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幸福

在作者处于风光无限却也疲惫不堪的职业上升期时，母亲突然查出癌症晚期。两难之间，威尔选择了陪伴母亲走完最后的时光。但是威尔一直不知道如何与母亲沟通并自然相处，直到他们开始共读一本书。通过阅读，他们坦然面对死亡，深度了解彼此，同时也治愈了自己。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著王兰英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定价：49.00元

8月的最后一周，母亲不需要去看医生门诊，因此读书会可以在父母家进行，而父亲在办公室。

8月末的一天，我去父母家帮母亲做些事。完事之后，我坐在母亲身旁的沙发上，准备开始看书。首先，我得帮母亲找到她戴着看书用的眼镜，她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她一直在廉价药房买眼镜，母亲去世后，道格、妮娜和我在公寓收拾她的眼镜，总共找到27副，它们散落在垫子上、小柜子里、抽屉里、口袋里、花瓶后面和书架后面等各处。每次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她就会再买一副。

今天，我找到了一副。她很高興地要看《斯必迪汽车厂奇案》，那是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悬念故事《第一女子侦探社》系列的新作。母亲迅速找到她准备让我看的那段，接着递给我，手指着那处：马库茨（拉莫茨维小姐的秘书）有关村庄的观点是正确的，就算是那些大一些的村庄，像莫丘迪。那是拉莫茨维小姐的出生地。这些地方依然过于亲近，因此无法用太粗鲁的语言去形容。若有人写了封信，收信地址是“博茨瓦纳，莫丘迪，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收。他是个矿工，对牲畜很在行”。那么毋庸置疑这封信定会丝毫不差地送到她父亲手中。

这段话让我不禁露出了微笑。我明白在我读它的时候，母亲正注视我的脸，等待我露出喜欢的表情。但这样并不算完，我们还要讨论这本书。

“太棒了。”我说，“确实让人觉得，你知道那个地方。这是很精彩的形容。”

“我在非洲的时候，去过不计其数的类似这样的村庄。”母亲说，“他形容得一点儿没错。”

我望着母亲的时候，并未把她当成一个病人，但也没有当成我的母亲。我们一起读了许多书，在医生办公室共度过了许多时光;我认为我遇到的是一个有些不一样的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思想有些怪异又很有意思的人。我会真切地怀念我的母亲，也会同样怀念这个全新的人，怀念这个渐渐深入了解她的过程。

那天，母亲还给我看了另一件物品。而在我离开之前，她和我说了另一件事。我朋友在喀布尔拍摄的视频重新剪辑了一个新版本。影片开头是一托盘的书被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而在汽车顶上绑着一个松木的书架，之后汽车开到喀布尔边界。镜头里一群阿富汗女孩快乐地看着书，彼此指着书中的段落;她们对站在一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露出高兴的笑容。她们确实在看书，这是真正的书。这6000名学生仅有500本书，而从前一本都没有。

母亲想要告诉我的另一件事是：“我去世后，千万别把我累积的航空里程浪费掉。我会告诉你我的密码。达美航空的给你，英国航空的给你哥哥，美国航空的给你妹妹。”

月底，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宴庆祝父亲的八十二岁生日。我出门的时候，母亲把我叫住，要我别忘了给她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那个学生搬到纽约，希望给他提一些工作上的建议。我说我记得。接着她露出一个恶作剧般的笑容，小声冲我耳语道：“一个朋友想帮我恢复食欲，给了我一些草本植物。我按她说的泡了茶，但我不爱喝，而且以后也不准备喝了。”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母亲说的是大麻。我们有时会逗她和父亲。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在剑桥相识的人中间，仅有的两个不曾吸过大麻的进步民主党人士。有一次，我问她为何不曾吸过大麻，她说是因为不曾有人给过她大麻。我难以置信这是实情。

如今我们看完了厄普代克的《大机器》，以及麦考尔·史密斯的书（嗯，母亲看完了，我还没看完），到了选一本新书的时间了。

有两本备选书——美国著名小说家雷诺兹·普莱斯的短篇选集《心灵盛筵》，从1995年起就在国家公共广播频道播放，以及爱丽丝·门罗的新编故事集《太多的幸福》。那时这本书才在英国出版，还没有美国版本;母亲的一位朋友帮她买到一本。

11月1日，我们和奥赖利医生最后一次见面。我记不起来那天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实际只我一个人在吃，母亲坐在一旁看着我。她的体重已经低于40千克了，尽管还在尽量吃东西，但除了几口食物和一点儿汤，她再也吃不下其他东西。

下周我本该飞往旧金山出差几天，但我完全不清楚要不要去。去旧金山是因为我准备到矽谷的沙山道和一些风投家会面，看看我能不能劝动其中一位给我的冒险事业投资。烹饪网站运营得还好，但我们急需资金。母亲坚持让我去出差，叫我不用为她担心，她说觉得好些了。

那天，我们谈到了家人、计划，还有嫂子就要开办的画展。

南茜受印度第二巨富之邀画了一幅大型的壁画，将置于其孟买私宅的“世界最高”的舞厅里。南茜准备在壁画装上船之前，在工作室里向家人和几个朋友展示一番。母亲不愿错过这次展览，我也是，因此打算准时飞回来看。几天后妮娜会来看望母亲，因此她也许会遇上展览。我和母亲讨论着南茜的展览还有别的事，宛如一个平常的家庭聚会，不聊文学或忧郁，只聊后勤的安排，似乎母亲是负责展览的调度员，家里人都要按她的指挥行事。她依然在为将来做打算，我从她那里也获得了思路。她打算谈一下她感觉如何吗？今天不会，因为她打算制订计划。

她连要读的书都计划好了。我坐飞机时带着普莱斯的书，母亲已经马上要看完了;她想在我离开期间看门罗的书，然后再把它借给我看。

星期一是劳动节，我飞往旧金山，住在大学时的故交家里。我根本没想到会那么累，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我在他家的客厅里看着书打起了瞌睡，听着他震撼的立体声音响。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了没几分钟就挂掉了，因为她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我把雷诺兹·普莱斯的52个短篇故事都看完了。普莱斯讲到了自己特殊的童年，回忆起那时自己还是一副西部牛仔打扮、手里拿着秀兰·邓波儿洋娃娃的男孩。他写到了英国，还有母亲钟情的50年代，那时候的“专业剧院的演出特别棒，票价却低得可笑”。书中对教师们的赞美让人感动。他写到自己在守时上的固执态度，还有对不守时的人们的极度担忧（甚至到了让他愤怒的地步）。他以普通的主题去表现世界，写疾病，如艾滋病带来的毁灭和伤痛，坐在轮椅上的人，以及死亡。“在我们所处的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期，死亡差不多变成了最后一件肮脏的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不说‘××死了，而是说‘××去世了。因为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菌过程，接着是压缩包装，之后是迅速运输。去哪儿？别的地方。简而言之，我们不愿公开讨论死亡的话题。”母亲把这页折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