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田焱

在古代的法律中，无论是国外的同态复仇，还是中国的假一赔十，都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但是后期学者在对这项制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研究透彻，因此在大陆国家很难有效的应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此相反的是，英法国家从1763年就开始对惩罚性賠偿制度进行研究，而且发表了众多的文献。在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第1个方面是在进行制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对引入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探讨，并且对制度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是对其中存在的侵权法进行深入的研究[1]。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民商法中的具体应用

制度确立的正当性

我国在进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制度应用经验，并且对这项制度的应用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深入的分析，这项制度在应用的过程中，不会与补偿性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而且在应用的过程中，弥补了民事诉讼中的过程繁杂与费用偏高的麻烦。在进行消费者侵权案件解决的过程中，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如果比较小，但是消费者想要起诉加害人时，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资源会远远的超出原有的损失价值，因此在计算赔偿金的过程中，不会将当事人的维权费用纳入赔偿金中，需要根据赔偿金的制定原则进行计算，因此惩罚性赔偿原则可以被称为报酬性赔偿金。我国在引入这项制度的过程中，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可以充分的发挥制度中的补偿功能，而且这项制度在应用的过程中，可以激励被侵权人积极的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侵权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2]。

制度的应用调查

根据我国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应用实践，可以发现这项制度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的扩大，对这些案件进行问卷调查时可以发现，如果赔偿金的价格是商品价格的10倍以上，就会激励更多的消费者进行维权，20倍的赔偿金可以调动2/3以上的消费者进行积极维权。对于商家来说，即使将赔偿金调整到原有价格的50倍，对于商家的抑制作用，还无法发挥应用的效果，因为这些惩罚金对于商家侵权所得利益来说，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根据现有的案件调查，可以通知，在进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用的过程中，惩罚力度并不重，仅仅是鼓励了受害人主动追究责任，相比之下，我国的行政处罚的威慑力度和惩罚功能更强[3]。

制度应用功能

我国在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后，实际上仅仅借鉴英法国家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两项功能。根据我国很多案件实例可以发现，在进行制度应用的过程中，对于侵权人的违法行为的惩罚和遏制功能，远远不如其他国家，无法有效的发挥制度的作用，但是在鼓励受害人主动诉讼这一方面的应用效果比较强。很多实际案件都对我国消费者的主动诉讼行为进行了激励，但是对于一些打假行为来说，对其是否存在真正消费者的身份行为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因为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概念相反，在进行制度应用的过程中，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主动的索取赔偿。因此在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过程中，需要对各项事件进行具体的区分，才能真正的对商家的侵权行为进行惩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4]。

与其他制度的融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进行制度应用的过程中，还可以将其与其他制度进行融合，这项制度的首次实践应用是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的融合。在进行制度融合之后，对于赔款数额的确定一般有两种立法方式，一种是恒定比例标准，就是无需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直接由法律制度对侵权行为进行惩处，这种立法方式增加了法律的透明度，避免了法官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但是因为制度在应用的过程中刚性比较强，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能出现惩罚过重或过轻的现象发生。另一种是浮动比例标准，就是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综合评价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再对赔偿金的数额进行确定。这种立法的弊端是当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时，法律的履行可能不够透明化，甚至法官可能出现凌驾于法律制度上的行为。要想杜绝这种问题的发生，需要在设置赔偿金额时，添加一个金额上限，对法官的权力进行遏制。

食品安全法。将这项制度融合到食品安全法中，制度的应用范围比较广，而且不同于其他法律规定，在进行赔偿金确定时，制定的规则类似于浮动比例原则。因为在进行商品房买卖的过程中，数额比较大，因此对于上限的制定更加的严格。旧食品安全法中的赔偿金额是不变的，无论存在何种方式的侵权行为，都采取了高于商品价格10倍的赔偿金制定标准。这种赔偿方式显然不够正义，在进行新的食品安全法确立的过程中，对这项问题进行了更好的解决，新的法律规定赋予了受害者选择实际损失三倍赔偿的权利。根据制度的应用效果可以发现，新的食品安全法，可以更好的裁决侵权人的行为，并且对赔偿金进行确定。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制定一个赔偿下限，可以更好的激励受害人的维权意识，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违法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惩处。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和优化

构建完整法律体系

当前在进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用的过程中，首先要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优化制度的应用效果。要想解决立法过程的碎片化和繁杂化问题，并且对制度的适用性困难进行解决，就需要对各项法律进行综合分析和整合，需要统筹兼顾，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在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时，首先要确立法律的一般法律地位，再对法律条款进行细化分析，可以对制度应用过程中无法解决的特别事项进行解决。可以在保持对法律的基本语法基础上，对制度的具体使用范围和赔偿的数额进行确定，不能凭空设立新的这种应用标准。

在我国现行法律应用的过程中，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一定的冲突，在应用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使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是存在欺诈行为，而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如果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就需要进行惩罚性赔偿，如果这两中行为同时存在，就会出现制度的应用困难。由此可见，在进行法律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进行长期的完善和优化，而且要对立法制定更高的要求，需要进行精准立法，才能扩大法律制度的应用范围。

建立联动整合

要想保证这项法律制度的应用效果，使其适应我国的社会需求，就需要对各项法律之间进行联动和整合。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各项规定减轻了消费者的举证负担，并且对赔偿金的数额进行了具体要求，又对赔偿金的下限进行了明确规定，使得法律对于侵权行为人的约束更强。这种制度的应用效果非常好，在进行其他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这项制度的应用效果。但是对于其他的制度确立来说，在设计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缺憾问题，其中一项就是在进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性质进行明确，如果出现的行为超过了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赔偿金就相当于罚金制度。那么在进行制度应用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履行不二罚的原则，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在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刑事罚款的过程中，这项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也需要进行深入的了解。

这样制度在应用的过程中使用范围比较窄，例如在法释中制度的应用范围仅仅存在几种类型，但是因为市场中的欺诈行为比较多，这几种类型不足以对所有的欺诈行为进行惩处。根据民法中的公正公平原则，在进行制度确立的过程中，需要将所有的欺诈行为进行惩处，否则就会出现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在进行房屋买卖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合同纠纷，在进行制度应用的过程中，也需要对计算标准进行改进。在我国台湾的法律中，产生房屋买卖纠纷案件时，需要按照买受人的损害金额对赔偿金进行确定，而且不以获取房屋所有权为目的，这种制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减轻了赔偿金的压力。相比于我国现有的赔偿制度，这种制度给房地产商营造了更加轻松的发展环境，因此制度的适用性更广。从买受人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商的欺诈行为也可以应用法律进行保护，所以适用的范围更加的广泛，也有效的维护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从法律制度的本身来说，在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的过程中，符合我国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衡量理论，因此我国在进行新的立法时，应该对这种制度进行借鉴和引入，在进行赔偿数额确定时，可以采用新的制度，对赔偿金进行确定，这样既能发挥制度的惩罚行为，又能发挥制度的遏制功能，而且不会与新的立法规定存在冲突。在进行专利法确定的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对于赔偿的范围和金额规定不够细致，但是因为这项立法比较复杂，在进行制度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对专利问题进行专业评估，才能对制度进行确定。

综上所述，在我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想维持市场的稳定和协调，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需要对经营者的不法行为进行惩处。因此我国开始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又对大陆法系中排斥这项制度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合我国的社会需求和国情对制度进行了改善，确保这项制度在应用的过程中更加的完善。但是这项制度在我国应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才能促进制度的完善，确保制度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晓琳. 论民商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青岛大学，2018.

[2]万强.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J].黑龙江大学，2011.

[3]周珮淳.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之研究[J].苏州大学，2010.

[4]李素萍. 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比较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2005.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