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诗歌创作

陈强

一.中西文化共通滋润下塑造的独特人格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946年）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闻一多于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他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具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底蕴，10年的清华学习使他对西方文学也有了自身独到的理解，“中西合璧”和“多元并蓄”的教育培养了他对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22岁（1922年）去美，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可以说，在闻一多的身上，有着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承载着西方浪漫主义和理性思想的新潮，受到了美学艺术的感染，怀揣着深深的爱国情感，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奠定了其国学和西学的文学基础。闻一多首先是学者，是美学家，是艺术工作者，是新旧思想交替中承上启下的青年，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成为了诗人，因而在他的诗中带有着属于学者的理性，属于画家对于美的敏感，属于新青年的炽热与深情。在中西文化共同滋润下塑造的独特人格是他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能够成为新诗理论的开创者的重要原因。

二.闻一多自身对诗歌创作的理解

对于新学和旧学，闻一多先生内心是具有矛盾性的，一方面他欣赏西方的人文主义文学，美学原理，文学批评等文学艺术，但对西学的有些方面不能苟同甚至反感，另一方面，在当时，中国社会遭受列强欺压的事实以及他在美国留学时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刺激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尤其清华的西方热风气让他写下《美国化的清华》一文，直指美国的文化不值得我们学习吸收，相比之下，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生活方式是最理想的，我想，这与他长期受到中华古典文化的浸染又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在他的诗作中，虽然有西方文学的影响，但从骨子里渗透出的感受，我以为，中华古典文学的笔触更加深刻。但这并不是说闻一多是保守主义者。1920年，闻一多在《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的呼声》一文中，就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观点，他说：

我们谈到艺术的时候，应该把脑筋里原有的一个旧艺术底印象扫去，换上一个新的，理想的艺术底想象。这个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底僵尸，乃是融合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

在1923年，他发表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

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从闻一多的这两段论述之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对于新诗的独特看法，既新于东方，也新于西方，表现了新时期下的一场诗歌的重新创造，在这之中，我们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闻一多对于社会发展潮流的把握，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于西学的不盲从，在新文化运动充斥在对于中西方的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狂热中时，闻一多先生能够以其学者的素养，理性的分析，提出对于中西方文化的辩证认知与创新，我认为这是极具前瞻性和预见性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闻一多在当时对于新诗的定位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而这也为其提出新诗“格律”的理论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戴着镣铐跳舞

在《诗的格律》一文中，闻一多这样写道：

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作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假如你拿起棋子来乱摆布一气，完全不依据下棋的规矩进行，看你能不能得到什么趣味？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作诗的趣味也是一样。假如诗可以不要格律，做诗岂不比下棋、打球、打麻将还容易些吗？难怪这年头儿的新诗“比雨后的春笋多些”。

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其实，无论是下棋还是其他，都有自身的章法，而不是乱搞一气，在“规矩”的束缚之下才能创作出更符合自身价值的作品，只有不会下棋的人才会乱下一通，而精通棋艺之人往往深谙棋的内在法则，同样，只有不会作诗的人才会不讲格律，懂得作诗，能作好诗的人是乐于而且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他强调诗歌要重视格律，诗歌首先是诗，具有诗的格律，才能传递艺术的美。我们清楚的知道，闻一多先生并不反对白话，他反对的是以胡适为主体当代诗人的对于诗的无格律式改造，片面的追求诗的通俗易懂性而忽视诗作为一种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做法。诚然，胡适先生开创了白话的诗歌时代，赋予其自由的内涵，带动了一大批新青年的新诗创作，但在这个过程中，诗歌的文学价值是被削弱了的，而闻一多先生在这里重新强调了形式之美的正面意义，使得大家能够了解诗歌的创作是不容易的，是严肃的，它“戴着镣铐”，它有著自身的使命。如果说胡适先生开创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那么闻一多则是将诗歌的创作拉上了艺术的正轨。

四.闻一多在今天

作为青年时代的闻一多，身于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上，处在新旧文化交替之时，却能够以时代的眼光，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诗的创作与发展，并运用自身的文化素养，投入以炽烈的情感，推动新诗格律化的进程，写出耐人寻味的诗篇，将新诗的发展推入正轨，我以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他的身上，有着画家的明睿，书法家的深沉，诗人的才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那一份理性，为他的诗作染上了一层厚重之气，使其无论在哪个时代，读来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当然，在经历战争波折和黑暗统治之后，他由学者变成了民主战士，可能这一身份也更为人们所铭记，但我总认为，他在青年时期无论是在学术上，思想上还是诗作上都要比40年代后的他更有学习和研究价值，而他作为学者，诗人，知识分子的身份更应当被铭记。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需要的，应当是像闻一多这样潜心研究，人格独立，具有真实才学的知识分子，需要的是像《死水》一般振聋发聩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