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米高扬在中共八大期间

2019-08-30 04:46张善鹏
百年潮 2019年8期
关键词:贺词代表团兄弟

张善鹏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隆重举行。期间,来自五大洲五十几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参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苏共代表团,该团的团长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穆希金诺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副总编辑萨丘科夫。中共八大开幕之后,苏联《真理报》在一版报头地位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以兄弟的敬礼”的标语,并在一版登载了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照片。9月17日下午,米高扬代表苏共在大会上宣读了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贺词。兄弟党中的“老大哥”如此捧场,毛泽东似乎并不领情。后来,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人民日报》发表的米高扬贺词来看,文中并无“中国是俄国的儿子”这样的表述。有学者推断,毛泽东之所以对这篇贺词表示不满,是因为米高扬在文中过多颂扬苏共的成就,却对中共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未予充分认可,且语气生硬,与其他兄弟党的贺词风格迥异,令人感觉苏共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这一分析看似合理,却忽略了一个史实:米高扬在中共八大致贺词时,毛泽东并不在场。当天下午,毛泽东参加的是另外一场外事活动,即接受埃及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在同拉加卜交谈时,毛泽东还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很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看来,毛泽东与米高扬是有隔阂的,他对后者的不满情绪早在其发表致词之前就已产生,所以,在米高扬致词时,毛泽东故意不出席,以示抗议。

那么,毛泽东与米高扬的隔阂到底是什么呢?

据毛泽东后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讲,他之所以对米高扬不满,是因为后者“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米高扬1949年“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苏共这种以“老子党”自居,把兄弟党视为“儿子党”而颐指气使的做法,在中共八大期间酿出了一场风波。

在中共召开八大之前,苏共也召开了二十大。据曾经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原驻苏大使刘晓回忆,会议期间,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米高扬的发言。米高扬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批判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并提出要对斯大林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重新审查和批判。这种“打头阵”“开重炮”的做法,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又对大会代表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兄弟党的思想意识造成严重冲击。9月23日下午,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國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波立特对毛泽东说:“我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一样,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在中共八大期间,波立特还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一个情况,即英共代表团成员受到了苏共代表团成员的粗暴对待,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此,周恩来总理特地与苏共代表团中的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等人举行了座谈。周总理说,波立特是中共邀请来的客人,到了中国,还要受人欺负,以致在向中方转述时,竟然悲伤地掉下了眼泪,令中方感到极其不光彩。所以,周总理特地转告苏共代表团成员,请后者予以注意:兄弟党之间必须要有兄弟间的平等关系,而不应是父子

关系。

此事并未到此为止。在八大结束前夕,就苏共的“老子党”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有一次交谈。据当时为毛泽东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现场的气氛异乎寻常,毛泽东以不满的口气向米高扬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共运中,存在着老子党与儿子党的不正常关系,“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他批评道:“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还说:“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

1956年的中共八大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用毛泽东的话讲,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毛泽东说:“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的党政领导人才排除了重重障碍,逐步实现了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坦承,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说,他这么讲,“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这次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至于两党关系,双方也同意“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编辑 黄艳)

作者: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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