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上海地区古筝音乐发展概观

2019-08-23 02:23孙玉楼
中国民族博览 2019年7期
关键词:时代化多元性专业化

【摘要】民族音乐学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兴学科,提倡的是在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既研究音乐本体,又分析形成这些音乐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缘由。本文以上海地区的古筝音乐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把古筝及其音乐放置在上海地区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中来进行研究,以明确上海古筝音乐在三个时期所呈现的特征,以期起到丰富上海地区筝乐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上海地区;古筝音乐;专业化;时代化;多元性

【中图分类号】J613.3 【文献标识码】A

上海,简称沪(相传境内的吴淞江就是古代的沪渎而得名),别称申(以境内黄浦江别称春申江,简称申江而得名)。以其地理上的优越位置,至明清因经济发达,形成了“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特别是在1843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上海的经济、文化迅速地繁荣起来。今天,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有关民族器乐的发展,相关部门通过广泛地发动民间艺人献艺献谱,组织录音、录像、重点访问和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获得了大量乐曲音响、乐谱、口述和文字资料,计有各类民间器乐曲2066首(套),宗教音乐771首(套)。还收到独奏乐曲谱247首,丝竹乐曲谱1039首,吹打乐和锣鼓乐曲谱132首(套),道教音乐曲谱105首,各类民间音乐社团1179个,各种乐器53件。另外,还有不少文史资料和口碑资料。这些资料充分显示出在上海这个近代大都市(22个区、县)中仍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民间器乐。

上海自开埠以来,西方音乐与传统音乐并存,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其结果是有些传统音乐日渐式微,而有些传统音乐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活在民间,当然,它们也不可能不受外来音乐的影响和渗透,甚至于吸收和借鉴,但没有被同化,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早期古筝以独奏、合奏等形式出现在江南丝竹活动中,用时不多。其中浙江筝起源于杭州,兴盛于上海,为上海的古筝音乐带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由表1可见,在杭州丝竹乐队乐器中,古筝是八首乐曲的必用乐器之一,而上海丝竹乐队演奏曲目中只有四首乐曲运用了古筝。在杭州,古筝和二胡、扬琴、琵琶等丝弦类乐器同样是江南丝竹乐队中必不可少的乐器之一;在上海,古筝却不是江南丝竹乐队中的常用乐器。古筝作为一件独奏、伴奏和合奏乐器已经深入到杭州当地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民间音乐活动的传统。而上海地区的古筝音乐发展处于萌芽时期,发展缓慢。

一、20世纪50~60年代中:“民間化”-“专业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院校的调整,全国各高等艺术院校相继设立古筝专业。一大批民间艺人、各流派传承人以教师的身份进入音乐院校,完成了身份转型,进而使延续数千年的传承方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传统“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到借鉴西方“学院派”教学模式的转变,形成了音乐专业化、理论化的教育新体系。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的山东筝家张玉斋先生参照钢琴的弹奏方式创作的筝曲《庆丰年》,开创了双手弹筝的先河。双手弹筝技术的出现,开创了古筝现代化演奏技法的新纪元。这一时期,浙江派传人王巽之被上海音乐学院聘为古筝及三弦专业教师。王巽之先生为丰富古筝的表现力,与学生对浙派古筝曲谱和演奏技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与发展工作,为上海地区的古筝音乐发展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一)整理传统曲目

王巽之先生及学生整理编写了《孟江女》《三十三板》《灯月交辉》等初级教材,把《高山流水》《云庆》等工尺谱曲目译成了五线谱。1961年,王巽之先生等编撰出上海音乐学院第一部古筝系列教程,全书共有七个部分,其中包括基础联系、练习曲和乐曲 。在西安“古筝教材会议”上,王巽之先生在会上展示并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新编的古筝教程,参会代表们对教材中采用五线谱记谱的做法给予认同以及肯定。在交流会上,各筝派代表还相互切磋琴艺,王巽之先生演奏了浙派筝乐的代表曲目并进行了电台录音活动。

(二)创编上海地区浙派风格的筝曲

在学生们的协助下,王巽之先生以流传于民间的“杭滩”“丝竹乐”以及“弦索乐”为素材,借鉴琵琶、三弦等乐器的演奏技法,创作改编了一批颇有新意的作品,如《将军令》《林冲夜奔》《战台风》等,创作出了许多新颖实用的技巧,如长瑶、双手快四点等,为古筝的进一步发展做了技术上的储备。

《林冲夜奔》是陆修棠、王巽之先生于1962年于上海地区创编的一首古筝独奏曲。根据昆剧《宝剑记·夜奔》一折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具有浙派筝曲演奏风格的作品。全区分为四大段,主要讲述了宋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遭到都尉的陷害,满腔悲愤与怨恨,雪夜奔梁山的情景。

乐曲第三乐段为描述暴风雪片段,采用浙江筝常用的摇指演奏技法,增强了乐曲的连贯性。摇指,顾名思义就是由手摇的动作而得名,即在一至四根弦上反复、快速地摇弹,连续不断地发出声音。王巽之先生运用了摇指、扫弦和长摇技法,来模拟风雪交加的壮观场面。长摇是王巽之先生为乐曲内容的表达,借鉴琵琶轮指的演奏技法所创作的新的古筝技法,这种长摇增加了乐曲的旋律性和歌唱性,有利于抒发作品的主题思想。

二、20世纪60~70末年代:“生活化”与“时代化

1966~1976年,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音乐整体的发展受到了破坏,这一时期的音乐呈现出一片衰败的状况。1966年2月,在上海地区召开了部队文艺座谈会,会议《纪要》声称:“在文艺创作上要求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努力反应广大工农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斗争生活”。1966年5月14日,以“工农兵”为主体,以《座谈会纪要》为指导的主导思想下“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序幕。“文革”音乐理论,通过“上海之春”的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进步,给艺术界在思想上、行为上初步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的古筝音乐具有鲜明的“生活化”与“时代化”的特征。《战台风》《洞庭新歌》《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批筝乐作品应运而生。

《战台风》是王昌元于1964年所创的一首以工人为题材的古筝独奏作品。乐曲描绘出了上海码头工人辛勤的劳动画面以及战胜暴风雨紧张、激烈的场景。该作品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如摇指的使用,不仅配合了左手旋律运用了长摇、短摇和扫瑶,并创用了扣摇演奏技法。这首乐曲在结构上、演奏技巧上的革新,对以后的筝曲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摇指分为扫瑶、扣摇、双摇等。扣摇,属于单音摇指,特点在于右手摇指,左手、食指捏弦,左右方向捋动,模拟台风效果。上方谱例2所展示的扣摇技巧是模拟台风来临时由远及近的情景。

扫瑶是借鉴琵琶扫佛技巧而产生的新的演奏技法。扫摇的要求是:右手摇指时,大指摇弹的旋律应准确、清晰,中指扫弦略重。扫摇技法的运用能表现工人对抗暴风雪的紧张气氛。

由以上两个时期可以看出,筝乐传承模式的变化促进了专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又加上筝乐界彼此交流的频繁,为不同流派的借鉴吸收、不同演奏技法的融合,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演奏家们往往并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他们博采众长,不断改革演奏技法,丰富完善作品内涵,为作品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感。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创新性”与“多元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中国文艺界的生命力逐渐恢复。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在经历了近四年的“拨乱反正”后渐渐步入正规,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各个方面得到复苏,还为音乐界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兴起,反映到古筝领域,表现为题材体裁的多元化,出现了古筝合奏、重奏、协奏等形式,演奏技法、古筝形制、创作理念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逐步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演奏技法的革新

“以韵补声”是古筝音乐异于其他乐器的一个重要特点。《乐记》中记载:“声成文,谓之音”,意为把零散的声音组合起来就会变成音乐,强调音乐的连续性与连接性。在古筝演奏中,右手司“声”构成音乐旋律的框架,左手职“韵”对旋律加以装饰,使其更具韵味。“声”为主,“韵”为补,“声随韵出”,相得益彰。“以韵补声”是古筝演奏技法的独特所在。

自王巽之先生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后,培养出一大批如王昌元、孙文研、张燕、项斯华等优秀的学员。他们进入专业院校系统地学习西方作曲理论后,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古筝作品,这些作品在原浙江派筝演奏技法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产生了“长摇”“短摇”“扫瑶”“快四点”“点指”以及双手弹奏的技法。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专业作曲家的参与创作,为筝曲开启了新的表达方式,如在演奏技法上采用了敲击琴弦、筝首等部位来模拟自然声响,这些技法的革新为古筝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发展基础。

(二)古筝形制的改革

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六《筝》中提到:“筝,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可知,《乐记》中记载的五弦筝与“筑”这一乐器在形状上大体相似。自古以来,古筝的弦制随品种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现在普遍采用的是二十一弦S型筝,是王巽之先生于1958年在上海民族乐器厂试制成功的,并配置尼龙丝钢弦。筝体长163厘米,后岳山呈S型,底面有三个出音孔。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何宝泉所设计的一种新筝,名为“蝶式筝”。因新筝两边呈扇形,演奏者坐在中间演奏,另外,根据上海方言昆虫“蝴蝶”和“无敌”词语的发音极为相似,所以蝶式筝的命名由此得来。蝶式筝保留了传统古筝的21弦五声音阶排列,只是在其中相错补加音位,构成49弦十二音位排列,可以用传统筝曲上的演奏技法,又可以用新技法来演奏十二半音体系的筝乐作品。所以,蝶式筝既可以演奏《天鹅》这种七声音阶的作品,也可以演奏《巴赫平均律V》这种多临时变化半音的作品。乐器形制的革新,大大丰富了古筝的音域与音色。

本文针对上海地区古筝音乐在三个时期所呈现的“专业化”“時代化”“多元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特征展开分析,以此来窥探民族器乐文化生存衍变的规律——传承与创新。乔建中老师在《传古与创新——当代筝乐刍议》中也提到:中国筝乐艺术要想更好的发展,必须“传古”与“开新”兼顾。借用乔老师的话来说,古筝音乐需在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只有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格局,才会迎来筝乐艺术的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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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玉楼(1994-)女,汉族,安徽滁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民族音乐学方向2017级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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