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文_汪船山

纵观中美贸易脉络，要追溯到晚清。伴随着各种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华朝贡贸易体系被打破，开始被迫进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而洋务运动，以甲午一役宣告失败，康梁诸人掀起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的风潮。

张之洞曾有言：“祸不在四海之外，在九州之内。”而同时期的朱一新则预言，康有为将开启“以夷变夏”的大门。

作为文臣和讲学著述的儒生，朱一新曾有言：“古之儒者，明体所以达用，宁可世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不足于合用于世。”“著述不可囿于风尚，风尚既移，则徒供后人指摘矣。”

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义乌朱店人，人称“朱义乌”，学通宋汉，以致用为归。有《无邪堂答问》《汉书管见》《佩弦斋诗文杂著》传世，另有康有为编《朱一新论学文存》

世必有非常之人

在清朝

一个人梦见一个人

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

而朝廷增设军机处

每年选拔长指甲的官吏

在清朝

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

有一个人朝三暮四

无端端的着急

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

他于1840年死去

这是诗人柏桦的名诗《在清朝》，死去的是郁郁不得志、忧国忧民的龚自珍，他留下著名的《已亥杂诗》，其中两句众人皆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民族危亡之际，需要的是人才。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抄本，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

朱一新的时代堪称乱世，亟需人才。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改革都可以因时因人而异，但绝不可否定历代先人精研完善用以安定中国人精神的经典

“……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

李星沅一语道破了条约的关键处，不在于赔款割地，而在于“夷妇”——英女王与中国皇帝并书。

《南京条约》标志着，自古以来由中国所倡导的天下体系瓦解了。满人虽然也曾被视为蛮夷，但他们是明朝天下体系的继承者，并没有推翻这套“世界体系”。而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直接推翻了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

这个体系，就是建立在朝贡体系之上的全球化体系。简单说，朝贡贸易，是由中华控制的全球贸易。

在这之前，外国人来与中国做生意，中国人不认为那是国际贸易，而是认为，蛮夷又进贡了。他们的货船，中国人称之为贡船，他们出口过来的商品，称之为贡品。他们的船员，称之为贡使。而且，外国人来做生意，还不能与中国人居住在一起，要给他们单独找个地方住，称之曰蕃坊。

就是这样一群被古代中国人蔑视的蛮夷，这些化外之民，中国人口中的“红夷”，自鸦片战争后，摇身一变，成了列强，而中国跌落成了东亚病夫。

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治下的天下体系，被西方帝国摧毁了。

换句话说，鸦片战争，是西方文明史横扫全球的重要标志，而不是中国进入近代史的标志。因为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中国只是进入了一段衰弱周期，而不是说之前的历史都不是历史，都是不足为道的历史。更不能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形态要让西方人来定，怎么解释中国的历史，要由西方说了算。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具有这样的历史眼光。但是，1846年出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位中国人，即使在中华民族最为孱弱的年代里，依然有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洞察力，他被张之洞等人称为最懂西学的人，他所编写经世致用的《无邪堂答问》，在各地的私塾和书院里广为流传，启蒙了一代又一代救亡图存的爱国志士。尤其是他主张全民抗战的军事思想，明显影响到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因为，在中原王朝屡屡败于北方蛮族，主要的问题是天高皇帝远，战争动员能力低下。1937年，日本侵华之时，国军总兵力是220万，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9亿，适龄男性1.5亿，动员率只有1.5%左右。即便是抗战期间，民国政府也只是先后动员起790万军队，动员率略超过5%。

对比同期的日本、苏联、德国、美国，日本动员率是37.5%，苏联67%、德国60%、美国40%。

司马相如云：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这个人就是朱一新，时人称“朱义乌”。

在朝为直臣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号蓉生，义乌朱店人，人称“朱义乌”。五岁从师认字，听邻座同学读《中庸》《论语》，默默记住，等到塾师教他时，大半已能背诵。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占领义乌，朱一新父朱凤毛带头组织民团抗御，家属避居深山。朱一新时年15岁，往来家中与避居地，从小在险恶的军事环境中成长。父亲说他：“小少荒山弟妹俱，往来侍母备薪储；最难一卷随身读，避寇三年不废书。”

19岁时，朱一新中秀才，同治七年（1868），就读于金华丽正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第二年，在西湖旁的“诂经精舍”肄业。

这所由乾隆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书院，照例要每年六月由学使命题考试。此年，学使徐寿衡侍郎出了经、史、辞章数十道题，连当时颇有名气的生员都感到为难，不得不“殚精罩思，并力合作”。唯有朱一新独自答卷，写成的卷纸厚达一寸。徐侍郎大为赞赏，评为“一日千里，必可大成”。是时诂经精舍特置超等生六名，朱一新即属其中之一。

在金华、杭州数年的求学生涯，诚如他自己所说：十分拘谨，慎交友，不优游，专心学业，终其一生也，“无一日弃书不观”。

同治九年参加乡试，与比他小四岁的胞弟朱怀新同时中了举人。朱一新所作策论中，已流露出直陈时弊的端倪。

中举后，朱一新当年到北京，捐资任职“内阁中书舍人”，担任一般文秘工作。因在京师，又在收藏掌故档案图籍极其丰富的内阁办事，见闻多，视野也更广阔。

光绪二年（1876），30岁的朱一新中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升翰林院编修，为《国史》儒林传、文苑传搜撰资料。

在京供职时，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实地调查，广征博引，历时15年编成《京师坊巷志》。

光绪八年，法国侵占越南，进而企图侵占云、桂两省。朱一新上疏力主就地募集兵勇，抗击法国侵略者。

光绪九年（1883）夏，法国军队强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进而窥视我国云南、广西。八月廿二日，朱一新上《请速定大计以耆危局疏》，请求坚决抗阻法军侵越。同年十二月，法军大举进攻中越边境的中国驻军，因将领互相拆台，中国军队溃败。光绪十年（1884），朱一新与同事二人上《和议末可深恃疏》，建议加强海防。

光绪十一年秋，朱一新任湖北乡试副考官，参与选拔人才。秀才周树模策论中有触犯时忌的语言，朱一新仍大胆选拔他为举人。回京后，受到慈禧破例召见。是年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职司言官，更敢直陈己见，指斥时弊。

十二年六月，他上《敬陈海军事宜疏》，提议将胶州建成海军基地；闽粤添置水陆学堂，训练储备人才，这些策论事后被有识之士视为深有战略眼光，可惜没有被掌权者采纳。

是年夏天，慈禧派醇亲王到天津巡阅北洋海军，派太监李莲英随行。朱一新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大意是说，阉宦之流，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往往结党营私，这是前代的积弊，史书上记载得清清楚楚。

奏疏上了朝廷，百官震骇，朱一新坦然无惧。慈禧阅表震怒，质问他“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什么意思？

朱一新不但不承认自己说错了，反而进一步揭露李莲英恃宠而骄、妄自尊大的罪过：亲藩远涉，内侍随行，在朝廷则为曲体宗亲，在臣庶则以为创见。

还听说北洋大臣曾以座船迎接亲王，亲王不肯乘坐。李莲英却上船乘坐，沿途办差的误以为亲王来了，真骇人观听，如果该太监不收敛，继续这样做，“为害何可胜道？”

慈禧更为震怒，将朱一新降职为六部主事候补。直言受责，朱一新就以母亲患病为由请准回乡。

在野为良师

朱一新以母疾求归，台省同官相送，京师士民皆称赞朱义乌真御史也。

《清史稿•朱一新传》谓“言论侃侃，不避贵戚”。

朱一新回到故里，母病即愈。他曲尽孝养，布衣素食，无异寒士，在京供职13年，无官邸，更无私宅。他先是寄寓草市苏家坡金华会馆，光绪五年大病，友人以其地偏僻，照顾不便，改赁位于广宁门（俗称彰义门）大街西砖儿胡同的法源寺僧舍居住。官俸菲薄，除书籍衣被外，别无长物。

当官时已清苦，丢官后连原来的一点固定俸禄也失去，当然更清贫。

故乡山水虽美，长期寓外后得以叙天伦之乐，承菽水之欢，但没有多少积蓄，又无大片田土，一家老少衣食皆缺，难以长期优游自适。

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驰函，聘朱一新到广东肇庆执掌端溪书院。张之洞曾任翰林院编修，在北京时他们相互熟悉。张之洞深知朱一新的学识、才能和事业心，这时以疆吏要员身份，不顾社会上可能发生的罗致重用谪官人士的非议，诚恳函邀朱一新赴粤。

虽然路途较远，朱一新还是于当年八月到达广东，次年初到肇庆，任端溪书院主讲。

端溪书院教务繁重，他热爱诸生，诱掖开导，不遗余力。他在《寄王雪澄年丈》中简要介绍教学情况：端溪课卷虽只有二百名学生，往往一卷就有百页以上。一月两课，共有四五百卷，半年不下两三千卷。尽管辞章有佳构，而经史多未入门。分析批示动辄千字，竭尽二十昼夜的精力，才能完事。住院的学生中，也有勤苦嗜学的，问我读书方法，由于言语不通，答以笔谈，几于手疲。

光绪十五年（1889），朱一新移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广雅书院由张之洞创建，收录广东、广西两省各一百名高才生员。院规是“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

光绪十八年秋，朱一新应师生请求，将过去三年问答诸生所问的内容，加以整理和补充，编为五卷，刻印成《无邪堂答问》一书。无邪堂是广雅书院讲堂，由张之洞命名并题匾，堂名源于《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元邪堂答问》是朱一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巨。他曾写道：近将两三年来与诸生问答之语抄录成帙，其中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

此书的可贵之处，在朴学流行的清代，朱一新兼采汉学、宋学，两者持其平。

同时，对九流百家之书，对释迦、基督之教，以及近时洋务西学，朱一新都能追本溯源，不负圣门教人之旨。

朱一新故居“约经堂”现为义乌市著名文物保护点，十八间楼房组成四合院，与胞弟朱怀新故居合成朱店村“大夫第”

朱一新墓前石虎

朱一新家“奉天诰命”箱

朱一新从小爱好濂、洛、关、闽的学说，对宋、元以来的学者都能说出他们的得失。他对弟弟朱怀新说：“古人求治国之道在于经，后人求治国之道在于史。若处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的效果明显，所以对地理、经济尤其用心，凡所议论，皆有实际意义，不能说大话，哗众取宠。”

朱一新不但通晓汉宋儒学，且自认史学更强。他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不断侵略中国的时代。凡有关国外政治、地理、历史、时事的书报地图，无不悉心阅读，可以说学贯中西。《无邪堂答问》中，卷一就有关于新疆形势，吉林、黑龙江两省边防、筹边以屯垦为要的论述。卷二的《景教流行中国碑考》约三万五千字，引用列举的书有80余种，有正史、私人著作和西人著作中译本，对当时世上基督教及其支派、伊斯兰教、佛教的情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皆有精彩论述。其他各卷重点讲治学，亦有关于边防和时事的论述分析。其抵御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朱一新相信民众，认识民众的力量，主张依靠发动群众来巩固国防。着重提出了“兴团练”，其中说：“遍地皆民，即遍地皆兵。”

这些军事思想，在后来的苏维埃红军、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践行。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四日，朱一新偶感微恙，七月初二移卧书房，客来探视，尚能迎送。

午后，他忽对胞弟怀新说：“刚才集了两句诗‘撒手白云堆里去，回头四十九年非’，用来自挽你看怎样？”

朱怀新劝解说：“您神志清新，何至于此！”

朱一新含笑不语。下午三点，兄弟俩携手散步。五点，朱一新即渐昏迷，并断断续续自言自语，大意是明年迎养父母竟成虚愿；精力渐衰无以满足诸生之望；高丽为北京屏蔽，必不可弃（日本欲侵朝鲜，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延至黄昏，与世长辞，终年49岁。

其故居“约经堂”现为义乌市著名文物保护点，十八间楼房组成四合院，与胞弟怀新故居合成朱店村“大夫第”。

今天的朱一新故居有许多独特处，其气派雅致的建筑格局和木雕艺术，享有“三绝”之誉：一“绝”是指其建筑风格有明显的闽南文化印记，整个建筑雕梁画柱，古色古香，气派优雅。二“绝”是刻在门板上的书画，46扇木门裙板，每扇上部都是雕花的明窗，下部用独块木棉树板阴刻的名人字画。三“绝”大凡厅堂构建一般中规中矩，宅基方正，但朱一新故居后墙一角呈大院弧状，令人称奇；当时朱一新为了让村民进出转角宽裕，建宅时缩去一角，足见其胸怀。

朱一新的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变法者和革命者，维新时期的陈宝箴奉之为圭臬。

陈宝箴之孙、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

当年，康以《新学伪经考》第一个欲向朱请益时，朱一新反复致信以驳其偏。朱一新驳斥康有为之变法要害为“援儒入墨、变夏为夷”。康之所谓尊孔子，是树孔子像而拆孔庙。

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10页篇幅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及当年朱、康两人往来书信中内容，以批康有为的考据失偏。

朱一新去世后，康有为为之挽联自称愚弟，其中有“鹅湖异同，行将合并”字样。

显然，康有为将自己和朱一新比喻为朱熹与陆九渊。康有为极自负，而面对对其《新学伪经考》作出如此严厉批判的朱一新时，康有为并未恼羞成怒，可见朱一新的人格魅力。当然，“行将合并”四字乃虚饰，康、朱虽都欲变法，但宗旨大异。

张之洞曾有言：“祸不在四海之外，在九州之内。”在张之洞、朱一新眼里，列强要驱，国弱要振，但改良的底线是不能摧毁立国之本，若以丧仁义为代价，从更长眼光看，则国难更甚。

现代学人王元化先生曾称赞朱一新是那个时代之同人中对西方了解最多者。

朱一新思想中与康有为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有根本的坚守，要在体识中国经典的前提下取西法之长。

朱一新有言：“义则百世所同，制则一王以独。”

翻译为今天比较通俗易懂的话，其实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

朱一新认为，怎样治理当世，每个时代的改革都可以因时因人而异，尤当其所于内忧外患之时，此即“制则一王以独之”。但绝不可如常州学派那样，否定历代先人精研完善用以安定中国人精神的经典。

“经者，常道也”，今天的学人，在思考新文化运动之时，其最大的失误是将西方工具理性中用于治世的科学与民主，错与中国文化里的价值理性相混淆，将人类本来都应遵循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予以清除，其遗害至今。

朱一新一生拘谨，慎交友，不优游，专心学业，无一日弃书不观。图为他的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