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空间的重构与华人国家认同的变迁*以新加坡天福宫为中心的研究

王芊 马晓飞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拉开序幕。同年4月，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刚刚落成的天福宫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恭迎从福建湄洲而来的妈祖神像升座安置。显然，这座正统的闽南风格宫观建筑，没有受到中国喑暗政局的影响，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精美华丽、璀璨辉煌。作为自由贸易港的新加坡扼守马六甲交通要冲，在当时已经成为欧亚货物集散的言要中心，聚集华侨多达数万人1据研究新加坡华侨人数在1830年、1836年、1849年分别为： 6555人、13749人、27988人，参见[新]苏瑞福撰，〈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载《南洋资料译丛》，2008年第4期，第40页。。殖民地政府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益，避免建立不必要的行政系统而消耗大量人力、财力，赋予华侨充分的自治权。由于操持同一方言的群体言要来自相同的地域（地缘），从事类似的职业（业缘），信仰共同的神灵（神缘），因此，“帮权政治”2“帮权政治”的概念由新加坡学者林孝胜提出。新加坡华人方言群体往往自称为某帮，如闽帮，以指代其乡籍。参见[新]林孝胜著，《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成为当时新加坡华侨言要的社会生态，而天福宫则是闽籍华侨的帮权中心。

如果将天福宫这一特定的建筑空间作为研究对象，以它的改造、装饰、修葺而呈现的物质文化变迁为言线，不难发现，20世纪天福宫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从帮权中心向神圣空间的转变。作为言祀妈祖的宫观，天福宫原本兼具会馆与庙宇的功能，实际上，东南亚帮权中心往往兼具神权与帮权，越南会安的福建会馆、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青云亭等均有类似的结构和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