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笛《袍哥》叙事中的面向与结构

冯师曜

《袍哥：1940年代年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一部微观历史著作，全书围绕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在1945-1946年，以一个农村袍哥家庭为样本所作的社会学调查展开。以雷明远为中心的袍哥面向是本书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作者还力图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以及作为个体与群体存在着的，由于事实和叙事而产生的不同面向的袍哥，是如何在1940年前后的川西平原范围内活动的，是如何建立起社会暴力与秩序的，并是如何以其参与政治的姿态对国家政权与民众发生影响的。

王笛在此书序言中提及完成本书的动力或动机之一在于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任何作品问世。他分析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史学传统的方法论问题，因为过于讲究宏大叙事来追求研究的意义；二是资料的缺乏，中国并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并由于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资料非常之少；三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往往被忽略。

而对微观历史的关注这一学术专注的转向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以初现端倪，在此书中王笛开始反思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所运用的传统社会史学，即以精英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变化，并开始思考“下层民众是否能够发声”以及叙事中“文化霸权”的问题，将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上。在社会演变的分析上，王笛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政权间的动态关系。而在接下来的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对于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做了明显区分：前者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的、模式统一的后者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除此之外，三本书在空间范围上有着逐渐缩小的趋势，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到成都——一个特定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再缩小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再者，《茶馆》是明确作为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问世的，对王笛影响深刻的新文化史与微观史著作及其研究方法在《袍哥》一书的完成过程中持续发生着这种影响，而这也回到了上文中王笛对于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的反思与追问。王笛提及了一些初具微观史研究取向的著作，例如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写700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作为基本资料，勾画他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各种身份的生活。另外，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怎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态的转变，妇女的生活，寡妇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以及家庭的暴力等等，但是由于资料限制，史景迁在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又由于该书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微观史在西方还没有兴起。因而虽然此书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接近今天的微观史学著作，但并不是真正的微观史。

因此，《袍哥》一书在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即在于填补了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的空白，这一实践除了需要克服中国历史研究在宏大取向上的惯性，也与资料搜集的困难有关，王笛在完成《袍哥》这一微观历史著作所需面对的与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空白的原因是相对应的，因此，时年21岁的大学生沈宝媛所作的关于一个农村袍哥家庭的社会学调查在作为历史资料的运用上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王笛对“袍哥”的兴趣既在其之前的著作中有所披露，又与其学术关注的转移相关。在1980年代开始他便持之以恒地收集有关的记载。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中，对“袍哥”组织有一个初步的描述，后来在《街头文化》中讨论了袍哥和街头政治的关系，在《茶馆》的研究中分析了袍哥“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的选取，都与王笛学术研究中的脉络铺展和关注转移相关联。本文意在着眼于这一学术关注的基础上，去探寻作者如何从叙事手法及其结构安排上来使宏大历史事实中的微观视域发挥作用，也即显微镜下，对于血液的解析和细胞的观察，通过发现它们在叙事中产生的复杂面向，无论是作为单位还是单元，是如何走向、如何运行，从而同整个机体产生互动影响的。

一、宏微交织叙事中的袍哥面向

王笛认为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有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将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分析，以发现现象背后的玄机，将读者引入意想不到的境地，此种方法称作“话语分析”，可以显示出作者深刻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分析能力。这个倾向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术领域，但其复杂的理论和术语使用限定其对象在于本领域专家。而“叙事”方法的面向则倾向于将复杂的问题表现得清晰明了，尽量避免过多的理论和术语的使用，目的是使大众读者都能读懂。如果说“话语分析”是把读者置于所分析的“事件”之外，观看作者如何把一个整体原子化，从而各个击破，使观者看到从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内部，那么“叙事”方法则是力图把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地对事件进行观察。王笛本人由于受到的学术训练而倾向于后者。 在《袍哥》一书中，同样力图通过细节和叙事去再现历史情境的真实画面，作者申明力图将文学式的深描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相结合，文学式的描写都有其出处，并尽量给出资料来源，臻于二者达到平衡。

本书的前三部分“暴力团伙”、“地方秩序”、“大势已去”，是集中叙述袍哥面向的主要部分。沈宝媛的社会学调查所提供的以雷明远为中心的农村袍哥家庭在本书1940年代的时限范围内，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状态。但凡使用此样本进行分析的时刻，都在微观与宏观间有着相当的意义存在。在“第一章 杀死亲生女”中，通过调查所提供的细节性的记录作为文学性深描的依据。雷明远由于女儿淑清传出和一个年轻裁缝有着“不名誉”的流言而在河滩上对其当众执行死刑。事件经过中雷明远和淑清在河滩行刑与被行刑时的对话交流，雷明远有担忧女儿会回头算账的迷信，却不改变他杀女的决心，以及淑清在死前一刻细腻的心理挣扎，都是基于事件的情景分析以及社会学调查所提供的源自家庭内部的记录来完成的。而这一细致入微的叙事是作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而存在的，即使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明确规定，雷明远杀女的行为是死罪或无期徒刑，但是事实说明地方社会现代司法观念实际上处在空白状态，这也和中国家族在维护社会秩序上扮演法律角色，造成的私刑普遍化相关联。再如“第十章 女人的命运”中雷明远对妇女的歧视，除去杀女，还体现在一些生活记录中，例如因为听到寡妇留宿客人的消息便要赶去杀人，对使女俊芳動辄打骂等等，通过这些资料实例和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的资料辅证从而发现，家国历史中的二十世纪初产生的四川妇女解放思潮并没有在“望镇”这个地点有着明显的表现。与此类似的在资料运用上社会学调查占绝大部分的章节中，都存在着细致入微的家庭情景分析。这种代入情景的深描是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以赖尔的眨眼睛和犹太人科恩的遭遇为例阐明的。在对一个文化进行描述阐释时，把他们置入自身的系统中从而使他们可理解，在文化分析中，只凭纯粹的记录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表层的浅层的印象，只有通过对微观事物进行“深描”，才能真正揭示出人类行为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够客观全面地解释人类行为的意义。 王笛曾提及，沈宝媛这项调查的独特之处，就是能够进入他们的家庭内部，了解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涉及社会边缘人物个体的家庭关系的建构、个人的生活经历、心路历程、乃至基于情景分析的认知模式、处境理解、瞬时心理都可以得到展现，而这便相当于“整个生命体”中的“细胞”，通过对它们研究和分析，竟可以和时代段限下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大局走势有所连接或是冲撞，无论是辅证抑或出入之处，都是从内部观察这个整体中复杂个体和群体的脉络交织铺展而来的，是一种对时代和地域面貌的生动性和完整性的展演。

除了社会学调查作为资料的运用，还存在着档案、小说、袍哥个人回忆、文史资料的叙事，另外，还有袍哥的秘密语言和文书规则，这是极为有效的去除精英话语霸权、政治化的表达、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神话化的“隐去的文书”与“历史的微声”，是一种从内部打开其思想、组织、行为模式的窗口。对于有关袍哥的资料叙事类型所造成的不同面向，除去在本书“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有着明晰的总结和甄别，王笛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中有着初步而类似的归纳。而这些资料的运用，是散布在书中对于袍哥从网络、信仰、秘密语言、组织仪式的各个方面中体现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群体的身份认同。《袍哥》一书中多次提及袍哥进行集体身份认同的组织建构。例如沈宝媛社会学调查附录中所列举的“袍哥”与《海底》之缘起，所谓《海底》是袍哥对自己缘起解释中占据重大地位的组织书，有着诸多版本。对袍哥成员来说，精通《海底》成为其身份证明的前提。遗憾的是，也许是资料缺乏的缘故，《袍哥》一书中并未能释明袍哥缘起的真实情况或给出可能性的论点，由于不同文本的不同描述，作者给出了一个“莫衷一是”的结论。再者，作为仪式的“单刀会”，是一个惩戒和犒赏、迎接新成员的典礼，单刀一名的由来也与关羽崇拜有关，这反映了袍哥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信仰在清代原是民族主义的支撑，辛亥革命以后，反满的目标消失，革命信仰转换为其身份认同的基础并和大众宗教崇拜结合，成为凝聚组织的力量。此外，袍哥也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作为身份认同的工具。王笛也为袍哥的身份认同行为指出理论支撑，他提出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所提出的“发明的传统”，他们利用“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征，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这种“被发明的传统”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凝聚力。 《袍哥》一书中多次指明袍哥身份认同的方式和手段，但并没有以过多的篇幅去为这一集体行为提供理论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若对此深究确实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再者考虑到叙事手法的使用和行文整体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也不宜使用过多的概念和理论。扬·阿斯曼在其“文化回忆”理论中指出：集体认同的可见性受到一个完全来自象征层面的表达方法所限，集体认同的是一种形象，集体构建了一种自我形象，其成员与这个形象进行身份认同。它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它在集体成员的意识中的活跃程度以及它如何促进集体成员的思考和行为，接着他列举了徳罗伊森和吕迪格·肖特的理论来说明社会自我形象和社会回忆之间关系的问题，总的来说，是社会需要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来作为其统一性和独特性的支撑点，依凭一种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想象来维持。 这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也可以对袍哥诸多集体身份认同行为提供佐证。

第二，作为个体的复杂性。王笛曾指出沈宝媛所描写的雷明远形象的复杂性。“他过去作为一个袍哥首领，在地方享受威望和尊重；他杀死女儿，被人看成是一个冷血狠心的父亲；他帮助燕京大学下乡的学生，俨然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固执保守，哪怕亲戚违反了他心目中的道德准则，也不惜置之死地；他是一个鸦片烟鬼，从一个英雄式的角色，变成一个羸弱的病人；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但是在泼辣的老婆那里，也经常妥协；他是一个佃农，娶有两个老婆，还打算娶第三个，最后因二老婆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他曾豪请各方来客，但是有时家里老婆竟然没有钱买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判定这样一个复杂个体。进而言之，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判定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经常需要我们区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事件、不同个人、不同前因后果等，才能接近其组织和人物的真面目。” 除去以雷明远为代表的袍哥个体本身的复杂性，也存在着袍哥个体间的复杂性。同样作为袍哥大爷，参与共产党革命活动工具——《大义周刊》创办的张澜和杜重石，在人生走向的交集点过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张澜以袍哥大爷身份介入政治，并没有选择政府地方权威而是参与了共产党活动，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对其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在新政权中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中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而杜重石支援过红军，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是中共的“特别党员”，也曾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贺龙的政治代表，利用其在川康的社会关系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贡献。自1950年由民革中央执委降为一般的委员，后走出政治圈到上海谋生，曾在公私合营后被安排月薪43元的工作，也曾被打成右派，并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劳改，直到1980年获平反。袍哥只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一种身份，历史和个人经历的连贯与零碎是相对而言的，作为袍哥身份的活动，在袍哥之间的活动，以及拥有或曾经拥有袍哥身份个体的命运走向与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种横纵延展、局部交叉的状态。观察袍哥个体复杂性的意义在于不仅仅将目光聚焦于个体以袍哥身份活动的时刻和面向，而观察拥有袍哥身份的个体作为完整的人的枝脉延伸才更有可能去发掘那些需要某种契机介入时才可体现出来的微观与宏观的互动交织，这种互动关系发掘的前提即在于从个体的不同面向中寻找更多延伸的可能性。

第三，作为个体和群体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微妙位置。袍哥势力人数众多，据数据统计在1940年代在四川成年男性人口中占比66%到90%不等，因此其成员结构复杂，多为下层民众，也不乏地主和乡绅，在清后期，除了广泛进入政府和军队外，还吸纳了不少知识界成员。“近三百年间，袍哥一直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争夺地方的控制权，与地方政权的演变共进退。” 清初作为反清复明组织遭到政府严密查禁。嘉庆以后，到咸丰、道光年间袍哥势力迅速蔓延，官府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到了清末，袍哥的势力发展，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程度：“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入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 。在清末，袍哥也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中袍哥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合作，一度可以公开活动，但在四川局势稳定后，当局又开始禁止其活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政府又面临政局不稳的局面，需要借助袍哥的力量保境安民。除此之外，袍哥还参与税收，在1930-1940年代，地方乡绅多为袍哥所取代。1940年代袍哥出现了合并和扩大的趋势，1942年国民党省执委发表的一份“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的公函表明，虽然袍哥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但如果能够安分，政府并不干涉。而公函，作为一种介绍动向的情况通报，其产生的背景复杂，常常与地方的权力之争有关。在抗战时期，袍哥作为可被利用的力量，甚少受到当局的限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由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地区，为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基层政权创造了条件。沈宝媛在1945-1946年考察望镇情况所得出的结论是：作为望镇中心的袍哥，掌握了法律、政治、宗教、伦理等等方面的社会制裁，袍哥会社之在望镇社区是作为一种使社区里其他制度都自然而然地被纳入这种轨迹的优越力量。当时的望镇中，袍哥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等都是袍哥，便充分反映了这个事实。可以说，望镇袍哥对地方秩序的控制已经超出了政府。而对这种社会制约力量的研究便是了解地方社会的中心索引。需要提及的是，袍哥虽然在地方秩序的维护上与官方处于微妙的对峙或互助关系，但其暴力也常常成为扰乱地方治安的因素。一方面，袍哥作为一种势力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控制一定的势力范围，各个码头间的火拼也常常发生。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中便记录了一件袍哥副舵把子雷明远和兄弟们同棒客（浑水袍哥）发生火拼后逃出生天的英雄情怀往事。再如一则离望镇不远的金堂县贺松的文史资料，尽管这份资料可能含有地方精英话语的成分，但它记录了贺松贩卖大烟毒品，枪支弹药的情况，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一般民众经常受到贺松的欺辱。除了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和与国家政权间的微妙关系之外，从晚清到民国，在公共空间茶馆进行的“吃讲茶”活动——由袍哥来判断和解决民事纠纷，反映了一种乡民自治的状态，它表明了官方司法权力在地方的分化。“地方精英们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間的冲突。这也是一扇观察基层社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民间秩序如何存在于司法系统之外的窗户。”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政府常常对茶馆讲理活动进行放大和压制，但却不能填补社会自治被国家削弱后的空白。而在对经济的控制上，虽然有贺松那样恶意敛财的存在，但并不是所有袍哥都能因掌握地方势力而得到更多的好处。以社会学调查的主人公雷明远为例，他家虽然是一个佃户，但却不下田，由雇工帮忙干活，而在后来雷明远因为经营不善而面临着破产的境地。“沈宝媛发现，‘望镇’的袍哥首领差不多就是两种人，一是地方上‘有钱有势，有田地的阶级’，另一种是‘由自己的武艺所打来的天下’。” 雷明远属于后者，他佃有四十亩田，其地主住在农村。而从其整个经济处境来，看我们很难按照农村阶级划分地主、富农、中贫农、自由雇工的依据来限定雷明远的身份。这反映的现实是即使袍哥首领作为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也不能改变其在经济上被剥削的地位，雷明远不通过强权为其在经济上牟利，这也表明了契约关系在川西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袍哥，遵守契约也是维持地方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袍哥作为个体和群体产生的不同面向是如何渗透到川西乡村社会中，并和国家政权产生微妙的互助与对峙的。对作为群体的袍哥来说，它既可以将其触角伸向国家政权所不能及的真空地带，又会作为一种暴力力量危害社会治安；作为个体的袍哥成分复杂，几乎涵盖了从官商知识分子到贫下中农的不同层次的群体，导致了个体在大的权力争夺走势中表现出各异的取向和姿态，在近三百年间的权力争夺中，袍哥在政治、司法、经济等各个方面完成了其盘根错节的网络。

二、交织重叠的三重叙事结构

在《袍哥》“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中，王笛申明了本书的目的：“本书试图回答四川秘密社会的许多问题：到底袍哥及其组织是怎样在农村社会发挥作用的？这个组织与乡村社会有什么样的联系？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个组织的影响？我们将从这些故事中看到什么，发掘什么样的秘密？这个研究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雷明远和其他一些袍哥首领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

如果就此来看，似乎本书的意义在对袍哥的叙事中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本书第四部分“寻找真相”却花了相当的篇幅对沈宝媛进行深描，下面就此结构的安排来说明用意所在。

本书序言中提及在2014年夏天寻找沈宝媛老太太希望从她身上得到往事的回忆和更加全面的信息。王笛关心的问题有三：一、是否记得进行调查的真实地点？二、是否记得雷明远的真实姓名？三、是否知道雷明远在1949年以后的情况？

由于沈宝媛开始进行社会调查是在1945，论文完成是在1946年，调查报告在4月完成，信息只记录到2月。而袍哥的覆没发生在1949年解放军进入成都，川西平原为共产党所控制之后。也即沈宝媛所作社会调查的时间段以及其人生與雷明远家庭交集的部分是一个历史性质的正在发生的阶段。雷明远其时由于经济拮据，和妻子搬家进入狭小阴暗的陋室，打算继续经营贩卖鸦片的生意，但他“依旧是终天躺睡在榻上，过着烟瘾”，沈宝媛推测“也许在这新居，他会断送未来短暂的余生” ，而她在文末基于功能观点而观察出的未来事态的预测表示：“也许在最近一、二年中，雷大爷在这种新环境中更会销声匿迹，雷大爷的前途无疑是可悲哀的，而类似雷大爷这种人物的其他社团领袖的前途也是可悲哀的” 。无论沈宝媛做出推测的依据、分析方法等得出了如何的结论，这至少表明雷明远作为袍哥个体的生活并没有结束。另一方面，沈宝媛在做社会学调查时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在论文中并没有使用真实的人名和地名，因此书中的核心地点“望镇”——这个调查展开和袍哥家庭生活的地方，以及作为川西平原的代表性样本，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还并不明晰。因此，王笛在此书中用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对沈宝媛进行深描的目的之一，便是补全这个不完整的故事。

由于资料限制，虽然王笛得出了望镇即是崇义桥的结论，却并不能找到关于崇义桥袍哥覆灭的具体记载，但他发现了距离崇义桥不到20公里的新繁袍哥的末日。根据新繁公安局的资料显示，部分新繁袍哥由于“不能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办法和眼光短浅的缘故”，有想乘机动乱，时势造英雄的想法。在解放军入川前两三个月筹组便衣队，召开集会，多方活动，制定计划，决定各乡设立游击大队并进行了“土匪叛乱”，而王笛通过多方资料证明所谓的土匪暴乱实际上是武装反抗征粮。袍哥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由于解放初的针对地主的征粮加负由于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使得无论是大户还是农民都无法生存下去，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组织与新政权的对抗。但是共产党稳定地方的能力不是清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所能同日而语的，当袍哥与其对抗时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由于新繁与崇义桥在资料上属于同一范围，王笛在“第十六章 袍哥的末日”末尾对崇义桥雷明远的结局作出了多重猜想：“可能他加入暴乱组织，和新生政权进行对抗；可能他由于抽鸦片，已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财产值得他拼命去保护了；也可能鸦片已经彻底摧残了他的身体，当共产党到来的时候，他的坟头早已经长满青草了。” 这也和王笛希望沈宝媛老太太能提供的信息内容相印证，除了叙述袍哥这个组织覆灭的历史真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当时的沈宝媛未完成的故事。

王笛认为大学时代的沈宝媛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放的学风以及左翼和共产党的影响，这些思想上的影响对沈宝媛深入乡村的调查，都起到了推动和指导的作用；二是家传，父亲是留美学生，家庭环境使她成为一个思想开放的青年女性；三是192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农村问题，推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这使得沈能够受到专业的系统训练。

除去对上述背景的解读之外，王笛还在“第十三章 讲故事的人”和“第十四章 ‘农村工作者’”中根据沈宝媛社会学调查绪论部分所提及的内容，进行基于情景的深描叙事。沈宝媛在其调查中的部分表述以及其行为事实，都受到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使其话语情感与政治意识的表达中存在倾向性，这种影响还渗入在沈宝媛调查的行为动机与实践事实中。由此，以沈宝媛作为一个样本，去了解194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袍哥这个团体，又是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其政治生态的一般模式的。例如，沈宝媛来到乡村后产生对袍哥的兴趣不是偶然，而是由于袍哥在地方社会的强大势力，对其了解已成为深入考察农村社会的前提。再如，沈宝媛作为年轻的大学生，在当时燕京大学“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有着同情下层民众的情怀，所以在欣赏田园之美时会产生心理上的歉意，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的优越家境和教育条件抱有内疚感，为农村服务的志向就在这种补偿和回归自然的心理下产生了。而这种鼓励学生实地调查的风气，尤其是到农村调查的风气，也和1920-19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发展成果相关。沈宝媛所就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聚集了早期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最优秀的学者。吴文藻任系主任以来，以社区研究法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及理论为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纷纷前往各地农村调查。《袍哥》一书中两次提及了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并将其研究成果作为资料来使用，其一是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袍哥人数在四川成年男性中占比 ，其二是1941年发表的讨论学徒的文章 。沈宝媛其时系主任林耀华的研究成果也多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运用结构功能理论来研究。沈宝媛的论文中提到或使用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运算方法”，也是林耀华教授的。而这种渊源无论是体现在沈宝媛个体的身上，还是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身上，都表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改造农村，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除此之外，沈宝媛在其论文结尾所提到的对于袍哥新事态的预测，也有着政治态度的倾向性。“一个从人民中生长起来富有革命性（反清反贪官的宗旨）及维新意义的团体，居然背叛了人民的利益，而打入腐朽的官僚集团内，腐化、恶化、死化下去……这些可说是望镇社团命运遭受打击，及他们的领袖声誉趋向于没落的主要原因，他们会被遗忘在其他那些富有进取及革命意识的袍哥社团的后面……” 王笛在“第九章 仪式与规范”中提到了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的严厉批评，他是基于沈宝媛观察到雷明远在杀女事件中表现出的保守、固执、愚蠢和冷血来理解沈宝媛的情感倾向的。但在“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中，他也提到，沈宝媛对袍哥的评论，与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定义非常接近。如果联系到沈宝媛受到的左翼思想影响，也就不难理解她在上述方面中表现出对袍哥的评价态度了。

对于沈宝媛进行解读的目的，除去补全未完成的故事和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认识袍哥及其政治生态的一般模式之外，还在于通过对其家庭影响、思想傾向、知识结构、学术背景的挖掘基础上，能够更加准确地运用这份历史资料。王笛所能观察到的雷明远的形象，是在一个1940年代社会学系大学生的描述中所建构的形象，也即沈宝媛眼中的雷明远，简言之二者是一种重叠的目光的关系。虽然沈宝媛的资料因缺乏处理而最大程度上保持了真实性，但无论是作为了解秘密社会的历史文件，还是分析当时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袍哥，以沈宝媛的历史处境来了解其对袍哥的态度和看法都是很有必要的。

王笛提及，他在书中写了两个人，一是袍哥雷明远（也包括他的家庭），二是故事的讲述者沈宝媛。除去二者在各自人生路程上交集在1945年的夏天能够发生调查和被调查的互动，从而来述说历史之外，王笛的工作成为了第三种叙事。“因此，这本书所讲述和观察的历史有三层，首先是这个历史的主角：雷明远和他的一家的活动；其次是记录他们故事的人，透过一个受过西式社会学训练的大学生的眼睛，来观察袍哥及其家庭；最后，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70多年前的秘密社会，观察当时的知识分子怎样认识和看待袍哥这个秘密社会团体，并从中发掘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其政治生态的一般模式。” 因此《袍哥》一书的结构中存在着三重叙事，但这三重叙事并不是单纯的包含关系。沈宝媛社会学调查所显示的一个袍哥家庭样本的记录距离袍哥在新政权之后的覆灭还有着一段空白。以雷明远为代表的拥有袍哥身份的个体或群体，其人生所展现出的不同面向并不全都中断于这个历史节点，但作为袍哥而覆灭的结局书写，是通过在前两重叙事及其大历史背景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填补的。前两重叙事的主人公是身处1940年代的历时者，二重主人公对一重主人公的描述和记录也拥有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的价值，并且在甄明二重主人公在叙事中的态度和倾向的过程中，完成了三重作者从70多年后，对以二重主人公为代表的的群体的观察，及其对于一重主人公及其政治生态的认识模式。而一重主人公雷明远是1940年代的川西平原袍哥个体，去认识以其为代表的群体，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群体，他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建立起在内陆地区的暴力与秩序，并对国家政权与一般民众发挥影响，这是作为三重叙事的王笛工作的主要意义。

三、结论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在资料的运用上，包括1945-194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所作的社会学调查，以及档案、小说、袍哥个人回忆、文史资料的运用。其中，李劼人、沙汀的小说是根据他们对四川乡场的个人观察和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在分析和使用上也十分大胆。在该书的内容范围上，除去三重叙事所涉及到的个体及群体，作者也力图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并将其与深描的手法相融合，其中对于四川农村自然生态的描述许多就来自作者的亲身体验。除此之外，深描手法的使用使微观视域能够捕捉到历史个体的行为动机、思维模式、心理感受等等，这样对显微镜下细胞的剖析，是将其放置在1940年代川西平原及其外延的时空范围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来考察的，从而完成宏观与微观的交织叙事。此外，作者还力图表现出作为历史工作者的严谨，例如对本书所使用的的“秘密会社”以及沈宝媛报告中所使用的“社团”之概念进行甄明。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一些问题虽然在类推或分析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但是这不能抵消资料缺少所带来的的局限性，作者也已表达对此的遗憾。例如崇义桥袍哥覆灭是通过新繁的史实发生来佐证的，又如对雷明远的最终结局只能给出分析和推测。总而言之，《袍哥》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的空白，为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的瓶颈和局限提供打破的范例，在叙事和结构的安排上，也有着较强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1]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

[2]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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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卫凯娜.分析格尔茨的“深描”理论[J].智库时代，2018，（22）：119-120，128.

[6]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四川官报》辛亥第9册，转引自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