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主义：20世纪法国诗歌

■邝明艳/西南大学文学院

20世纪法国诗歌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战前诗坛还能找到几次有统一理论、组织和聚合影响的诗歌流派；战后，诗人们各自为政，进行封闭的艺术探索，再也没有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景象，诗坛由斑驳的碎片和孤立的岛屿组成。战争与和平、个体与他人、现实与艺术、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语言与思想成为20世纪法国诗歌中交相变奏的旋律。

一、继承与变革

第一次时间大战爆发前的法国，社会相对稳定，出现过短暂的“美好时代”。平静的现实世界表面之下，诗歌界却是波涛汹涌，喧嚣热闹。曾经独领风骚的象征主义的余绪仍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孕育出威尔哈伦、瓦雷里、克洛代尔等后期象征主义大师；与此同时，大批的诗人有意识地反叛和叛逆对自己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象征主义，努力超越前人之肩，正如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作品代表着“对往昔时代的忧郁告别，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所揭示的恰是时代精神的决定胜利，并且昭示着诗歌革命深入”。战前转轨期的十几年间，各种诗歌主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有统计称，当时冠以“主义”称号的流派不下40余种，其中，“一致主义”（Unanimisme）和“立体主义”（Cubism）风头最劲。以儒尔·罗曼为代表的“一致主义”，又译为“一体主义”，产生于1908年前后，是一种文化创作观，集合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文学思想和艺术，其立场是反对文学反映个人的生活和心灵，提倡反映社会群体的情感和思想，追求鸟瞰似的的全景展示。几乎同时产生但大相径庭的立体主义则追求碎片、解析和重新组合。如果说前者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底色和关怀，后者则是20世纪工业时代机器气质的精神在艺术上的投射。形形色色的艺术主张，虽然表面喧嚣一时，其实质则是人们深层的不安和危机感。迅猛发展的工业技术时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空前扩张，欲望膨胀的疯狂与恐惧相伴随行，对外在世界变化不可琢磨的困惑、对内在心灵和精神探索的努力，都在诗歌中有着先见的呈现。与精神的躁动不安相关，诗歌的形式和手法也注重推陈出新。

首先是将象征主义作为突破的对象，超出语言程式和修辞惯例，消解晦涩，趋向明白晓畅。象征主义作为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文学思潮，其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并持续到了20世纪。诗歌是象征主义思潮最主要的文体，进入20世纪，法国诗歌一方面在继承和发展象征主义的向度发展，一方面则是在反驳和清理象征主义痕迹中多向度探索，前一维度的发展形成了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成为20世纪20至40年代影响巨大的文学流派。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由波德莱尔开启，魏尔伦、兰波中流砥柱，至马拉美而如日中天，他们提出了相对系统的诗歌理论，却一度否认象征主义是一场文学运动。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柏格森的“直觉论”和“唯灵论”，其诗学核心是以特殊的方式建立文字与外界事物的联系，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美学精神或可见与不可见的事物之间的应和关系”。这种特殊的方式是一种不完全的，朦胧的、暗示的，“写在纸上的只是它本身的一小半，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一大半，是写在作者的头脑之中。象征主义诗人对事物的观察、体验、分析、思考都是在他动笔之前就完成了的，写下的往往只是一记心弦的颤动，一缕感情的波纹，一次思想的闪光，其源其脉，都要读者根据诗人的暗示自己去猜想，而诗人也认为他们是能够才得到的”。象征主义以“通感”作为体验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将人类的各种感觉和感官打通，认为各感官之间是可以迁移、转化，最终的真实正蕴涵在感官的联合或区别之中。在艺术形式上，象征主义追求与思想感情的距离，因而对字词的锻炼、诗句的结构、格律与节奏都有极高的要求，波德莱尔对散文诗文体和马拉美对诗歌音乐性的发展，对后世影响至深。

20世纪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阿波利奈、魏尔哈伦、瓦雷里、克洛代尔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前期象征主义诗人们有过接触，在精神和技术上继象征主义一脉，同时由于融入新时代精神和个体独立性使得后期象征主义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语言形式上，象征、通感、音乐性、神秘性等都以继承和发展，但是后期象征主义在韵律、格调、节奏上都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如瓦雷里对于格律严格的十四行诗的偏好；瓦雷里的“纯诗”说；克洛代尔将诗歌形式与人的呼吸相关的“诗节”新诗体，在诗歌理论上也别开生面；维尔哈伦、克洛代尔由于特殊的经历也在题材和景象上丰富了象征主义的境界；与前期象征主义不同的是，后期象征主义多了理性和智力的追求，注重基于现实的哲思和玄想。这与两个世纪之交，旧体系崩溃而新体系尚未形成有关，内心迷惘而失衡的跨时代和新一代诗人对以往的思考产生了怀疑，对新的世界和变化积极地思索。另一方面，虽然在涵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象征主义扩大了思想境界，提供更为广阔的自用联想空间，但过于虚幻空乏、曲高和寡，在语言、形式上过于刻意追求而至造作。面对业已在象征主义道路上走得太久的抒情诗，法国诗人们试图清理已成为阻力的象征主义遗产，追求更为率真自由的表达，风格趋于简朴明朗。

其次是发展自由诗和散文诗，改造传统的韵律诗标准，在格律、韵脚、停顿、过渡等方面大胆尝试。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是承前启后的过渡期，前人留下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遗产虽是宝贵的财富，但高举叛逆大旗先锋派才是20世纪的主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的荒诞性和毁灭性，既应验了诗人们的担心也震撼了他们的心灵。法国诗坛保持了此前错综复杂的态势，没有出现能够统领群雄的强势诗派。即便是喧嚣一时的达达主义和异军突起的超现实主义诗派，由于其本身追求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更加剧了诗坛多样分化。

诞生于战争期间的达达主义和紧随其后的超现实主义，有着一致的叛逆精神和愤怒情绪，这两场诗歌运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文艺领域，更是一场波及深广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变革运动。它们既是20世纪以来法国社会局势恶化的结果，也是时代思想厚积薄发的迸涌。一战的酝酿、爆发和结局对于诗人的现实境遇和精神状态都造成巨大的改变，20世纪初“美好时代”中的安然心态一去不返，诗人们颠沛流离，战争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的问题，引发了诗人们的愤怒和激烈否定。活跃于1916年-1922年的达达主义运动是这种时代情绪的集中表达，其发动者之一查拉在《达达宣言》中，强调“有一种破坏性和否定性的工作要完成。要横扫一切，清除一切。”否定一切的达达主义最终在1922年被超现实主义所否定。虽然，达达主义在理论创建和实际创作中并没有留下长远和厚实的成果，但是其叛逆精神和否定勇气对于所谓“美好时代”的粉饰和虚伪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刺激和解放了思想活力。

20世纪法国思想界最为流行的是柏格森注重“内省”的人本哲学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拉开非理性主义的闸门。生命冲动、时间本质、直觉意识成为文艺运动的内驱力，直接为超现实主义的提供了理论基础，达达主义的反叛精神则成为超现实主义的外在气质。早在达达运动之前，超现实主义运动在人员和思想就已露出端倪，1917年，路易·阿拉贡、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创办《文学》旨在摧毁数百年来建立在对感觉进行分类和思想进行条理化的传统文学观念，1919年与从瑞士来到巴黎的达达主义合并，发起一系列颇有声势的文艺思想运动，1922年，超现实主义取代达达，在思想和实践中更加有力和彻底，它“奠基于某些过去一直被人忽视的联想形式的超现实信念，奠基于梦想万能和毫无得失考虑的思想活动的信念。超现实主义旨在彻底毁灭所有其他心理结构，并取代他们来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在美学上，超现实主义将形式推崇为高于一切，并且采取非理性的“自动写作”。超现实主义既是一场有组织的文艺运动，有其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源于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世界的荒芜感，感觉和思考尤为敏锐的诗人在废墟中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对人类被摧毁的尊严进行修复，为欲望找到合适的出口——超越现实，布勒东将其称为“逻辑的终极目标”，或“单一的，真正的神秘”。虽然，作为一场运动，超现实主义随着30年代日益严酷的社会氛围而名存实亡，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却有着久远的渊源并持续永恒的生命力，因为对现实的超越和形式上的极致追求本就是诗歌的应有之意。

二、困惑与抵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一次空前浩劫，除了物质上的惨重摧毁，更甚至迫使一个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发生改变。法国二次世界大战至50年代，在文化史上被称为 “困惑的年代”。战前，虽然处在世纪之间的转型期，新兴的现代性文明与传统进行了持续和激烈的对战和反抗，造成了思想精神世界的错综复杂，喧哗骚动的景象，但毕竟这是人类文明内部的调整和进化，在告别和否定之中孕育着新生的可能。但是，二战的毁灭性，战争中人类对自身的否定，对未来的怀疑，对一切可能的绝望，在精神上形成了“黑暗和迷雾”的状态，法国人陷入普遍地迷惘和彷徨之中，“一场不可思议的，世界性的战争……将一种文明的背景炸得粉碎，这种文明曾经自以为是开放性的，眼下却在恐怖或英雄主义的气氛中发现了其理解力的局限性，意识显示出一种向往自由的绝对激情”。二战以及二战后的法国最为重要的文化思想事件是存在主义的诞生，这也是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事件，其“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理念，应时代精神而诞生，作为存在主义思想最好的展现形式是戏剧和小说，并非诗歌。相较于20世纪初期的诗歌无论是创作还是接受的兴盛，二战是诗歌走向寂寥的转折点。受形势所迫，诗歌在政治倾向上走到了极致，而备受诟病，形式主义和隐秘奥义暂退幕后。

无处可逃的战争席卷一切，作为最为敏感的文学界，尤其是诗歌创作，也一改战前的斑驳陆离，不约而同地趋向一致，“抵抗”成为时代最强音。面对曾经华美、优雅的法国土地，在炮火下满目疮痍，诗人们发出沉痛的唉叹；曾经执着于个体内心情感、潜意识世界或者诗歌语言形式的诗人，走出沙龙和书房，积极奔走，召唤法国人们团结，努力抵抗，甚至投身战场。“抵抗运动似乎消除了最深的分歧，把精神生活的各个类别流派聚合在一起，它把‘相信有天国’与‘不相信有天国’的人汇聚在一起，开创了一个令人陶醉的团结局面”。超现实主义的主要旗手的艾吕雅、阿拉贡这一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气势雄浑的抵抗运动力作，象征、朦胧等形式主义手法虽有所收敛，其底色也使得他们的抵抗诗歌不至过于直白、简陋，而显得深沉感人。战争给诗人们带来剧烈冲击，现实苦难与恐惧使他们的情感从虚幻的想象落到实处，成为切肤之痛，同时坚守美好的憧憬和探察未来的希望，这一时期的诗歌中的热忱、活力、激情、坚韧成为法国诗歌史上的一代高歌，也成为宝贵的时代遗产。

战祸之下，不少诗人被迫离开法国，流亡异乡，如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布勒东、20世纪法国杰出的外交家诗人圣-琼·佩斯寓居美国。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期间法国永远地痛失了几位文学巨匠，现实主义大师罗曼·罗兰病逝于1944年，后期象征主义代表瓦雷里一年之后也离开人世。二战期间法国投降、被德国占领等历史后遗症，在随之而来的冷战环境中，更增深了压抑和冷漠的氛围，诗歌上表现为诗人离散地进入封闭的空间。战争期间曾将推崇自由个体性的诗人联合起来的主题已经不存在，开始了孤独的探索自己道路的新阶段，一方面承续中断了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前缘，如布勒东在战后曾试图重建超现实主义中心，但以失败告终，曾参加过超现实主义后脱离的夏尔、雅克·普雷维尔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逐渐成熟；另一方面继续战争中迅速发展的宗教神秘主义抒情诗，如皮埃尔-让·儒弗、皮埃尔·艾玛纽埃尔、帕特里斯·德·拉图尔迪潘、让-克洛德·儒纳尔等，面对残酷的现实而转向《圣经》中寻求救赎和慰藉。跨越战争前后的圣-琼·佩斯的创作在50、60年代到达颠峰，成为战后法国诗坛少见的风云人物，其诗歌气势更加恢宏，思考也愈加深刻。二战打乱了法国文学的原有格局，作家组成也更新换代，补充新鲜血液，重整文学面貌，战时一致的抵抗团结意志，逐渐涣散，诗歌再也没能出现超现实主义流派类似的集体性文艺运动，诗人各自为战，特立独行，这一特点奠定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诗歌格局的基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诗歌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小说、戏剧的兴起大有抢占诗歌地位之势，50年代至70年代，新小说和荒诞剧取代存在主义小说戏剧而成就一段波及甚广的创新试验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此前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创作方法的更新，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和理论快速推陈出新，解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等造成空前的理论繁荣，小说的出版和戏剧的上演成为广受关注的文化新闻。诗歌在这场热闹景象之中显得相对寂寥，战后新一代诗人博纳福瓦、雅克·莱达、罗朗·加斯帕尔、德尼·罗什、卢波等积极寻找新的突破，进行创新的实验活动，伊夫·博纳福瓦和卢波先后试图运用数学的某些元素进行诗歌创作，卢波走得更远，他提出诗歌必须服从数学的规则。70年代后，语言和形式实验深得诗人偏爱，却与读者越来越远，诗人们将理论修养运用于创作，语言学、解构主义等都能在诗歌中找到直接和间接表现，此时的诗歌与20世纪初后期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朦胧和晦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甚者，在难解的迷宫或毫无诗性的语言形式之下，别无他物。诗歌在关注自身的过程中迷失方向，瓦解自身的价值。与语言实验和理论意识相伴的是诗歌主题和格调的转变，20世纪下半叶诗歌在另类地描摹状写永恒的人类情感、人生哲理、自然景物外，扩充至超时空的形而上层面，抒情也变得虚幻玄奥。随着战后经济逐渐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大众文化兴起，诗歌受其冲击，一部分仍保持曲高和寡的姿态，安居于封闭的小世界中，亦有部分诗人以开放姿态应对大众文化，采纳流行元素，如60年代的摇滚文化的狂热和放旷，语言趋于口语化和民间化，有的诗人也尝试利用大众传媒技术和手段，如果广播和电视，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诗歌公开朗诵历史原貌。面对受众日益缩减的局面，也基于将诗歌从自己怀疑和否定之中施于挽救的努力，到了80年代，法国诗歌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趋势，颂歌和十四行诗的古老的诗体再现新生，奇谲艰涩的语言也为平静清澈的语言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