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与丰盈生命力的彰显

马俊峰 王斌

摘 要：理念构筑现实的内在逻辑，推动着现代社会发展中呈现张力与紧张关系，一旦其固有的矛盾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具备了现实的出场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的类思维的生成为逻辑起点，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共同体价值观，是以美好生活的实现为终极目标，这些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内容。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内容，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整体的需要视角审视人类解放，以建设性的逻辑破解现代性难题，从话语体系建构的维度表达中国话语，进而全面地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丰盈的生命力。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性;共同体价值观;中国话语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1.001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1-0001-07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它既观照现代化的进程，又与全球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既兼具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又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表现为现代性在精神性维度与制度性维度之间保持内在张力，维持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合理运行，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致使人类的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之间相分离，从而使整个世界囿于现代性带来的“风险景观”中。因而，利奥塔发出“重写现代性”的呐喊，哈贝马斯提出“重建现代性”的紧迫性，吉登斯强调“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性，他们的理论旨趣都共同指向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如何建构、建构什么样的可行路径来破解全球现代性危机的问题。因此，如果要很好地应对全球现代性危机，那么世界各国应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观照下，来实现人类的美好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现代性语境中，深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全球问题的深入问诊和科学解答，它是在现代性语境中诠释了中国在关怀人类命运这一伟大叙事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道义担当。正因如此，我们应考察现代性在全球发展中生成的历史和现实轨迹，从而廓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语境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吉登斯曾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微缩语” [1]，这说明现代性是根植于现代社会而对现代社会总体状况和基本性质的整体把握。考察现代性概念应坚持整体性原则，原因在于现代性不仅内含现代社会意识层面的总体特征，还内在规制了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运行。诚如伯曼所讲：“人们即便在其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现代性这个词，也能够成为现代主义者”[2]，这充分说明现代性已然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个体的生存态度、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及其从事社会公共领域的叙事风格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把握现代性的意义首先应聚焦于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因为现代性逻辑生成是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科学、个性、自由等息息相关。一方面，在启蒙运动的催生下，现代人形成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念体系，个体的主体意识、理性精神也成为了现代性精神维度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现代性还含有制度性维度。现代性通过具体的经济运行、行政管理和社会公共领域的组织及管理，共同建构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和运行模式，这体现了现代性作为“社会各主要层面和主要领域的内在机理和活动图式的内在性维度”[3]，从多层次方面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世界性意义。

诚然，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形塑着现代社会，使现代社会遵循理性化、民主化、契约化的理路合理运行，保持了现代性内在的精神性与制度性维度间的内在张力。但是，如果我们透视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现代性主要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及其在全球的扩张而得以发展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主导着现代性的运行，他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这意味着，马克思是从唯物史观的视野看待物质生产方式对现代性发展起的决定作用的，正如他所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这说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决定着它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与精神生产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它们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现代性就是在这种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着持续运行。与此相应，现代性以旺盛的生命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的运行范式和发展走向，换言之，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资本运动的产物，它完全受控于资本逻辑。由于资本全球扩张属性的规定，现代性随即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生长呈现蔓延之势，“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此时，现代性成为了全球的现代性。

随着现代性对全球生活影响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普遍交往的关系得以建立，现代性逐渐破除了民族和地域的藩篱，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但同时裹挟在现代性内部固有的矛盾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突显。如马克思所预见的，现代性带来了人的自由，同时也造成人对资本的依赖，人的个性完全受资本的奴役，人的“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7]。随之而来的是由现代性内在矛盾造成的全球“失序”状态，一方面表现为人类开始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等打破生态平衡的人类生存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粮食短缺、疾病传播等阻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根本性威胁。通过审视以上问题，不难发现在现代性的推进历程中，每个国家或民族的问题既有它自身问题的特殊性，又反映了所有国家或民族存在问题的普遍性，而全球性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取决于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与之相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构成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有利于实现“必然的现实世界”向“自由的未来世界”的自觉转换，是西方世界解决区域内特殊问题的“他者”的镜像。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现代性语境中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一种方案，从而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理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现代性语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的理性展现，是中国对世界图景和发展道路的构想和实践，这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类思维、共同体价值观与美好生活目标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如果我们能够深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那么就能更好地展现中国智慧，更好地建构与展现中国话语的现实力量。

1.类思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的类思维的生成、展现为逻辑起点。如何定义和理解类思维的概念，这与马克思对“类”概念的认识息息相关。一般而言，谈到“类”概念，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人的类本质、类本性、类存在，以上表述本质上都指向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及其规定性。对此，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8]，这里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9]，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进行人的类本质问题的阐释，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同时他指出人在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中，人的类本质属性才会生成，人才会与动物完全地区别开来。

人的类本质生成、提升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类思维形成过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开显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在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建立普遍交往的关系，人就会自由自觉地与社会、自然和他人间建构出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体。随着普遍交往的关系体逐渐打破地域、民族的疆界，追求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才会建立。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的全面发展完全依赖于共同体的发展，相应地，共同体的发展又保障、提升个体的全面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在世界一直保持着开放态度，以追求全世界勾连成一体的共同体为价值取向，它克服了原来虚假共同体封闭的、单一的存在范式的局限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真正共同体解答全球性问题的现实投射与发展，也是对真正共同体的时代回应。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个人只有在这一整体中通过‘分享整体所分配的角色和地位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10]，这实质上阐明了共同体中个人和共同体关系建构的问题。当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只有共同体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多可能性、促进个人的自我完善，共同体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个人与共同体建构关系、促进有效融合的过程中，人与他物、他人间实现了相融相通，一方面体现在人类学会了包容来自不同地域、民族、文化背景下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开始用“他者”的视角审视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并将其统一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另一方面，人也开始以类的思维方式审视人的存在，进行自我的理解和意义建构，而不再是运用对象化的思维方式检视身边的他物、分裂人与人间的关系属性，相反，人开始着眼于将命运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发展作为人类发展的价值旨归，追求共建共享共赢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形成人类彼此依存、命运与共的整体性关系，积极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综观以上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建构的过程，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类思维生成的内在逻辑，也是人的类思维觉醒的恢弘表达，一定意义上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人的类思维生成的基础上。但我们也要看到类思维得到意义的显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理论自觉与现实可能的辩证统一，才能成为整个人类自觉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实践遵循。

2.共同体价值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叙述

人与共同体相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共同体价值观的生成。共同体价值观是“每一个共同体的参加者所普遍认同并坚持和尊重的价值共同认知”[11]，它是衡量每个共同体参加者价值体系确立的标尺。一方面，共同体价值观的确立首先是人的认同意识的生成。这从根本上说，人的共同体性是来源于人对共同体价值观的认同，因为“认同是合法性的另一个面相”[12]，人只有认同人在共同体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及人对人类社会整体性意义的构成，才會确证人在人类与世界、人类与社会的生成逻辑中的完满性意义，而不是人为割裂人与人类整体性的关联，相应地，人就会积极投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合理性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彰显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有机统一的内在张力，为人类整体的发展催生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共同体价值观的生成在于价值共识的确立。习近平站在人类整体共建共享共赢的历史高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对立与民族文化冲突的世界性理念。他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的高度凝练，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内涵的准确表达，展示了中国在解决全球问题所提供的一种可能的实践方案。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共识不是某个国家或区域单一制定的特殊价值，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而是统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参加者的集体智慧形成的共同价值，是共同体价值观的精神内核，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凝练。

共同体价值观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既能容纳差异、尊重多样化诉求，又能凝聚人类整体的精神。但事实上，现代性裹挟的文化价值冲突因素正逐步消解着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严重阻碍了人类对共同体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和践行。与此同时，现代性蕴含的文化价值基于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形成了世界文明的同质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代性文化价值对异质文化的排他性。随着现代性文化价值不断在全球日常生活中的蔓延，价值冲突越来越普遍化，突出表现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用“普世价值”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传播“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普适性意义，宣扬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优越论，以此同质化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甚至妄图抹杀其他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导致了非西方文化价值的污名化境遇，使得整个世界的文明体系不再呈现为多样性、多元化的图景，而是由“普世价值”主导的单一化的世界文明形态，随之而来的是由文化价值冲突带来的恐怖袭击、区域性民族冲突、多元文化消亡等事件的发生，而且这样的事件愈演愈烈，国际秩序也会遭致失衡状态。可以说，上述价值冲突所衍生的后果正消融着共同体价值观的全球性意义，并严重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呈现。因此，我们“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站在人类社会共生共在、命运与共的高度寻求各个文明的‘共同价值”[13]，坚持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秉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共识，打造你我共生的世界文明样态，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文化的凝聚力化解文化价值冲突的负面效果，以构建和谐、包容、多元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现实创造良好的条件。

3.美好生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

美好生活是基于人的价值尺度对人的生活与人自身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自觉审视，是人的主观体验与超越现实期许的有机统一，更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完满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实现应从美好生活所内蕴的情感认同、理解对话和实践方略的维度来考察。

情感认同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主观前提。“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是在共同体里的生活”[14]，由于共同体的在场，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沟通、思想传递、情感交往，人之为人的本质得以展现，人的情感需要得以满足，美好生活也成为人内在的追求和向往的目标。我们看到，作为每个独立的个体依赖对共同体共同性的认同与情感满足，将自己融入共同体，从而使得每个人在共同体中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人的共同体性产生的前提是人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正因情感认同的牵引和巨大的凝聚力，共同体才成为了人的共同体。可以说，情感认同为共同体的持久存在和永恒发展提供了情感支撑。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需要凝聚各参与成员国间的力量和价值观共识，就必须超越不同民族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展不平衡的桎梏，用人类共同向往美好生活的情感方式唤醒参与成员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和情感自觉，继而由情感认同的力量转化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力量。诚如滕尼斯指出：“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伴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15]，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被提出时就遵循这一情感逻辑，它基于建立国家与国家间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关系的理路，来激发参与成员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强烈的情感认同、凝聚参与成员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历史意义。”[16]

理解对话是构画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必要范式。共同体是人的共同体，人是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的。共同体中的人必然地与其他成员发生交往关系，以此建构自我的意义世界，寻求自我在社会中的地位，达成自我和共同体的对话与和解，这说明“共同体意味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17]，正是基于理解对话范式的存在，共同体成员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意识才会生成。因此，我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构建平等、合理、多元的全球新秩序为旨趣，是要最大限度实现共同体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一经出场就表现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特质。但是，当今世界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却未得到有效解决，如粮食短缺、流行病防控、局部战争、难民潮等，以上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世界缺乏一种有效的理解对话的国际交往范式，这严重遮蔽了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意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也是一种潜在威胁。为此，我们要打破传统西方世界所主导的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用理解对话的思维范式共同面对横亘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本着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的精神，用理解对话取代歧视与对抗，以消除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隔阂和猜忌，从而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走向现实。

实践方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世界广泛认同，是中国基于解决全球问题而对世界图景和发展模式的设想和实践，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实践共同体，是具有实践属性的意义共同体。面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提升、共同享用全球发展普惠性成果的现实要求，中国便以务实的态度、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精神，积极打造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休戚与共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主张金砖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建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序承转，进而提升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而中国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精神的尽致表达。“一带一路”倡議是以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旨归，它在注重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将中国的发展融入进世界的整体性发展中，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国与人类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途径。毋庸讳言，上述中国的诸多做法，恰恰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践共同体，它不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是中国将自身的永恒发展与他国的生存发展有机融合起来，携手他国进入共同繁荣与和谐共生的美好时代，同时也说明实践方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精神指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力再现的内在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当代人类整体性的发展提供可行方案，同时以提升人类未来的发展质量、优化人类未来的生活空间作为价值追求。因此，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勾连当代人类与未来世界的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它彰显了磅礴的生命力，极好地阐释了中国智慧的全球性意义。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审视人类解放拓展新视域。莱恩·多亚尔认为人有多重需要，“个人有权利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要，衡量所有人类解放的标准应该是评估这种满足的程度” [18]，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类需要满足的程度反映着人类解放的程度。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在多层次上满足人类整体性的需要，正因如此，我们从人的需要切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场”的现实必要性，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审视人类解放拓展了新视域。

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取决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的本性，“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9]正是在需要的推动下，人积极地、自觉地、创造性地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各种价值，从而实现自我的本质、提升自我的境界。人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满足自我需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因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性前提是人类能够“创造历史”，它表现为人类生产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0]。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间的勾连关系，即基于人的需要的客观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得以形成。随着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发展形态，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得以极大延展，形成了整体性的人类历史，从而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奠定了历史性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人的需要宏阔历史作用的呈现，人类解放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才有了现实可能。

从人类整体的需要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赢”“安全”“美好”为立足点，来见证命运共同体丰盈的生命力、构画人类命运的美好愿景，这为审视人类解放拓展了新视域、贡献了新智慧。“共赢”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各种生存性与发展性的危机，说到底都是与全球发展失衡休戚相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整个世界的发展呈现的不再是合作对话、共享共赢的理想状态。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国间的通力合作，通过合作对话机制，满足各个国家、地区渴望发展的强烈需要，力求将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每个国家，实现全球的共享共赢发展，从而推动命运共同体和谐繁荣的发展。“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保障。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要安全和谐的国际环境，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秉持“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不断制造地区冲突和边界挑衅，由此引发了地区动荡和全球秩序的混乱。此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核危机等非传统问题也给世界造成了全球性恐慌，使世界一度陷入安全危机和恐慌之中。事实说明，安全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有力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主张共同体的参与国积极承担促进世界发展的共同责任和担当，遵守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准则，共同搭建、营造世界发展的安全格局，这鲜明地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也强烈表达了人类共同向往安全环境的愿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呈现的“美好生活”引领着人类从实然社会走向应然世界，这便构成了人类共同的心理需要和精神向往。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的蔓延，整个世界以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价值理性已让位于以追求功利当做行动的最高准则的工具理性，人的价值弱化、人的异化等问题日益突显，“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类命运的危机和人的幸福危机。”[21]这就是说，一旦人的价值遭受弱化，人作为价值主体被遮蔽，这在某种程度上将阻隔全球共建和谐、协调、美好世界愿景的进程。作为具有类思维的特质而出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主张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包容、合理借鉴，以便实现多样化文化间的视域融合，复归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继而调节人类在实然社会与应然世界的历史转换关系，从而满足人类共同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理需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更加磅礴，同时使全人类真正实现人类解放。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现代性难题提供建设性逻辑。现代性虽在精神性维度与制度性维度间保持内在张力，维持整个社会生活的合理运行，然而，现代性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化的始终，“体现为以市场或资本力量为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物化是其本质特征”[22]。在现代性的影响下，资本实现了对人的完全统治，人完全服从于物的宰制，沦陷为物的异化对象，人往往把手段作为目的，高扬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这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疏离，本质意义上规定了现代性难以超越的内在矛盾，即资本逻辑决定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化规律。

相应地，在资本逻辑驱使下的现代性带来了世界秩序的不断动荡与变化。在丹尼尔·贝尔看来，“现代性显而易见是同作为过去了的过去的决裂，同时又把过去弹射进现在”，[23]这就意味着，现代性本身蕴含着决裂、进步和革新的维度，没有现代性的刺激，整个世界将继续遵从传统世界秩序的规律向前推进，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24]我们看到，决裂、进步和革新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则成为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的前提。如果说秩序与失序构成了这个世界稳定与发展的矢量，一旦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秩序之中，人类将共享和平与安全;一旦世界处于战乱之失序中，人类将不能享有和平与安全。因此，对整个人类而言，如果世界陷入不确定的发展旋涡中，世界秩序就变得错综复杂、乱象丛生。可以说，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使得世界秩序不断受到挑战，同时现代性本身也遭致了祛魅的尴尬境遇。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回应这种挑战？不可否认，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现代性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建设性逻辑。

应当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建设性逻辑，它一经提出，就是“以非西方中心的立场即涵括世界各民族需求和利益的立场，建构了一种总体逻辑”，[25]它既指向世界秩序的重建，即建立平等互商共建的伙伴关系;营造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又包含促进和而不同、接受差异的文明交流;构筑自然绿色的生态体系。这种总体性逻辑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度的要求，是形成世界新秩序的客观需要，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展露自身建设性逻辑的内在表征。为此，中国遵循开放、平等、团结、发展的共善的建设性理路，站在世界共生共在共享的高度，积极加强与各国间的协商对话，杜绝霸权主义的单一政治取向，尊重每个国家文化的特殊性，从而超越均势、霸权、一超多强的传统世界秩序的模式，实现了世界秩序由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时代转型，使世界整体进入到持久繁荣、共同发展的美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生的建设性逻辑既符合当今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现实，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超越性和磅礴生命力的尽致展露，也为重建世界新秩序与破解现代性难题澄明了现实路径。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表达中国话语的具体表征。话语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通过话语承载的语言符号，人类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建构对生活意义的认知体系。但话语不仅是情感表达、语言交流的工具，还指向话语主体的意识和价值实现。话语被当成一种价值性工具使用时，它就被隐藏在其背后的一种力量（权力）所支配。福柯认为话语（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来源于权力对话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6]就是说，话语与权力是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而在西方话语的理论逻辑中，西方话语的實现来源于其内蕴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西方国家正是借助于话语与权力的相互交织性，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传递西方价值观念、发展模式，使其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渗透性更加明显。

毋庸置疑，话语与权力相互交织的直接结果就是话语霸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物质与文化基础，越来越多地利用掌握话语权的优势对“中国话语”进行挤压和消解。具体而言，西方国家妄图通过西化、软化战略，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围攻，居心叵测地散播“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论调，企图抹黑中国，妖魔化中国，试图使中国话语长期消弭于西方话语的陷阱中，用西方话语取代中国话语，让中国处于“话语贫困”“失语”“失声”的境遇中，从而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达到西方话语霸权的目的，即由西方话语掌握国际领导权，并长期占据垄断地位。面对国际话语斗争中“西强我弱”的局面，中国审时度势地用中国的话语逻辑解构西方话语，打造了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中国优势、表达中国话语的话语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的理性展现，是对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中国理论的话语展现，“归根结底属于现代性的中国版本，属于新的现代性文明”[27]，体现的是中国的历史语境、社会理想和制度特色。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话语表达的具体体现。从促成人类整体性的发展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生共建共享的发展观，坚持合作共赢的理论出发点和价值旨归，以合作式发展、包容式发展理念来关切各国的共同发展，寻求各国最大利益的融通性，这本质上超越了现代性难题带来的以物质价值与生存价值为目标的发展观，实现了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相统一的全球性发展，建立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的全球发展的合作互惠共赢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持的新型发展观用高度理性的实践话语阐述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思想，用中国话语表达精彩的中国故事，使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逻辑更有磅礴的生命气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的发展观对西方话语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等错误论调进行了有力回应，以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和发展道义打破了西方话语的神话和垄断地位，从而赋予中国话语更加丰盈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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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