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大言微义

苏露锋

《春秋》本来是一部关于鲁国的史书，但因编撰者孔子是圣人，有人相信书中每一个字都隐藏着人世间的大道理，正所谓“微言大义”。而亚圣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更是将这部史书神化了。它不但被列入儒家经典，还居然成了判案依据的“法典”，是谓“春秋决狱”——用书中的微言大义、伦理法则来判决各种刑案。

这种方案的首倡者是西汉董仲舒，由于当时律法不周密，难以解决所有的政治与司法案件。以儒治国的汉武帝便欣然接受。由于“春秋决狱”是按照动机以及伦理道德来定罪量刑，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模糊性，尤其是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模糊化，为后世的“文字狱”等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断案，甚至为惩罚某人而定罪提供了依据。“春秋决狱”由最初为弥补立法不足而采用的技术手段，后来成了被肆意滥用的政治工具。

历代大多数统治者口含天宪，言出必称“春秋大义”，但用学者熊逸的话来说，“不知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春秋》的‘大义”？所谓“大义”，有时只不过是大言不惭的自我标榜，掩不住堂皇语言下面藏着的“小”——统治者及弄权者的一己之私。

正如前文所言，《春秋》含义的模糊性留下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不过这个裁量权只属于皇帝及其亲信。酷吏张汤在决狱时，常常根据皇帝的喜好查找经书。然后制定新的判例。“腹诽之罪”就是张汤根据汉武帝的需要发明的。

掌管财政的大司农颜异，对朝廷的货币改革提出质疑，汉武帝听了很不爽，但此事属于朝议，不好定罪。他就派张汤寻找颜异其它的毛病。这时，有人私下对颜异说皇帝政策的坏话，颜异并没有表态，只是翻了翻嘴唇。张汤知道后立刻上奏，说颜异对政策不满，却不公开告诉皇帝，反而在私下里表达不满。张汤认为，颜异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实际上是赞同朋友的，肚子里瞎嘀咕，是“腹诽之罪”。张汤的依据就是《春秋》中的“原心定罪”，即以人的主观动机、意图和愿望为判案依据。颜异最终被杀。在皇帝及其鹰爪眼中，“春秋大义”只不过是消灭异见者的私器工具，哪有什么真正的大义可言？

到了西汉后期，“春秋决狱”堂而皇之地成为君王乱法和官员弄权的合法外衣，法律体系更加紊乱，司法腐败更加严重。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说：“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可谓公允之论。这种司法裁决方法对汉代法制的根本性破坏。甚至比秦帝国一断于法的法家专政更具杀伤力。

“春秋决狱”后来扩大到“经义决狱”，即除了《春秋》外，《诗》《书》《礼》《易》《乐》五经中的思想也用作判案的依据。“经义决狱”在两汉时期普遍推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直至唐朝儒家思想和法学完全结合在一起，礼法合一，“经义决狱”基本结束，但对少数疑难案件，唐代仍以经义决之。南宋以后，这种实际判例就很少见于记载了。

即便如此，“春秋大義”之说却一直延续下来，一方面，它成为勇毅志士追寻和献身正义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却被弄权者当作打击政敌、排除异己、报复陷害的“政治大棒”，或被一些枭雄巨奸用作篡权窃国的漂亮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