所有。

（2）朝鲜出土的“蜀西工”器。二战时期，日本在朝鲜发掘古乐浪墓，发现大批蜀地西工制造的漆器，其中有铭者22件，包括杯、盘、盒、盖，均有“蜀郡西工”“蜀西工”“成都西工”字样。文字多者如建平三年漆盒盖、建平五年金铜扣漆耳杯、元始四年金铜扣漆耳杯等10多件，每器文字在60-70字左右。年代最早者为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者为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102年）。B34从年代上来看，始元二年3件，元始四年4件，署有造作工匠和官吏的姓名。

（3）贵州出土的“蜀西工”器。1954年，在贵州清镇平坝汉墓M15曾出土“元始三年漆耳杯”，铭文为：“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画木黄耳杯……工丰髹工建上工常铜耳黄涂工武画工典羽工万清要政造工□造护工卒史章长良丞凤掾隆令史竟主。”B35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青铜器，如剑、斛、鉴等也在蜀地以外发现。器上“蜀西工”字样与漆器记载格式完全相同，内容包括制器年代、属性、机构、工匠名称。这些蜀地制造的器，无论是用何种方式将这些古器物运到遥远的外地，都需要人的交往，并以语言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扩大了蜀语的传播范围，也会有一部分外地的商人在蜀地定居下来。

4.蜀字

从20世纪中期以来，就有不少学者研究“巴蜀图语”。1985年，成都西郊十二桥遗址中期，发现了一件陶制纺轮，其中两个字，与常见的“巴蜀图语”完全不同，应属于甲骨文系统。这个事实表明，“至迟在商代后期，蜀人可能已经使用和甲骨文同属一个系统的文字。”城固遗址出土的许多商文化遗物，如铜面具、铜泡、人面纹钺竺，与蜀地三星堆器物极其相似。B36冯广宏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在同一器上既有汉字又有古蜀文字至少有八个：王、中、田、日（明）、十、大（或方）、老、弜。“有这么多汉字与巴蜀文字兼容，说明巴蜀文字的构造体系必然与汉字同类”B37，结合蒙文通先生所举“氏”这个巴蜀的字来看，古蜀有一部分文字与中原文字有着同一个来源，应该没有疑问。关于蜀人同时使用中原及巴蜀文字，冯广宏、王家佑有同样意见。B38佟柱臣则认为蜀人商代已使用汉字，但蜀人当时并未有自己的文字。B39从现在不断出土的文字看，应该说冯广宏、王家佑先生的意见较为可靠。

总体而言，两汉时期的蜀地迁徙，较之先秦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规模更大，二是迁徙原因更复杂，三是既有主动的迁徙，也有被动的迁徙，四是迁徙是双向的，既有蜀地向中原甚至域外如朝鲜等地的迁徙，也有中原等向蜀的迁徙，五是迁徙并非一次完成，而可能经过多次，这样，蜀语的层次也就不能像大树的年轮一样分明，错综复杂的层次，为蜀语的层次性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障碍;相应地，蜀人形成的层次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四、中古时期：少数民族入蜀与侨置

汉末到魏晋时期，中原战乱，蜀地迁徙活动也没有间断。《三国志·蜀书》：“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焉进入益州，截断交通，斩杀汉使，益州处于半独立状态。随后，刘备进入四川，也带来大量的外地士兵，他们不少后来成为蜀汉政权的骨干。此时蜀地上层统治集团多半为外地力量，从《三国志·蜀书》人物传中蜀人不足四分之一可证。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移民现象是僚人入蜀、李特流民和侨置郡县三大事件。

1.僚人入蜀

魏晋南北朝时期，蜀地边缘的少数民族有一次重要的入蜀大移民，他们深入到蜀地的腹心地带。《水经注》卷八：“李寿之时，僚自牂柯北入，所在诸郡，布在山谷。”宋郭允蹈《蜀鉴》卷四载，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蜀李寿从柯引僚入蜀”，且“徙傍郡户三丁巳上以实成都，又徙柯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宕渠、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时蜀人东下者十余万家，僚遂依山傍谷。”《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寰宇记》卷一三九并引《四夷县道记》载：“至李特孙寿时，有群僚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之间，散居山谷。因思流布在此地，后遂为僚所据。”另载“初，蜀土无僚，至此，……布在山谷，十余万落”。《通志》卷一九六、卷一九七所载事略同。《寰宇记》卷七十五引《益州记》：“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载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冬，“蜀土先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又卷一四六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初，汉归义侯势之末，郡僚始出，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满山谷。”

西晋初年，僚迁入蜀，较之当时最多只有二十二万多户的蜀地，大规模地增加了户口。两汉时期计算少数民族的数量单位为“落”。“落”或指部落、村落、夷落，或等于“家”或“户”。换言之，这“十余万落”，至少也就是“十余万户”。入蜀僚人，每户如以五口计，至少有五十余万人入蜀。僚人所到，郡县皆废，人民流离。《元和郡县志》载，邛、简、普、资、嘉、雅等近二十个州“没于夷僚”。据《宋书》卷三十七、三十八《州郡志》，刘宋大明八年（464）四川地区三十五郡（包括侨郡）仅五万六千余户，二十九万七千余口，略为晋太康时户口的四分之一。B40僚人其实本身距离蜀地中心地带绝对距离并不远，只是由于交通的不便，语言的不通，才导致接触与融合不多，魏晋南北朝初期则改变了这种状况。西晋初年，蜀地十五郡已有十四郡有僚人出现。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必然会在蜀人的形成和蜀语的发展中有所表现。

关于僚入蜀事，《华阳国志》记载很清楚，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认为不尽可靠，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与僚出现于蜀时代相同的常璩、李膺的记载更可信。并且说《晋书·李寿载记》“徙傍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所徙为汉人。但这里认为，如果与《寰宇记》卷七十五引《益州记》相比较，缪说还只是推论，缺乏有力的证据。

2.李特流民入蜀

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大量西北的流民入蜀地。《晋书·李特载记》载侍御史李苾给朝廷的奏章说：“流民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只好让大量的流民进入蜀地。公元301年，朝廷要求这些流民返回本土，益州刺史罗尚却处处设卡，流民起义爆发。宋郭允蹈《蜀鉴》卷四：“晋太安二年（303），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入东下……其入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流民稍安。”永兴元年（304年），李特攻入成都。306年，其子李雄即帝位，国号大成。338年，李寿改国号汉，史称成汉。六郡流民大起义，人口大量入蜀。《晋书·地理志》记载，晋初蜀郡、犍为、梓潼、巴西、广汉、新都六郡总人口约为11.18万户，秦、雍二州流民蜂拥入蜀后，短短数月间，蜀地人口剧增数万，已近20万户。

3.侨置郡县

20世纪30年代，谭其骧先生曾著《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对各地移民情况做过详细的研究。其中谈及四川境内仅有十余侨郡，移民多来自陕西、甘肃及本省之北部。少数系河南人，所设地点在成都东北、川陕通途一带。共有白水、永昌、始康、南汉、巴西、江阳、南阴平、晋西、安固、南汉中、北阴平、武都都、南新巴、南晋寿、天水、怀宁15郡。B41至于人口，“益州地区《宋书·州郡志》载益州领郡29，其中可以查证的各类侨郡达15个，占1/2;全州总户数54042，而侨郡县领户达14791，占1/4强，由此可见益州侨郡县规模确实不小。”B42而且没有土断之举，北周时代，益州侨郡县才消失殆尽。可见，外地移民的方言岛现象应该保留得较久。

僚人入蜀、流民起义、侨置郡县三大移民事件给这一时期蜀人的面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此前的研究者多从移民史角度考量，如张泽洪曾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多次大规模移民，移民入蜀的有东州人入蜀、荆州人随刘备集团入蜀、六郡流民入蜀、僚人的大规模入蜀等。B43这里我们再从蜀人构成来分析，如果说，先秦两汉时期蜀语的接触与融合主要体现在他与相邻方言之间，而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语言对蜀语语音、词汇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相应地，对整个这一时期的蜀人成分也也有影响。《华阳国志》说阴平郡属广汉北部都尉，“东接汉中，南接梓潼，西接陇西，北接酒泉。土地山险，人民剛勇。多氐傁，有黑白水羌，紫羌，胡虏，风俗所出，与武都略同”，这正是民族接触引起风俗变迁的表述。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蜀人结构甚至决定了明末清初以前一千年中蜀人的基本面貌。

五、结语

通过民间传说、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三种证据，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形成了证据链，但其蜀人的形成大略可分为三期，来源也与水陆交通、相邻而居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那种把蜀地居民看成单一民族、居民成分一成不变、民族与地域一一对应、以地命族、以今民族套古居民、以今国家套古部落、古部族等“以今律古”的观点，都还有赖于提供更多的证据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也就是我们称“蜀人”而不称“蜀族”“蜀国”的根源所在。如果把上述材料做成图表，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中上古蜀人的构成：

不难看出，中上古时期的蜀人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多元混生系统。这个系统从地理分布上看，在某些时段，其核心地域应该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周边少数民族为辅，大杂居，小聚居。从结构和层次上看，蜀地原生民是古蜀人的底层和核心，秦汉时期的外来迁民是中上古蜀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来自于关中、荆楚两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和民族融合是中上古蜀人的上层。到这一时期，蜀人的面貌基本定形，其结构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①汪启明：《蜀语、汉语、羌语同源说》，《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2018年第6期。

②汪启明：《古蜀语诸家论述纂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③王毅：《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④冯广宏：《考古揭示蜀人三源说》，《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

⑤周生杰：《〈蜀王本纪〉文献学考论》，《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年第1期。

⑥任乃强：《蚕丛考》，《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

⑦B12B2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276页。

⑧段渝：《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二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⑨杨明春：《“朱氏街”考析》，《崇州文史资料》2004年第18辑。

⑩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3页。

B11汪启明：《东夷非夷证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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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