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里的光，去得最远的地方

丁东亚

1990年代以来，随着日常生活对诗歌的进入，“个人化写作”已成为一种常态，它更多表现在对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和心理上，更关注生活细节的呈现。诗歌作为一种时间性的体验，其细节的独特性就是诗的肌质，而且这种肌质不会消失，会长久地留在诗人的记忆，甚至会确定诗歌结构的形态。在繁杂的诗歌争论与阵营分化中，对新诗的欲望书写或许早已成为一种公共形式，诗歌创作的创新和如何写出新的诗篇而不拾前人牙慧，无疑成为诗人必须面对的自我挑战。创新的动机之一是为了避免雷同与失去个性，但倘若创新成为惟一目的时，诗作也会失去个性。在这种矛盾的困境下，“用词语写诗”的自觉表现又显得过于单调，因为用生命创作更具内在和深意。事实上，诗人通过语言将思想或情感以诗歌的形式表述出来，是为了完成一种生命自身永恒的“超越”。当然，诗人十分清楚语言又是危险的，有时它会让诗人感到无力、羞愧。所以，在诗歌语言上，诗人主动抛却种种概念的围墙，自我构建诗歌空间，以自然的语言陈述或描写向世界阐明生命的语言和风格，在放弃刻意追求自我个性的同时，也便真正成为了自己。张执浩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从日常生活中汲取诗歌创作的源泉，目击成诗，脱口而出，从随手可见的速写短章中，唤醒被大家遗忘的情感，可以说是复活了诗歌直面生活的能力。在诗意边缘化和诗意丧失的时代，他的诗歌有着无以言表的亲和力，其从日常细小生活场景获取灵感的叙事，在《我喜欢所有来历明确的事物》这组诗中，不仅显示了他积极向上的生活热情，也展现了其对眼前事物永不枯竭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