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热血日报》

郑凯旋

《热血日报》是由瞿秋白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日报。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对于这次震惊世界的惨案，上海公共租界的报纸，如《申报》《商报》《中华新报》《神州日报》《新申报》等，如“冷血动物”，置身事外，麻木不仁。西方列强的报纸，如英国的《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美国的《大陆报》等，又颠倒黑白对运动进行大肆攻击与污蔑。5月30日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由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主要负责领导、发动全上海的罢工、罢市、罢课。会议还决定创办一份能为工农群众讲话、时效性强的日报，以打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舆论垄断的局面。时年26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热血日报》于6月4日在上海创刊。

瞿秋白与《热血日报》的办报特色

《热血日报》是一张半公开的八开四版的集政治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的小型报纸，每期可容纳1.2万字，由瞿秋白题写报名。《热血日报》设有社会、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外要闻、舆论之裁判、外国铁蹄下的上海、杂感、读者来信等栏目;并设副刊《呼声》，主要刊载小说、评论、杂文和文艺性文章。由于《热血日报》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创办的，为了能够激浊扬清，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瞿秋白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既是报社的主编，又身兼撰稿人、排版校对员、一线记者等多种身份，为了写出表达民众心声与需求的文章，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研，先后为该报撰写社论、时评21篇，杂感、小言23篇，另有编者按若干。这些社论、时评、杂感、小言仿佛一柄柄利刃刺穿了帝国主义虚伪的谎言，又如一支支红色的火炬照亮了“五卅”的征途。正是在瞿秋白的不懈努力下，《热血日报》办出了鲜明革命特色，既宣传了党的革命主张，又引发了爱国民众的思想共鸣。

第一，内容的战斗性与鼓动性。《热血日报》刊登的文章在注重教育性与说理性的同时，更注重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瞿秋白在该报发刊词中激情澎湃地写道：“今时今日，上海市民的一腔热血，已经被外来的枪弹燃烧的沸腾起来了……相比较而言，外来的强者握有冷的铁，而我们有的只是热的血，然而只要我们的血是热的，将来终会占有冷的铁，热血的一旦掌握冷的铁，便是所谓强者之末日”。这正是瞿秋白创办《热血日报》的初衷，即发动社会各阶层人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帝斗争中，以一往无前、舍生取义的民族气概与战斗精神，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欺压与奴役。

第二，标题的新颖性与多样性。《热血日报》刊登、采用的文章以独特性、新颖性为选题方向，同时注重思想性与政治性。仅问式标题，就有三种，如疑问式《政府派员是何居心？》《什么是“恢复常态”》，设问式《交涉破裂以后我们怎么办？》，反问式《谁是敌，谁是友》。还有用短暂的时间过程作为标题的，如《最可怕的十秒钟》;有大范围的标题，如《帝国主义之阴谋》;有惊心动魄的标题，如《全国人民都要受外国人的屠杀了》;有选择性的标题，如《死活只有两条船》;有祈使性的标题，如《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等等。总之，《热血日报》以多样化的标题，揭示了文章的主体内容与中心思想，烘托出了宣传氛围。

第三，语言的尖锐性与批判性。《热血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以尖锐性与批判性为主要语言风格，同时注重通俗性与大众性。尤其是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揭露帝国主义的文章力如投枪，句句点出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揭露军阀政府的丑恶嘴脸;教育上海人民的文章，温如三月春风;讽刺挖苦资产阶级妥协的文章，鞭声阵阵，使妥协派扪心感愧，不得安宁，如《可爱的梁启超》等评论，论点鲜明，具有不可回避的逻辑力量。

瞿秋白与《热血日报》的舆论阵地作用

在瞿秋白的精心打造下，《热血日报》在五卅期间很好地宣传了党的政策、策略，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罪恶行径，透视了军阀政客的卖国嘴脸，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使全国各界民众了解到运动的真实状况，推动整个运动向纵深发展。

第一，瞿秋白在《热血日报》的社论中集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与路线方针。瞿秋白把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主张作为宣传重点，发表大量的新闻与评论，报道、评述了上海工商学界群众斗争及其在全国各地发展的浩大声势，以及国际进步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纳救国运动于正轨”和“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等观点，并发出振聋发聩之音：“中国工人学生的鲜血已经染红了世界，事实已经告诉中国人民，再也不能把中国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无血革命的梦想上”。这些革命观点相比之前《湘江评论》中提出的“主张群众的联合，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要明確得多。面对英美等帝国主义对华赤裸裸的瓜分与压榨，《热血日报》在刊载的评论中以事实为依据，用辛辣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揭示道：“帝国主义这样恐吓我们，是像恐吓小孩一样，他认为我们眼光这样短浅，看不清华盛顿会议是英美法日四个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分赃会议，随他们说好就好;看不清嘴上说要帮助中国，给中国许多利益的人，就是现在天天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列强;甚至看不见帝国主义自己放火烧了负债累累、久已倒闭的台湾银行，打破了领事馆和商埠子的几块玻璃窗，却用流氓土棍的讹诈手段，来责我们千百倍的赔偿”。

第二，瞿秋白在《热血日报》社论中透过了“野蛮”和“强权”的表面，揭穿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在撰稿、组稿过程中，瞿秋白将列强肆意屠杀国人的真相作为报道重点，声讨帝国主义在华犯下的累累罪行，奋力回击列强控制下新闻传媒的造谣污蔑和挑拨离间，使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彻底破产。

瞿秋白在为《热血日报》撰写的社论中指出：“中国领土上会发生外国军警任意屠杀中国人的事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要避免这种所谓的不幸的事，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际关系，一定要废除租界制度，完全撤退驻华外国海陆军——中国平民取得充分的自由和权利，恢复中国的主权”。为此，他还着重提出八条具体要求，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允许工人合理罢工以外，还提出撤销租界工部局，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抓住了帝国主义侵华的要害。

第三，瞿秋白在《热血日报》社论中热情地歌颂了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参加斗争的情况。瞿秋白用生动的语言文字描绘出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将反帝斗争逐步引向深入。

瞿秋白在《热血日报》的社论中指出：“本来工人为争结社权而牺牲，学生为赞助工会而牺牲，总商会却偏偏删去这一条”，“并且添上洋务职员薪水照发不扣一条时，故意说及工厂的罢工工人，这样说来，工人究竟何所为而从事爱国运动呢？这次运动本是为中国平民的利益而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结果，中国平民的利益完全没有达到！”指出这场风起云涌的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参加运动的几千万民众，正是胜利的基础;分散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巩固的团体，并逐渐觉醒起来，走上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瞿秋白看到了民众大团结的力量，在《热血日报》中号召“在全民群情激奋、万众一心之际，应把各界人士团结到一起，不断凝聚力量。甚至于远在乡村的农民也应把他们组织起来。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我们才能拥有力量，才能与帝国主义做持久的斗争”。

第四，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中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瞿秋白深刻地批评胡适、戴季陶、梁启超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友谊协商”的妥协主张，痛斥上海总商会的退让投降行径。

五卅惨案后，民族资产阶级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也曾加入到反帝阵营，但是他们加入的目的只是想控制运动的走向，并从中牟取经济与政治利益。而且，出于阶级本性，他们并不想与列强产生任何冲突，因此在列强的施压下决定单方面退出“三罢”斗争。对此，瞿秋白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什么？》的社论中指出，上海总商会之所以频频向列强妥协示好，“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如果这场运动让他们来领导，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中国完全失败！”此后，瞿秋白又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的社论中进一步指出，“在现今的国民革命阵营中已经出现了分裂，即分为革命派与妥协派，……而显而易见的是总商会的主张是一贯妥协退让的”，“这些妥协派正想方设法遏制群众的自由，以阻滞运动的向前推进”。另外，瞿秋白还在《虞洽卿与六十万元》一文中披露了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私下接受英国人60万元贿款的事实。

瞿秋白看透了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家的两面性与复杂性。他提出，对待这些资本家应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办法。当总商会公然背叛工人阶级时，《热血日报》的社论就像是标枪匕首，投向了这伙资产阶级右派，使商业界的阵线显得格外分明。瞿秋白以总商会从妥协到叛变的事实，教育了商业界的左翼资本家与职员。

第五，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中彻底地揭露了军阀与政客的卖国行径。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中严厉地谴责了军阀政府一面“故意挫折消弭奋起力争的民气”，一面向帝国主义献媚讨好，妥协退让的内外政策。

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军阀政府派遣蔡廷干、曾宗鉴为特派员前往上海，对外宣称要调查和交涉五卅屠杀民众惨案。二人到达上海的第一天还装模作样地接见了领导上海反帝斗争的工商学联合会代表，并表示一定要严惩凶徒，给民众一个交代。但是第二天就露出了本来面目，面对媒体公开表明态度与立场，要求参与罢工罢市的民众要保持头脑冷静，自觉缩小罢工的范围，缩短罢工的时间，以“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则风潮自易收束，交涉自易解决。”而对于工商学联提出的合理条件，他们竟说“此等条件未可一例看待……尚须有所选择”，公然为逞凶杀人的帝国主义分子开脱罪行。对此，瞿秋白在《热血日报》6月9日的社论《监督政府的外交》中，指出两名特派员的言论，“无异于代表外国人向我们说：‘你们快些投降，死的是该死，损失的是该损失，中国本来已经是我们的殖民地。”6月10日，他又在社论《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中，指出“这样的所谓外交代表，不但丧失了国人应有的气节，更沦为了日本的走狗”。此后，瞿秋白相繼在6月11日、16日、17日、19日等发表社论《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这些社论深刻揭露了政府当局、官僚投降媚外的丑恶嘴脸，对他们的卖国行径进行无情鞭挞，告诫并鼓舞全国民众要分清敌我、加强团结，依靠自身的力量，推翻反动政府和军阀。

《热血日报》创刊后，以其诙谐的语言风格、犀利的客观批判，深受读者的欢迎与喜爱，日销量3万份。每日收到来信数以百计，远在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投书寄函，甚至很多人冒着被捕的风险推销该报，向报社捐款。《热血日报》的革命言论及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令帝国主义对其又恨又怕，先是指使租界工部局逮捕了承印该报的印刷所老板，又公开通缉瞿秋白，致使《热血日报》于6月27日被迫停刊。《热血日报》虽然只发行了24期，但其剑指帝国主义、反动封建军阀，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推动运动的深入发展，成为了五卅运动期间反帝爱国的一面旗帜。（编辑 王兵）

作者：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副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