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第五期《长城》,刊出我与刘志荣的对谈《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是我与《长城》结缘之始。
二〇一〇年第一期起,我在《长城》写一个小专栏,“矮纸斜行”,前面几年每期都有,后面懈怠,但仍没有停掉,断断续续,延连至今。我想以后有闲,当鼓励自己振作,争取再写下去。
我写《沈从文的前半生》,边写边交给《长城》,从二〇一六年第三期至二〇一八年第一期,因获得认可而感到欣慰。
《长城》创刊四十周年,我回想和它最近十多年的交往,满怀感念。曾有人问我,怎么给《长城》写那么多文章?我说,朋友,编辑是极好的朋友,我把刊物也当作朋友。这个回答含糊,认真说起来,是这样一种朋友相处的舒服感:我感觉自在,自由,它看重的是文章的好坏,而不事先有自己的要求。它是宽和的,我的文章常常极短,大概不太适合这么厚重的双月刊,它也登了;有时文章又极长,它拿来系列刊出。我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凡编辑约我写篇什么样的文章,总是写不出,内心惭愧,辜负了约稿的好意。而给《长城》写稿,完全没有完成任务的负担,不要说编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等到写出来了,觉得合适,就发过去。编辑说,看重的是文字背后可贵的情怀,关于文学,关于生命……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像我这么一个散漫成性的作者,遇到君子之交的《长城》,真是幸运。我珍惜这份友情。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张新颖,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