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贸易摩擦是 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

寇佳丽

从2017年1月20日到2019年7月1日，我们见证了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29个月。如果说曾经我们还怀疑特朗普不加约束的言行和举动，只是为了迎合部分美国选民，那今天这种疑虑已经可以消散。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以及他领导的美国政府似乎可以抛弃一个又一个国际惯例，一切以“美国优先”为目的进行决策。以此为背景，美国经济增速分别在2017年、2018年达到了2.22%、2.90%;而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高达3.2%。

在全球化已经如此深刻的当下，原则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出较好走势，都是令人欣喜的，因为这种动力会通过一个经济体传导向其他经济体;如果该动力足够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地区。然而，美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好”是通过打击其他国家换来的。

英国和欧盟要一起收拾脱欧的烂摊子;日本也要透过经济结构改革直面少子老龄化问题;西方制裁已经不是俄罗斯的主要关注点了，显然投资与油价上涨更重要;中国要更加坚定地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而在这一切之外，不同国家的人们首先要拿出一大部分精力来应付美国肆无忌惮的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摩擦正在改变美国社会

“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完全是自杀式行为。美国政府不是不知道，但为什么特朗普还是有底气这样做，这值得我们思考。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3.2%，扩张得很不错。如果这种势头可以延长到今年8月，就会成就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不过，这不等于说美国经济是健康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政策主要向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是对外的贸易保护，一个是对内的财政调整。以减税为例，美国政府实际上在用4.6%的财政赤字换取经济增长，同时以低利率的方式刺激股市大幅反弹。

“为什么说贸易摩擦是自杀行为？搞贸易战，打击其他国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试图让产业链回归本国。今天，产业链的布局早就是全球化的了，任何一条产业链的回归都至少需要两三年。它需要工厂迁址，迁回去的工厂需要招工，寻找原材料，还要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和物流;而有些领域，规模性的技术工人的培养需要从学校教育开始，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这三五年的变动会对美国的经济与就业形成打击，但特朗普看的是中长期，这也说明他的疯狂不是没有原因。”陈凤英如此强调。

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当前的做法很可能会出问题，但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的做法，恰好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出现的问题。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换来的收入补贴给美国种植大豆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对特朗普政府的反感就会减少一些;对墨西哥输美国的商品征收5%的关税，可以换来170亿美元的收入，消息一经公布，墨西哥立刻示弱，表示“边境问题我来负责”。对他国加征关税，是解决美国政府为了让产业链回归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手段。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大力发展能源产业。他们希望欧洲或中国更多地进口自己的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或页岩气。这是一种战略性发展措施。

陈凤英说：“今天，讨论美国经济，它肯定是好的，可以说比其他国家都好，股市表现好，通胀温和，美债收益率低，但是它的整个社会在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原本是三权分立国家，国会对总统权力形成限制。但现在，特朗普“推特治国”的风范令国会无从下手。今天，特朗普发一个推特，明天美国的商务部也许就去执行;国会如果不通过，特朗普就找个办法绕开这个机构。总统任性而为，整个社会的理性也会削减。

贸易摩擦在影响美国的宏观决策机制。过去，美联储决策前几乎不会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但现在，美联储开始忽视内部问题且更重视外部问题了，但研究外部问题不是该机构的强项。等于说，美联储宏观决策的稳定性正在受影响。

企业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变。从前，企业家不需要与政府走得很近，投资换取利润，这是企业以及企业家的核心关注。如今，一些企业为了换取投资便利和免税优惠，与美国政府走得太近。这种从“投资”到“投机”的心态变化，也会为美国社会带来影响。

美国的民粹主义情绪在上升，一些极端行为开始出现，表现为对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民众不友好。社会氛围的上述改变，会将他人拒之门外，更会让自己被隔离。

“种种改变，可能将美国经济推入一种结构性、制度性的危机中去。这种危机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不太确定，可一旦来临，就不会只是经济损失几个增长百分点那么简单。”陈凤英对记者补充道。

欧盟掉入脱欧陷阱

“分手”原本应该一清二白，无奈英国与欧盟就是做不到这一点。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同年7月，特蕾莎·梅以首相身份入主唐宁街10号。上任后，尽管阻力重重，梅一直坚定推进脱欧进程。然而，2019年6月7日，特蕾莎·梅正式辞职;当天，她表示自己已经在脱欧问题上倾尽全力，将不带有任何恶意地离开。

“特蕾莎·梅想要带领英国有协议地脱离欧盟，但最终没能成功，这更增加了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久拖不决对经济和政治都不是好事，因为不确定性会让投资者谨慎甚至避讳。另外，特蕾莎·梅下台后，接替英国执政党保守党领导人的多位候选人已经展开攻势，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但我们也知道，约翰逊是坚决的脱欧派，他认为没有协议也可以脱歐。如果英国硬脱欧，代价很可能更大。”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脱欧对英国发展的不利之处已经肉眼可见。今年4月初，高盛预估，相比英国2016年年中公投脱欧之前的增长路径，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已损失了约2.5%。高盛认为，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是经济产出损失的主要原因。

对于欧盟而言，硬脱欧是下半年的主要风险事件之一。无协议脱欧一旦出现，牵连的是众多产业链和这些产业链之中的诸多企业，即英国的企业、欧洲的企业以及和这些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