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三个解读维度

2019-09-10 07:22罗朝远
重庆社会科学 2019年12期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

罗朝远

摘 要:“理论是什么”“现实是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从理论、现实、实践这三个维度进行深入解读,这是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辩证思维方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及其意义研究——基于广州市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2018GZGJ170)。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12-0036-00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12.004

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并分析了不同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这一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被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我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维度深入学习和全面阐释习近平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解决新时代我们的主要任务、把握新时代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客观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状况、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基本国情。

一、“理论是什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解读的理论维度

从理论维度阐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就是要厘清其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及直接理论基础,探讨其历史演进过程与基本内容。

(一)思想渊源: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

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抑或是列宁的著作中,都没有直接论及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但就其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而言,实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矛盾观的批判和解构过程中形成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黑格尔的矛盾观是“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1]218。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德国哲学家们批判道:“德国的实践政治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1]8而黑格尔则是这些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蒲鲁东只是解释了生产关系而忽略了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运动,只把它看成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是“纯粹理性的运动”[1]218。而蒲鲁东的这种“大无畏精神”正是来源于黑格尔主义。由于黑格尔哲学离开了人、离开了现实,所以他基于“正题、反题、合题”[1]219这一公式的辩证法,就成了既没有可以设定自身的场所(主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对立的客体,更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能把自己“颠来倒去”:自己设定自己,然后自己与自己对立,最后又自相合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里也对黑格尔的唯心论进行了批判。他明确地指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联系完全颠倒了”[2]339“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2]340,“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2]879。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要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要否定他的唯心论。其目的是通过批判他的唯心主义矛盾观而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矛盾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他认为,能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强调这种对立,正是“黑格尔的深刻之处”[3]312。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4]恩格斯也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2]338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表述中可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是高度认可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思想都是在与思想家的论战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专门的构建一个系统的矛盾体系。

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矛盾观进行了进一步的解构,并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矛盾观体系。在《哲学笔记》中,列宁说道:“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的过渡”[5]243,“黑格尔……啰嗦地叙述明显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谬论,读起来令人厌烦”[5]246。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在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的同时,对他的辩证法思想也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6]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矛盾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对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进行了初步说明和发挥。他探讨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这些内容是毛泽东矛盾观的直接理论来源。然而,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问题,列宁也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没有直接涉及。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破解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这一原理,对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剖析。不过,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将会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及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具体阐述。但是,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我们正确分析和有效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对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把握,必须厘清这一思想渊源。

(二)直接理论基础:毛泽东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从中国的革命实践出发,对革命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理论升华,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阐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矛盾观。完整体现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的著作是他在1937年所撰写的《矛盾论》。这部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已经不再满足于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的一般理论,而更多的是寻求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路径。当然,这里不是说他不探讨一般理论,而是指其理论更多是为了寻求“改变世界”的具体方式方法,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向。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8]301即内因决定外因。他指出,1927年的革命,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胜利,无产阶级之所以会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内部,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毛泽东对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一般和个别这一矛盾精髓问题的阐述,也是为了探寻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解决之道。此外,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特殊性时,特别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320毛泽东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创新与超越。当然,这只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对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反思,仍然没有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三)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刻召开了党的八大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9]。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初次探索。这一阐述尽管其表述还有待完善,但就其内容而言,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强调了党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历史证明,这个着眼点是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基本正确的理论在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并没有被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并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进行了审视。之后,我们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随着党把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的問题实际就已经解决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向是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做出的解释。也就是说,尽管在此次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但是,由于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实质上也就是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1981年6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0]。党的十三大在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是这一主要矛盾,即是说,这一矛盾将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但在实际的社会主要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发展速度比预期更好。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35年,我国就可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到21世纪中叶。因此,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一客观实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新的审视,作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的科学判断。

(四)基本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这是对习近平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科学概括,其基本内涵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人民对社会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因此,对社会生活的要求主要地集中在如何吃饱穿暖的问题上。如今,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人民关注更多的是生活的质量,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二,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总体来说已经大大提高了,在很多方面,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是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而且在某些方面,这个问题表现得还比较突出。比如,从地域来看,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从行业发展水平来看,不同行业的发展也不平衡,有些高科技行业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然而,有些传统行业还处在低质量发展过程中。

其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现实也表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我们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仍旧比较低,仍然还有很多地方相对比较落后,等等。

二、“现实是什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解读的现实维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之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产生有其现实依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向了新时代。这要求我们党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重新判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改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0万亿元,粮食产量1.2万亿斤。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以上。五年来,我国的科技成果取得重大突破,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220美元,2014年则上升到738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绝对收入标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对各国人均GNI通过汇率换算后,将人均GNI在1 046~12 735美元之间的国家列入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12]。毫无疑问,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NI预计会在9 800~11 800美元之间,接近高收入国家。到2025年,预计会在12 500~14 500美元,达到高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国家界定的另一个标准,即“相对收入标准”,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处在美国人均GDP的5%~40%区间的国家或经济体,为中等收入国家或经济体。那么,中国在2020年将达到31%~35%,在2025年将在39%~48%之间,也是属于高收入国家。无论按照世界银行的哪个标准,中国都将于2020年接近高收入国家,在2025年基本达到高收入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水平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1]。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生产能力已经不再是处于“落后的状态”。“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不能正确地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这就是说,原先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于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自然也就瓦解了。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按照人均GDP计算,我国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地区都已经达到了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而内地有些地方还相对欠发达。根据陶敏阳等人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及区域差异的研究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分别为6.71万元、4.15万元、3.75万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GDP和汉族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3.66万元和5.25万元,表现为较大的差异[13]。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

其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从供给与需求关系来看,供给不能及时适应需求变化的矛盾表现比较突出。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社会真正有需求的高质量产品经常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有许多产品又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导致有限的社会资源不能被高效利用,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的矛盾。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仍然处于大而不强的状况,现代农业相对落后,农产品的产出数量虽多,但优质产品较少。这就必然出现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现状。我国的第二产业制造业,虽然占据世界20%左右的分量,看似占据很大的份额,但总体来看,制造的产品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复性的产能过剩,而高端的、绿色节能的、核心技术类的产能不足。在服务业方面,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有效的服务供给相对不足,不能满足服务消费的需求。

其三,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地域发展方面而言,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比西部地区发展要好很多。即使是在同一个板块中的不同城市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如,成都、重庆的发展与周边的其他城市相比,周边城市的发展就相对落后不少;从城乡之间的发展而言,城市的发展比农村的发展好很多,尤其是处于偏远地区的农村,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经济发展速度仍处于缓慢状态,即便是与其邻近的城市相比,也是有不小的差距,更不用说与发达板块的现代化大都市相比了。

其四,经济与社会发展表现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势,但是,与经济相比,我们的社会发展却长期处于相對滞后状态。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少问题。以教育事业为例,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我国在2016年的教育投入经费为38 866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2%,这一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学前教育阶段,我国幼教缺口巨大,绝大多数省份师生比不达标,许多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教学设施都缺乏。

其五,经济与生态发展呈现不平衡。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生存问题,而是期望生活在美好的生态环境中,感受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小的破坏。我国当前的总体生态环境不是太好。2017年,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地市级以上城市仅占四分之一左右。除空气污染外,水和土壤等许多污染问题也向我们的生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环境的需求与当前生态环境总体不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经济生态发展不平衡的最直接体现。

不平衡发展主要是因为发展不充分导致的。在生产力方面,尽管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发展还不充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如原始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占有率较低,企业的核心技术大量依靠进口,等等。在资源利用方面,我国主要能耗产品的单位能耗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4~14倍。此外,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还面临许多突出问题,是否能很好地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的成因而言,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大舞台。就国际大环境来看,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深度调整期,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就国内方面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粗放式发展,虽然经济体量增长迅速,但总体质量有待提高,这就必然会导致诸如前文所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

三、“我们能做什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解读的实践维度

事物是由矛盾构成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指出;“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8]30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大事物”,存在着许多矛盾。矛盾就是问题,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解决了。那么到底应该着力解决哪些问题?即工作重点在哪?主要任务是什么?这就必须对主要矛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8]322由此可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或“如何做”的实践思考,彰显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

(一)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回应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或“为何做”的价值关切

回答我们“能做什么”或“如何做”这一实践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或“为何做”的价值关切。实现美好生活,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向往。然而,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巨大差距。从社会财富的创造力方面而言,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有条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关于资产阶级在推动生产力方面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遗憾的是,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并不属于工人。因为,资本家用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1]279。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达,工人创造的越多,美好生活离他们就越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残酷的现实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他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43。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中,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造成工人阶级疾苦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利用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同时也使资产阶级自身处于“非人”的世界。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劳动属于劳动者,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政治保障。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4]264-265虽然资本主义也要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不属于人民。而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物质财富,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财富是属于人民的。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对美好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我们的价值关切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对我们“为何做”的明确回答。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我们“能做什么”或“如何做”这一实践问题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给我们党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当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因此,我们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比较低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仍然还是在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过,此时的“物质文化”需要与40年前相比,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我们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更多的自由空间,等等。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呢?毛泽东曾指出,矛盾着的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一方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则是次要的方面,要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必须从主要的矛盾方面入手。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显然,“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因此,要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当前国情,客观分析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体现,寻找解决办法。这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开放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在于我党能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仍是新时代我国的实际。我们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发展手段”解决“发展问题”,化解社会主要矛盾。

其次,顾全“两个大局”,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生活先好起来,然后带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较快地富裕起来。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4]277-278在先富后富和“两个大局”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实现了先富的目标,内地顾全了这个发展大局。根据“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党和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随着这些战略的实施,我国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跟沿海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十分突出。因此,沿海地区必须顾全第二个大局,拿出更多力量支援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再次,贯彻新发展理念,化解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那套靠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发展不充分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充分发展必然是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而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义和充分发展的必然要求;开放是实现充分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唯物辩证法之联系和发展这一总特征的体现,任何孤立的、封闭的理念都无法实现充分的发展;共享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充分发展的价值旨向就是使人民能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必须坚持习近平新发展理念,化解发展不充分问题,进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四、结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即唯物辩证思维方法——是在事物矛盾运动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思维方法,是人们进行理性认识的方法。所谓逻辑方法,就是透过对象自然过程中的表象,从抽象概括的形态上对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分析的思维方法。历史方法,就是从事物自身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对事物进行考察研究的方法,是通过对事物过去的梳理考证、对现在的描述分析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研究,进而揭示事物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方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形成,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以毛泽东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基础,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在另一方面,从新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所面临的问题等感性直观(或“表象”)入手,抽象概括出其本质和规律,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作出合乎规律的、新的判断和表述。也就是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借鉴和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的分析,进而明确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改革方向,并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和表述。由此可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体现了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智慧。这一思维方法内含了理论、现实和實践维度。因此,要全面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必须探讨其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和实践意义。

參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4.

[5]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0.

[1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4.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12]  胡鞍钢,任皓,鲁钰锋,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62-73+194.

[13]  陶敏阳,汪波,张铁刚.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区域差异因素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区域金融研究,2017(3):70-76.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

Abstract: "What is the theory", "what is the reality" and "what can we do" are the three basic problem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inicized Marxism, reflecting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of the unity of Marxist logic and histor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the theory of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be deeply interpret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y, reality and practice,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Key Words: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New era;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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