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化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晓红 包英男

1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都较40年前有大幅度提高，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镇与农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现了较大的波动。《中国统计年鉴》近40年的数据表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1978年中国城乡收入比为2.36，到1984年下降到1.76，随后二十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到2010年城乡收入比达到3.33，直到2017年末城乡收入比才回落到2.7。因此，国家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视和关注度不断提高。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国务院将乡村振兴战略纳入中央一号文件。可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环节。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为了支持城镇发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偏向城镇的政策，导致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二元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城镇化水平相对下降，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陈斌开，2013）。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制约着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积极性，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朱文涛，2016）。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迁与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优质资源、优秀人才、先进技术都纷纷涌向发展条件好的城镇地区，而处于被冷落地带的农业和农村则被趋利的市场资本所漠视。在城镇的农民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在农村的农民由于没有及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低。所以，无论是已经进城的农民还是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由于收入水平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大幅提升，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

长三角城市群是全球第六大城市群，也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产业集聚度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演化的影响，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对其他地区发挥区位和产业优势、促进城乡经济协同发展提供示范与借鉴。

2 文献综述

关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人认为只要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就会流动，城镇劳动供给增加会加大市场竞争，降低城镇工资水平。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会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便会缩小（陆铭，2004；曹裕，2010；吕炜，2013）。也有人认为城镇化的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首先，由于我国城镇化率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还是在于推进城镇化，但是由于目前城镇化质量并不高，政府财政支出有着明显的城市倾向，导致城镇地区获得的好处更多，这样城镇化的扩大起不到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陈斌开等，2013；余菊，2014）。其次，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一方面农村因为劳动力数量减少，又没有形成规模经营，虽然人均土地面积增多但却不增收，另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将创造的收益仍然留在城市，城镇居民大大受益，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统计基础是户籍，这可能在不改变所有居民收入的情况下，因户籍制度条件的约束使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扩大了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吴先华，2011）。还有人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化之间具有不确定性。李子叶（2016）、洪丽和尹康（2015）、赵焘（2014）等人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倒U型”发展趋势，即存在着“拐点”，跨过拐点的关键是通过吸引外资、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加大研发创新力度等措施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王能（2018）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从短期看城镇化的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从长期看，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全社会大量优质资源过度偏城市化配置，从而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郭军华（2009）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取决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自身的水平，不能简单地用促进或抑制来概括。

除了城镇化这一因素，学者们认为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穆怀中（2016）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达到0.6390-0.7836时，城乡收入差距出现缩小趋势。刘慧（2017）则认为虽然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能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赵立文（2018）通过构建PVAR模型，分别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角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还是合理化，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选取的指标不同、使用的计量方法不同、分析的角度不同，对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化之间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在长三角城市群，选取了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盐城，浙江省的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金华、舟山，安徽省的合肥、芜湖、安庆、滁州、铜陵、马鞍山共24个城市（由于池州、宣城的数据缺失予以剔除）。采用各市1997-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明晰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分别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效应，以期为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提供理论逻辑和数理证明。

3 理论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完善，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的增加带来城镇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当供大于求时，城镇劳动力出现竞争，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放缓。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业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而当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也会因劳动力在各产业间的流动发生调整，进而影响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民收入得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相对比较复杂。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一）假设一：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假设只存在城镇和农村两个部门，且只存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这两个简单的经济社会，借鉴巴罗（1999）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构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城镇经济的生产函数：

其中：Y1表示城镇部门的总产出；A1表示城镇部门的技术水平；K为城镇部门的资本量，主要指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的储蓄通过金融机构转化成城镇的资本投入。S1表示城镇部门的产业结构；L1表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α表示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农村的经济结构主体是农业，主要依靠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本投入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

其中：Y2表示农村部门的总产出；A2表示农村部门的技术水平；T为农村部门拥有的土地量；S2表示农村部门产业结构；L2表示农村部门拥有的劳动量；β为土地的边际产出弹性。

假设θ为城镇产业结构占整体产业结构的比重，则农村产业结构占比为1-θ，即S1=θ×S,S2=（1-θ）×S，分别代入式（1）（2）中，则城镇经济的生产函数和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等于各自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式中：I1为城镇居民收入；I2为农村居民收入；城乡收入比λ=I1/I2

依据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

式中：当i=1时表示城镇地区，当i=2时表示农村地区。Xi表示某地区收入，X表示城镇和农村总收入。Yi表示某地区人口，Y表示总人口。

将λ、μ代入式（5）得：

对TL求关于μ的偏导数：

（二）假设二：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将I1、I2代入

对TL求关于S的偏导数：

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4.1 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作用，即存在“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城乡收入差距演化”的作用机理，为了准确揭示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交叉乘积项，用以检验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二者的协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了避免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尽可能控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相关变量。因此，在实证分析中，本文构建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国家体育场（鸟巢）是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奥运会后，国家体育场公司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的要求，充分利用奥运场馆遗产，打造鸟巢旅游新亮点，引进顶级赛事演出活动，创办青少年公益赛事，培育鸟巢自主品牌项目，打造全新的商业产业链，探索场馆多元化经营，实现了鸟巢赛后的可持续发展，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TL表示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urb表示城镇化率，idc表示产业结构优化，urb×idc表示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交互项。Zi,t表示控制变量。

4.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4.2.1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TL）：借鉴王少平（2007）、欧阳志刚（2016）等的做法，选择泰尔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其计算方法在理论分析中已经进行数理推导。为了数据可比，在实证中对泰尔指数做百分数处理。

4.2.2 核心解释变量

城镇化率（urb）：采用普遍的衡量方式，即各市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该比重越大，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

产业结构优化（idc）:借鉴郑许海（2018）的做法，该指标采用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第一产业的产值之比，能较好地反映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

4.2.3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水平（pgdp）：一般用某地区的人均GDP表示。为了方便进行回归分析，经济增长水平选择人均GDP的对数，记为lgdp。

政府行为（gov）：采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可以反映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同时间接说明政府偏城镇化的财政资源配置导向。

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以人民币换算的FDI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教育发展程度（edu）：采用每万人中在校生人数。

4.2.4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面板数据为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盐城，浙江省的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金华、舟山，安徽省的合肥、芜湖、安庆、滁州、铜陵、马鞍山共24个城市（由于池州和宣城的数据缺失予以剔除）。样本区间为1997-2016年，数据主要来自《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的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市统计年鉴等。

5 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分析

由于各区域的区位条件、要素禀赋、制度创立等存在差异，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异质性特征，这使得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出现非均衡的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得出P值=0.0013，远小于5%，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来校正这种差异。表1为基准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就控制变量而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显著地得益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使该问题能够不断得到改善。在估计结果（3）中政府行为的反映系数显著为负，即政府行为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群已经步入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凸显出政府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特点。在估计结果（4）中对外开放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因为对外开放的经济部门主要分布在城镇，城镇居民更易受益。而教育发展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1 基准回归分析表

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这一经济特征的反应系数显著为正，城镇化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设一，即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根据估计结果（7），当城镇化水平约为56%时，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应系数为负，但是从其反应系数大小看作用力比城镇化小很多，这说明当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作用力较小；估计结果（7）中产业结构优化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设二，即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同样呈“倒U型”关系。在估计结果（3）中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项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应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二者的协同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在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情形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促进城镇化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城镇化也可以弥补资本趋利性，让农民逐步融入快速发展的城镇部门并从中获得收益。

5.2 稳健性检验

在基础回归分析中产业结构优化用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但是无法精确地描述二、三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借鉴刘慧（2017）等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idc_1）作为产业高级化的衡量指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这里，本文将采用城乡收入比（即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对基准结果进行检验。表2为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2 稳健性检验表

无论是泰尔指数还是城乡收入比，产业结构优化的二次项系数都显著为负，证明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假设分析一致，即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特征。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证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同作用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根据检验结果（1）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反应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说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也呈“倒U型”关系，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越大，而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协同发展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影响效应比单纯的产业结构优化更大。综上，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一致，支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表明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研究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统分析了三者之间影响机理，提出两个有待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并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采用长三角地区24个城市1997—2016年面板数据测度了较好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进而通过计量模型的构建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的优化虽然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正相关，但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明显比城镇化小很多，因而可以判断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区域整体城镇化质量不够高。（2）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项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即二者的协同发展可以降低彼此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在城乡均衡发展的制度设计方面需要把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有机结合起来。（3）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当经济发展跨过拐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缩小。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要求，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6.1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政府在注重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更需要兼顾城乡发展的公平均等化，打破中国长期固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纠正政府公共行为和公共选择中的城镇偏向，规范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行为，推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入城市部门的农村居民能够在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此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关注农村部门科教文卫的财政投入，提高农村部门人力资本质量，拓宽农民进城就业范围的广度。

6.2 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坚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已经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但是三产所占比重依然不高，因此，一方面要继续统筹协调好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规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长三角地区未来应该将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的方向调整，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吸引劳动力转移到现代产业，实现产业和劳动力的双线优化。

6.3 创新制度安排，坚持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优化协同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必须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避免产业资本对农村部门的“漠视”，调整农村部门产业结构，同时城镇化可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身处城镇的农民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逐步将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市民。另一方面，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农村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城镇部门产业承载能力，充分利用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势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