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集体无意识看《一个女人的史诗》

郭锦

摘  要：《一个女人的史诗》是著名华裔作家、编剧严歌苓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深刻体现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通过对《一个女人的史诗》展开文本细读，结合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理论看《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英雄、阿尼玛、阿尼姆斯以及人格面具等原型，可从“崇高”和“母性”两个维度探索《一个女人的史诗》引起读者共鸣的深层原因。同时，还可以发现集体无意识对于分析文艺作品的有效性以及局限性。

关键词：集体无意识;原型;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学生，他修正、丰富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分析学说。其中，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是分析文艺作品的重要手段，它为文学研究、美学研究等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可以从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沉淀性、人类普遍性出发，为艺术作品的共鸣效应找寻答案。在经验中析出共性，于集中处抓住原型，原型理论则为分析形象、探究艺术象征提供了不竭动力。而且，荣格还专门就心理学和文学的关系展开研究，追溯文学创作的源泉。本文将借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分析严歌苓的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

一、《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原型

集体无意識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原型理论”。原型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模式，它是人类历史文化生活遗留下来的典型经验和象征。“原型是经验的集结，它们像命运一样降临在我们头上，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被感觉到。”[1]81荣格认为，原型模式是多样的，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英雄、人格面具、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阴影、自性等。

英雄总是带着“救世主”的光环，伟岸又高尚，在人们陷入窘境之时，或力挽狂澜，或雪中送炭。《一个女人的史诗》中英雄的原型就是田苏菲的母亲，她勤劳善良、坚韧勇敢。她在失去丈夫后，一个人把田苏菲拉扯大。她智慧节俭，在粮食短缺的年代里，依然可以保持饭菜的质量，照顾好一家人。对于主人公田苏菲来说，母亲是根，能让其在遇到困难时有安定下去的力量。实质上，母亲的英雄形象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田苏菲，帮助田苏菲塑造“英雄人格”。田苏菲的母亲去世后，欧阳雪远在新疆当兵，欧阳庾待业在家，田苏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她一个人顶替多个角色，就为了多拿一些酬劳赚钱给欧阳庾买菜做饭。她学着母亲，用最少的材料做出最有营养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后来，欧阳庾的父亲也来到田苏菲家中，她又担负起照顾老人的角色，在狭小的空间里，布置出一个温馨的家。在那个填饱肚子都很难的年代里，田苏菲竭力保证着家人平安度过每一日，她活成了和母亲一样的英雄。

人格面具指的是个体由于应对外界从而形成的一个面具。高雅韵致的孙百合和自由洒脱的欧阳雪是田苏菲的人格面具。田苏菲总是在嫉妒羡慕着孙百合，因为她早已占据了欧阳庾的心。孙百合有学问有气质，是欧阳庾的梦中情人。她甚至也爱表演，而且表演功力深厚。话剧表演是田苏菲的骄傲，但是这个骄傲孙百合也有。孙百合有田苏菲的优势，也有她没有的优势。在田苏菲的心中，孙百合是一个完美的女人，她渴望自己成为她，那么她就可以俘获欧阳庾的心了。

欧阳雪是田苏菲和欧阳庾的女儿，她仿佛比田苏菲更懂欧阳庾，这恰恰是田苏菲所嫉妒的。欧阳庾倔强固执，总是带着一大帮朋友，到家里吃吃喝喝。田苏菲忍气吞声，后来实在揭不开锅，才向欧阳庾坦露家里的经济危机，欧阳庾不以为然。但是，当欧阳雪站出来阻止欧阳庾时，他却听进去了女儿的话。田苏菲用撕心裂肺的爱感化不了欧阳庾，但是欧阳雪的一句话却能左右欧阳庾的决定。欧阳庾和欧阳雪可以聊很久，可是和田苏菲却没什么共同语言。田苏菲嫉妒着自己的女儿，嫉妒她可以跟自己爱的男人走得那么近，尽管欧阳雪是自己的女儿，但是这消解不了那份嫉妒。她渴望自己成为孙百合、成为欧阳雪，在这个理想的角色里，她可以把握住自己的爱情。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荣格精神分析学中的两种重要原型。荣格认为“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在女性身上，都伏居着一个异性的形象”[1]78阿尼玛原型是男性心中的女性形象，阿尼姆斯则是女性心中的男性形象。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主要是受童年时期父母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肯定和否定两方面效果。肯定的影响是指在心中存有温柔、智慧、勇气等积极层面的异性形象，对于女性来说就是白马王子、美男子等阿尼姆斯形象。否定的影响就是在心中存有一个暴虐、邪恶、急躁的异性形象，对于男性来说就是女巫等阿尼玛形象，它会使得人对于异性产生恐惧心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伴随着人的成长，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以女性心中的阿尼姆斯为例，最初女性容易被力量型的阿尼姆斯吸引，而后分别是行动的阿尼姆斯、语言的阿尼姆斯，最终易被精神领袖式的阿尼姆斯所吸引，达到对意义层面的阿尼姆斯的追求。

田苏菲最初对理想伴侣的设想是，“头发要多，眉毛要整齐，眼睛要精，个头要高挑”[2]51。这证明了当时田苏菲心中的阿尼姆斯形象是侧重于身体外形方面的。所以田苏菲在政治部见到欧阳庾时对她一见钟情。欧阳庾俊雅帅气，完全吻合心中的“美男子”形象。后来，随着心智的成熟，田苏菲越来越被欧阳庾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问所吸引。欧阳庾一步步影响着田苏菲，催生出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也促使田苏菲心中的阿尼姆斯形象由力量型走向意义型。“我怎么能对你自己的事情瞎提意见？借给你的《玩偶之家》读了吗？一个独立思考的女性，才是完整的人格。”[2]21“中国人的悲哀，就在于都习惯了把命运交给别人去掌握。”[2]52欧阳庾像一个人生导师一样，在精神上给田苏菲以洗礼，这也是田苏菲实现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往往会为了心中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奉献自己。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为了欧阳庾牺牲着自己的一切，她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欧阳庾，哪怕自己劳累痛苦，这都不重要，只要他开心就好。她为欧阳庾洗被子，为欧阳庾背字典，为欧阳庾生孩子，她宁可付出自己的一切，只要这个男人喜欢，她愿意改变自己，她刻苦读书只为寻找和欧阳庾的共同话题，期待自己成为他心中的“阿尼玛”。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困顿中，在十年“文革”的惊心动魄中，她守着欧阳庾，守着她的爱情。饿着肚子，她干着好几份活，只为了赚够钱给欧阳庾买下酒菜，只为了让欧阳庾快乐起来。正如欧阳雪说的那样，田苏菲笨拙地爱着欧阳庾，她爱的太用力。为了心中的阿尼姆斯，田苏菲爱情的烈火忘我地燃烧着。

二、《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崇高与母性

荣格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次，其中无意识囊括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1]94。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进一步扩展。集体无意识超越了个人、民族和种族，是人类随着时代更迭与发展沉淀下来的共同经验和共通的心理体验。正如坎贝尔所说：“全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人类身体的内在体验是相同的。所有人的肉体都一样，有同样的器官、同样的本能、同样的冲动、同样的冲突及同样的恐惧。”[3]71

《一个女人的史诗》以爱情为主题，但是这份爱情，不是魅惑艳情，她至真至纯，是挖掘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这份爱情，不是儿女情长的缠绵反侧，她伟岸雄壮，与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理想有关。这份爱情，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云中玫瑰，她以厚重的历史为根基。从解放战争，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再到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田苏菲的爱情故事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经受洗涤，从而愈加真挚、愈加动人。

对历史的精细描绘是《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特色之一，但是严歌苓并没有将描摹历史作为创作目的，相反把在历史风浪中的一个女人作为中心，讲述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一个女人的史诗》看上去是对现实、对历史、对客观的再现，她貌似饱含着现实主义的色彩，但也关注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挖掘人性的真善美，去找寻集体无意识的因子，是向内心寻找答案的创作。正如严歌苓所说：“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被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4]

面对艰难险阻，田苏菲一往无前，带着对欧阳庾的爱，她在历史的洪荒中淌过，勇敢而坚强。她把欧阳庾的父亲从上海接来悉心照料。自己宁可不吃饭，也不能饿着丈夫和公公。只要欧阳庾开心，她怎么都可以。她笨拙地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一个男人，尽管这个男人不停地去爱别的女人，她还是不变自己的初心。《一个女人的史诗》像是一场献祭，是一场爱情的献祭。田苏菲爱的热烈、爱的崇高、爱的伟大。这种伟大，恰恰是人类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人类总是对于伟大的人格有着天然的敬畏和推崇。田苏菲在爱情里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读者那颗向往伟大的心。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随着田苏菲完成了一场爱情的追逐和自我的牺牲之旅。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史诗》引起读者共鸣的原因所在，即对伟大和崇高的敬畏与渴慕。

当然，这也与人类的“母性”有关。人类从母体中诞生，从母体中获得养分，从母体中找到自己。所以，有着对母体天然的依恋之情。舍勒曾说过：“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是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和爱情左右。”[5]89田苏菲，像是一个地母，用一颗博大宽容的心爱着欧阳庾。小说中写道，年老的田苏菲越发感觉她不是爱欧阳庾的眼睛，不是爱欧阳庾的才华，她是心疼欧阳庾，怜悯欧阳庾。每当欧阳庾遇到不顺时，这种爱仿佛就加深了。她总是心疼欧阳庾，年幼的时候就被父亲赶出了门，14岁时就进了监狱被敌人拷打，因为一个孩子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她怜惜着欧阳庾的一切，甚至当孙百合不爱欧阳庾了，她心里潜泳的情感不是情敌退出的欣喜，而是替欧阳庾难过。田苏菲用地母般的慈悲深爱着欧阳庾，包容着欧阳庾。这种地母式的情怀，进一步感召读者，从而产生共鸣。

三、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荣格对于研究文学作品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是，理论并不绝对是真理，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荣格提出：“艺术家不是要观察和深入生活，反倒是要从现实生活中退缩回来，努力发掘自己的内心，从而沿着精神发展的方向，返回到其最初的发源地、人类灵魂的故乡——集体无意识。”[1]22他肯定了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性，但是却否定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集体无意识从实践中不断积累沉淀，从而抽象遗传。它来源于实践，荣格把集体无意识这样一个实践产物放在比实践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显然是有些本末倒置了。

严歌苓在创作时“具有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写”[6]98，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现实对于严歌苓创作的影响。严歌苓在小说中，总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展开叙述。《一个女人的史诗》亦复如是。每个人物都是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的，每段生活面貌不是亲历，必是亲闻。《一个女人的史诗》的主人公田苏菲是一个文工团女战士，而作者严歌苓也是有着8年文工团生活体验的。所以，严歌苓的写作是面向内心，同时也是关照现实的产物。总之，对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我们应该辨证地去理解和运用。

参考文献

[1]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3]坎贝尔，莫耶斯.神话的力量[M].朱侃如，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

[4]舒欣·严歌苓：渴望用两种语言写作[N].中国文化报，2002-07-31.

[5]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刘艳.严歌苓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郭錦，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