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
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所谓“盛唐之音”和“文学的自觉”是令人注目的大事。一般来说,人们是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分开来看的。但如果从宏观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上看,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世族文人的社会地位独立为基础的文学自觉,盛唐时期以文人为核心的文化繁荣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文学自觉的前提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其主要内涵就是魏晋时期门阀世族在经济政治力量发达的基础上文人的人格地位的充分提高。世族文人经济实力的膨胀,导致了以所谓“门阀政治”为特征的政治地位的确立。正是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实力强大,才造成了魏晋时期世族文人的群体人格的独立;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才是文学走向独立的基础和前提;正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和文学自身的独立,才是“盛唐之音”的源头之水。
所谓“魏晋风度”,首先就表现在门阀世家大族的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贵族派头儿。这也就是魏晋名士风流的第一道风景……
有一天,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问自己身边的丞相陆凯:“卿一门在朝者有几人?”陆凯答道:“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感叹道:“盛哉!”(《世说新语·规箴》)这位陆凯字敬风,是东吴前代宰相陆逊的族子。史载陆凯“忠鲠有大节,笃志好学。初为建中校尉,虽有军事,手不释卷。累迁左丞相。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故不敢加诛也”(《世说新语·规箴》刘孝标注引《吴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