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妻、替杀妻与初夜权

武茳虹

《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杀弟的故事在西方文学中形成了“该隐传统”，在后世许多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该隐也被西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杀人犯，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是出于魔鬼引诱犯下的罪，而该隐杀弟则是人的自身罪恶第一次显现。亚伯的献祭得到了上帝的偏爱，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亚伯。“兄弟相残”的故事原型在世界各地神话传说、史诗中都有体现，如在古埃及的奥西里斯神话中，弟弟嫉妒奥西里斯政绩卓越，将奥西里斯杀死分成尸块。被誉为“印度的灵魂”，反映印度“集体无意识”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更是直接以“兄弟相残”为故事框架。般度族和俱卢族本是同一个家族的分支，俱卢族长子嫉妒般度族兄弟，屡次试图杀害般度族兄弟，并当众侮辱兄嫂。在中国也有类似故事，上古部落首领舜的弟弟象觊觎舜的二妃，意欲杀兄娶嫂。少数民族传说中亦有“兄弟相残”的故事原型。在这类故事中，“嫉妒”几乎成为大部分“兄弟相残”的主要动因。

嫉妒是文明乍现的一道光亮。在一些人类学学者如吉罗-特龙的观点中，几乎所有未开化的民族都没有嫉妒之心。哈特兰博士认为嫉妒之心的根源在于所有权意识，只有所有权意识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嫉妒。这些观点虽有争议，但不妨碍一点：嫉妒是伴随自我意识而产生的，人只有在认识自我，产生自爱的欲望后，才会有独占欲。可以说该隐的嫉妒是人的自我意识在神话中的体现，喻示着人类的启蒙和成长。达尔文认为凡是雄性的四脚兽都有嫉妒心，在达尔文的观点里，这种嫉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其中“性嫉妒”尤其值得关注。性关乎生殖，关系种族的繁衍与发展。在原始社会中性与死亡密不可分，性蕴含生命奥秘，充满神秘色彩，对性的关注即对生存本相的关注。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认为“性嫉妒”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失去或担心失去对于作为自己性欲对象的某个人的独占权而产生的一种愤恨之情。在许多作品中兄弟之间有微妙的“性嫉妒”，甚至于因此产生针锋相对的冲突。如余華的《兄弟》中宋钢和李光头为了林红反目，最后宋钢因李光头夺走林红自杀。兄弟题材中的“性嫉妒”可能是远古时的兄弟共妻婚俗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沉淀。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累积，埋藏于人类心灵深处。他认为原型就是来自于集体无意识，是祖先留下的深刻经验。“兄弟相残”即为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型。一些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有原始的杂交群婚阶段。兄弟共妻的婚姻制度在母系氏族社会、男女比例失衡的时候曾经出现，并在一些地区至今保留，如南亚大量和中国的西藏地区。共妻引发了微妙的“性嫉妒”心理，使得兄弟二人站在了敌对位置上，引起了兄弟的矛盾，这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反复表现。

人类学学者研究认为，实行共妻制需要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恶劣的生存条件，二是兄弟不愿分割财产的观念。“共妻”与“共生”之间有显而易见的联系。当兄弟出现分裂的倾向时，打破共妻现状所需要的“性嫉妒”心理就发挥了主要作用，兄弟因此反目成仇，出现分化，这也暗含成长的寓意，因为兄弟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完成分家。性与男性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性嫉妒”对兄弟关系的破坏导致兄弟分家，从共生走向分离。远古时代氏族的分支与繁衍也是兄弟分家的产物，也就是说兄弟之间若无嫉妒，就没有人类多样的民族文明，嫉妒推动了兄弟各自的成长，但也带来了不可预料的后果。

在以“兄弟相残”为原型的作品中，兄弟也不一定必须是血缘上的兄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同质性的平辈，如阶级兄弟，结拜兄弟，情同兄弟的至交好友。“相残”也不一定表现为真正的“弑兄杀弟”，而是敌对或竞争的一种关系。以余华的小说《兄弟》为例，这部小说书写了一个兄弟三角恋的故事，李光头和宋钢本是一对好兄弟，李光头致富后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林红，也就是宋钢的妻子。两个人在疯狂的性爱过程中突然得知宋钢自杀的消息，李光头痛骂自己不得好死后，又骂林红偷男人，李光头对林红说自己和林红都不得好死，都会有报应的，林红抹泪称是，成了兄弟相残的替罪羊。李光头在做爱的时候询问林红和宋钢初夜时是怎么做的，自己也假扮处男。二人宛如上演一出丑剧般对处女处男进行模仿，李光头有处女情结倒还可以说得通，但自己为何也要扮作处男？其实李光头在此暗中进行自己的成长仪式，男性的成长和初次的性经验密不可分，李光头通过扮演处男来实现成长。值得注意的是，他妒忌宋钢可以得到林红的“初夜权”，但并未在精神上与宋钢完成分离，他仍然想模仿宋钢。人类学研究表明，远古时期一些民族认为通奸会将丈夫和奸夫处于一种同生共死的神秘境地，如果奸夫毙命，丈夫也在劫难逃。在这场狂欢化的毫无节制的性交过程中传来了宋钢的死讯，李光头自此阳痿，李光头的性能力同宋钢一同死亡表现了兄弟本质上的共生关系。而林红则成了兄弟相残的牺牲品，她背负着引诱兄弟相残的罪名，在这场性交中感觉到苦不堪言，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最后李光头又骂她不得好死，正暗合了献祭仪式。

瑞士人类学家Paul Wirz在马林德阿宁人中发现了一套残忍的仪式，该部落在男子成人礼后会有三天的性交狂欢仪式，由刚进行成年礼的男孩依次同一名被挑选的少女性交，最后一个男孩性交时，用巨木将二人砸死。这个仪式表明了原始部落中对性、死亡以及成长的认识，这名少女是这场仪式的祭品，在这种原始仪式中她的死亡被认为有助于部落的繁荣。博尔赫斯在《闯入的女人》中写了兄弟二人共享一个女人，他们为此生出了嫉妒和嫌隙，为了兄弟的和睦，他们杀死了这个女人，最后“一个不幸殉难的女人和极力要将她遗忘的共同愿望”将这两兄弟重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兄弟相残”的叙事承继了西方文学中的“该隐传统”。但是死者由亚伯变成了女人，女性成为了替罪羔羊，她殉难的命运引起了怜悯与恐惧，产生了悲剧力量。

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一种“替杀妻”模式。元杂剧《鲠直张千替杀妻》中张千结义兄弟员外的妻子数次引诱张千不成，又让张千杀员外，张千反杀员外之妻。员外由于杀妻嫌疑被官府审问，这时候张千向官府自首，揭示真相。剧本最早起源是中唐沈亚之的《冯燕传》，故事情节大体类似，结尾作者评论道：“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这类故事中冯燕、张千被视为维护伦理的侠义角色，后来《水浒传》中武松、石秀都是这类“替杀妻”者。女人的死亡使得兄弟伦常再度回到正轨，男权世界的道德正义得到了伸张，而这个女人则成为了彻底的悲剧，做了兄弟相残的替死鬼。这种叙事模型反映了对“性嫉妒”的压抑，表现出了献祭女性完成男性成长、实现民族繁荣的集体无意识。

以苏童先生的小说观之，《舒家兄弟》中舒工舒农是两兄弟，一工一农，二元对立，与该隐神话中分别代表农耕与畜牧的该隐亚伯有着简洁的对应。兄弟本来睡在同一张床上，舒农因为尿床被香椿树街的人嘲笑。一天夜里舒农舒工睡觉时发生矛盾，舒农扬言要杀舒工，舒工笑着说：“那我给你找把菜刀吧。”舒农说：“现在不，以后再说吧，反正你要小心点。”自此之后他们分床而睡，舒农就再也没有尿床，兄弟分离实现了舒农的个人“成长”。后来舒农发现美丽的女孩涵丽失身于哥哥舒工，小说紧接着写道：“从某一天早晨开始，舒农觉得他成了舒工真正的敌人。”青春少年的性躁动，兄弟间的敌意在这篇小说中有着明显的表现。舒农目睹涵丽与舒工殉情，舒工侥幸活下来，涵丽却溺水而死。涵丽集众多美好品质于一身，是“地窖里长出的鲜花”。作为小说中最不该死的人，她的情死充满传奇的悲壮色彩，暗合了女性的献祭。

《黄雀记》中，也暗含了“替杀妻”的潜叙事。保润和柳生作为朋友，是某种意义上的“兄弟”关系。保润的性快感在捆绑仙女中得到了满足，他未和仙女发生性关系，只是捆了她，没想到给了柳生强奸仙女的机会。这里强奸代替了杀妻，但這次青春的变故实际上杀死了少女时代的仙女，她摇身一变成了白小姐。保润在这里就是“替杀妻”模式中惹上牢狱之灾的无辜丈夫，实际的罪犯柳生却没有像冯燕一样挺身而出。保润替柳生坐了十年牢，柳生则代替他照顾祖父，通过履行兄弟的义务来赎罪。出狱后保润在柳生的新婚之夜杀死了柳生。古典的“替杀妻”叙事在苏童笔下的香椿树街复活，三个人因为欲望而紧紧捆绑的命运再现了“兄弟相残”的原型。

从远古时酋长、国王等角色拥有女性的“初夜权”看，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在圣经中该隐杀弟也有政治隐喻性，该隐代表农耕文明，亚伯象征游牧文明，二者的冲突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性与政治之间的混合表现在“兄弟相残”中，就是主人公的性诉求影射政治。如凌力的《少年天子》中顺治皇帝夺走亲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乌云珠，直接导致博穆博果尔悬梁自尽。乌云珠正是顺治政治理想的化身，她温柔体贴，才情兼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是“满汉合一”的象征，她的死亡最后也隐喻顺治政治理想的破灭。

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观之，鹿兆海护送嫂子，结果发现嫂子竟是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白灵，他愤恨地说：“从今往后，我没有哥了——鹿兆鹏不配给我当哥。”鹿兆鹏与鹿兆海如同该隐亚伯一样，表现出了“二元对立”，鹿兆鹏是共产党，而鹿兆海是国民党。尽管党派身份没有影响兄弟之情，但实质上象征了两种政治选择。在兄弟二人中做选择的白灵，渐渐倒向政党一致的鹿兆鹏，也暗示了未来政治走向。鹿兆海与白灵的分离是典型的以情爱隐喻政治，白灵之所以和鹿兆鹏结合是因为“他们都姓共”。当鹿兆海的灵柩以英雄的身份被抬回家乡时，引起了人们的震撼。这场盛大的葬礼上燃烧了鹿兆海割下的倭寇头发，引起了朱先生为首的几位“老朽”的参军热潮，民族正气震动白鹿原。然而很快朱先生得知鹿兆海实际上是死于与红军的内战。小说中潜藏了一个“兄弟相残”的结构，虽然鹿兆鹏并未杀弟，但是鹿兆鹏所在的党派杀死了鹿兆海，并最终消灭了鹿兆海所属的党派。正当鹿兆海死后在白鹿原被标榜为英雄烈士时，鹿兆鹏作为兄长却无情地向朱先生揭穿了鹿兆海死亡的真相，将鹿兆海拉下了神坛，这是“兄弟相残”的政治寓言。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结构，并会无意识地遵循它来认知世界万物。”“兄弟相残”的神话中表现的善恶二元对立结构正反映了人类的伦理本性中的二元对立：个体性和群体性。在人类千万年漫漫进化史中，人类是否能结伴同行，是否能真正友爱，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性则是窥视答案的重要角度，文学对性的探索能让人领悟到生命的永恒与升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妒忌是写在人类基因的本能，它宛如人类进化史的一面镜子，映照着人类在茫茫宇宙中深刻的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