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创新能力：现状、障碍与突破

徐康宁

摘要：在国际视野下分析比较了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发现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是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强调努力提升创新能力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方略。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制约中国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根本原因，认为创新体制弊端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并指出提升中国创新能力必须依靠“有为之道”和“无为之道”的突破，后者应该主要从基础理论的攻坚、创新环境的建设和创新文化的培育等三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中国创新能力;创新绩效;国际视野;创新体制;创新指数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1-0052-11

一、引言

2018年至少有两件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相关的典型事件成为民众的热议话题。第一件事是4月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激活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中兴通讯的制裁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商品、零部件、软件和技术。事情以中兴通讯缴纳14亿美元巨额罚款、解除部分高管职务、接受美国专员监督而暂告结束。第二件事是日本科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长长名单上又新增一员。日本在2001年曾提出要在50年内拿到30个诺贝尔奖，至今18年已经拿到18个，还剩下12个有待争取，依现在的势头看，应该不需要32年时间就能完成任务。相比之下，中国迄今仅获得一项诺贝尔科技奖，且获奖项目有显著的“国情特色”。

这两件极为典型的事情发生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还有多大差距？目前制约中国创新能力迅速提高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应该怎样突破？

二、中国创新能力的基本现状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动力。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和许多国家的国运起伏，会发现每一轮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都与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相生相伴，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真正主宰其命运的是各自的国家创新能力。从英国替代西班牙，率先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到美国20世纪初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超越英国，成就世界霸主地位，再到近几十年日本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推动产业变革，在许多领域形成全球优势，无一不是依靠本国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而取得的。创新能力主要是指科技創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2013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与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更多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规模扩张。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这些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要像过去那样以这些要素投入为主来发展，既没有当初那样的条件，也是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这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对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必须切实提高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在科技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创新能力得以显著提高。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自2007年起每年发布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中国在该榜单的排名过去十多年有大幅提升。2007年全球创新指数首次发布时，中国排在第29位，10年后的2017年，中国晋升为第22位，在最新发布的2018年创新指数榜单中，中国第一次跃入前20位，居第17位，排在加拿大之前、法国之后。表1是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前20位的排名情况。

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进入到前20位，基本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处于同一行列，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地区）中则位列第一。表2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同时发布的中等偏上收入（亦称上中等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国家（地区）创新指数情况，中国居第一位。

从这两个排行榜看，中国的创新能力处于相对靠前的位置，甚至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等，说明中国的创新能力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应当增强信心。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资源集中能力最强、创新投入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大国，考虑到庞大的经济总量和每年的巨额投入，从效率来讲中国创新能力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并不高，创新产出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规模。图1是中国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支出与世界几个主要创新型国家的比较情况（2016年数据）。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研发（R&D）人员的总数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研发支出则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有望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远远高出其他创新型国家。

应当认识到，中国目前整体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事实上，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中国仍然处于技术模仿阶段，很多关键性核心技术仍然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面临被“卡脖子”的窘境，许多高技术产业也仅仅只有加工制造能力，核心技术仍需要从国外进口。以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消费市场，但自给率只有10%左右，每年这一领域的进口消耗外汇超过2000亿美元，用汇额超过石油进口。中兴通讯被制裁事件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真正的高科技面前的无奈处境。因此，必须客观冷静地评价中国实际的创新能力，尤其要以国际视野看待存在的问题，放到世界大背景里去评价，放到与先进国家的比较中去评价，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因一点成绩而盲目乐观、以一好充百好，更不能随性骄傲自满、夜郎自大，已经发生的经验教训值得牢记和总结。

三、提升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的主要方略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潮流，合作逐渐成为各国之间开展经济交流活动的主要特征。然而，全球化并非意味着竞争减弱或消失，经济合作的背后实际上充满了激烈竞争。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相比，在全球化时代，尽管大国之间军事实力竞争的影子依然存在，但是，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无论是经济竞争、科技竞争还是文化竞争，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可以说创新能力是基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强，竞争力自然就强。

过去20多年，全球化进程明显进入加速期，经济发达国家努力维持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不断占领国家创新能力竞争的制高点，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奋起直追，其创新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演变为一种标志明显的分野，甚至出现了愈来愈深的创新“鸿沟”，并导致富有的国家愈加富有，贫穷的国家更加贫穷。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从未放松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美国在电子产业落后于日本的现状以及为了在信息化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国家发展计划。1993年9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这一新的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以互联网为基础，大力兴建信息流动高速公路，让所有美国企业和民众能够方便、高效地使用海量信息资源。该计划到2000年总投资约4000亿美元左右，累计创造的总收入约为3万亿美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互联网产业，涌现出一大批数字时代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如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可以说，没有当初的信息高速公路国家科技计划，就没有后来的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也没有今日在美国规模超过所有传统产业的互联网产业。美国这项国家科技计划的战略竞争意义还在于，摆脱了在传统电子行业中落后于日本的窘境，抢占了数字化时代到来的先机，占据了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制高点，使得美国经济得以重新胜出。而日本由于一时间死守传统电子行业的优势，依旧以彩电、录像机、摄像机等为主打产品，错过了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机遇，所以，日本企业在移动通讯、电子商务、智能手机等领域几乎没有形成竞争优势。

美国不仅在一些非常前沿的科技领域凸显其创新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而且在许多一般竞争性产业也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或重新夺回失去的竞争优势。2012年，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曾经发布过《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目的是重新振兴美国制造业。2018年，美国再次发布类似的发展计戈卜一《美国先进制造领导战略》。如果说2012年美国出台战略计划主要是出于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重振美国制造业，那么，6年后发布的国家战略计划则更多地聚焦于把握和控制制造业的关键技术，重新确立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优势，促进大型制造企业回流美国。该计划确定了15个重点技术方向，包括智能与数字制造系统、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工业网络安全、高性能材料、增材制造（包括 3D打印）、半导体设计工具与制造等，都是当今先进制造领域的创新高地，美国此时发布该计划的竞争导向性非常明确。至于后来启动的围绕制造业再振兴的科技发展计划，则可以视为产业政策。

冷战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欧洲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相对地位下降较为明显。尽管欧盟在过去十几年内经历了数次扩容，由最初的12国增加到26国，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断下降。1990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1.55%，到2017年已经下降至21.16%。尽管如此，欧盟国家还是致力于发展本地区的科技创新，着力提升创新能力。2014年，欧盟发布了第八个科研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总预算达770亿欧元，着力于加强科技前沿和重点竞争性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以全面提升欧盟的创新能力。德国提出“工业4.0”创新与发展战略，其目的在干全面提升德国工业的全球竞争力，重点发展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化工厂，发展智能物流。英国很早就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也早已不是英国的优势产业，但在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时，英国并没有放弃发展现代工业，反而于2017年正式推出了“现代工业战略”，旨在通过振兴工业生产，在若干关键新兴产业领域形成国际领先优势，全面提升生产力水平，摆脱英国脱欧带来的不利影响，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智能工厂、5G通讯、能源环保产业等。最近，英国著名企业Dyson宣布斥资30亿英镑，进入准备已久的电动汽车产业，并在新加坡布局生产，这足以表明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工业的追求，更没有放松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

雖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但日本的创新没有中断，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之后，在彩电、冰箱、空调等传统家用电子产品方面的优势几乎消失，但是通过经济转型发展，在高精尖器件、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方面形成了新的优势。同时在基础研究领域，自21世纪以来，日本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位居全球第二，平均每年拿到一个诺贝尔奖一。这些都显示出日本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日本的创新能力提升还显示出一个突出特点，即企业是创新的绝对主体，企业承担了大部分创新任务。世界500强榜单中，日本企业入榜数量不断下降，但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却持续增加。例如，2017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100家大企业中，日本有14家，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17年，普华永道发布全球创新能力企业1000强报告，涉及40个国家，涵盖20个行业，其中日本企业表现十分抢眼。在这份榜单中，美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357家，日本居第二位，拥有171家，中国以113家企业居第三位，而德国、法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少于日本。

近20年来，亚洲的部分国家也在不断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努力从以规模经济见长的传统发展模式逐步转型升级至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部分国家或经济体的部分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局面。韩国最为典型，该国的半导体、电子信息、化学材料等产业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新加坡在大数据、智慧城市、智慧国家建设方面不遗余力，制定了相关的国家发展计划，有望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智慧型国家。

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均努力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借以增强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四、制约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原因

首先有必要指出，尽管中国仍需进一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但是，研发投入不足已经不是中国创新能力不强、创新绩效不高的最主要原因，要素数量不足已经不再是问题的主要矛盾。

事实上，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全社会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早已高于发展中国家。表3是截止2017年（有数据的最新年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位居前2酬立的国家（地区），中国居第13位，在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仅次于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十分接近于欧盟，高于英国、意大利、俄罗斯，也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正是因为连续多年大量投入研发经费，以及国家集中资源甚至不计成本地投入一些科研专项，高铁、大飞机、跨海大桥、移动通信等领域才能取得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局面仍然没有根本性转变，究其主要原因也并非经费因素。

第一，长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一味追求规模扩张，使得创新难以成为主角，甚至即使出现了努力创新者，其结局往往以“劣币驱逐良币”而告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追求创新的企业反而难以立足，而那些在技术上实行“拿来主义”、模仿抄袭的企业，反而风生水起。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彩色电视机市场爆发式增长时期，一些埋头自主创新的彩电生产企业纷纷被挤垮，而一些靠引进国外二流技术生产线的企业，通过简单装配加工，甚至在国外机壳上加贴一个自己的商标，就轻易赢得了市场。虽然日本、韩国也曾经走过技术模仿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巨大以及在相当长时间内以GDP论英雄的发展理念作祟，延长了中国粗放式发展和创新受排挤的时间。

第二，创新体制和机制弊端，导致在创新领域重数量、轻质量，艰苦的原始创新工作和成果得不到鼓励，低水平创新活动占据大量资源，甚至机会主义盛行。以科技论文产出为例。2016年中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超过美国，科技论文产出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含金量高的真正创新有多少呢？事实上，相当多的论文水平很低、毫无创新价值甚至弄虚作假。据江晓原、穆蕴秋的统计，国际上那些收取高额版面费的所谓SCI刊物，主要作者群均来自中国。其中，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2017年全年发文2077篇（年发文数量惊人，更有甚者有年发文量达到2万余篇的刊物），属于中国作者的发文数竟然达1979篇，占比高达95.3%！该刊每篇论文收取发表费1680美元，仅这份刊物，中国作者一年就贡献332.47万美元！可以判定这些费用支出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资助的科研经费。这种怪现象已经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还在继续，完全是体制弊端所致。

第三，创新战略长期以来定位不准，创新资源过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产出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企业并未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级政府就出台了大量创新计划和发展规划，并投入巨额资金，但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向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在落后的创新体制和机制作用下，大学和科研院所基本上以发表论文和科研获奖为目标导向，科研成果评价又是以“圈子内”专家评议为主，通过这套体系脱颖而出的成果未必真正具有大的创新价值。事实上，多年来中国取得的真正具有重大创新价值并有应用性的关键性核心技术成果，只有极少数是由大学或科研院所牵头主持完成的，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获得大奖之日，往往就是这些成果高高挂起、无人问津之时;相反，近年来中国在智能手机、无线通信、无人机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恰恰是由华为、腾讯、大疆等企业经过长期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第四，创新文化基础薄弱，企业家精神缺失严重，创新生态环境并未真正形成。创新涉及多方面因素，创新成果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涌现，需要借助于一个完整的有利于创新因素成长的生态环境，包括根植于民众的创新意识，丰富而活跃的创新文化元素，勇于冒险、敢于长期投资的企业家精神。由于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适应“立竿见影”的市场游戏规则，缺乏创新需要的长期积淀，所以，社会上容易出现短期功利效果的市场化行为，包括现在很流行的“独角兽，“瞪羚”企业，基本上也是由以赚快钱为特征的互联网企业、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再造企业唱主角，真正靠以硬技术和一流产品创新走向市场的企业仍然很少。

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制约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上述四个方面應该是最主要的原因。概括而言，体制弊端是最根本、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因为以上四种原因均可归结为落后的体制。

五、提升中国创新能力的“有为之道”与“无为之道”

早在1973年，德国经济学家修马克（E.F.Schumacher）出版了《小的就是美的》一书，该书并未甫一出版就闻名天下，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理念才逐渐为世人所认同，成为一部畅销不衰的经典著作。国内在评价这部书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中小企业上。实际上，这部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一项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研究”（A study of Economicsas if People Mattered），认真解读则另有一份内涵。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创新与自然人性联系起来思考，就可以从“有为”和“无为”两个视角去努力，以“有为之道”和“无为之道”进行突破。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的抱负、决心和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没有大志立足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国家，不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为了持续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政府必须要有明确的战略导向，制定有愿景、可行性强的创新发展计划，那种从根本上否定国家产业政策价值的主张不可取，一味地陷于产业政策必要性的无谓争辩也会误导民众的思索方向。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方面，国家与政府必须有为，必须要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推进计划。

问题的更关键之处在于，政府怎样有为，怎样保证政府能够拿出一份科学合理并且切实可行的创新发展计划，如何使政府的有为努力与创新的效果在方向上一致，而不是大打折扣，甚至方向相反。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制度设计与建设是经济行为合理化的前提，没有好的制度，仅凭自身决心与道德约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事实上，当制度缺失时，决心越大，资源动用越多，预期结果很可能越糟糕。就中国而言，迫切需要开展系统性的创新体制改革，尽最大可能消除现行体制中阻碍创新的弊端和负面因素，建立起真正能够促进创新的体制与机制。如果说有为之道是提升中国创新能力的首条途径的话，那么首先就应该是在创新制度变革上有为。熊彼特一生有诸多理论创新，其中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和企业家精神，是他为创新理论和现代文明语汇贡献的两大术语。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揭示了大规模创新与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淘汰旧技术和生产体系是实现大规模创新的某种前置条件。现行的体制，尤其是科研管理体制与市场竞争制度，如同大规模创新出生的前夜，旧的制度不打破，黎明不会破晓而出，大规模创新也不会来到世界上。

破除旧的创新体制，核心在于彻底改革创新资源的配置机制和创新绩效的评价机制。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不高表明，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投向了效益不高的部门，资源配置导向仅服从于少数人（甚至“关系网”“利益网”）的主观意愿，资源配置办法诱导和激活了大量机会主义的行为。例如，创新资源过度集中于高校、科研院所，而企业作为实际承担技术创新的主体却吸纳不到充足的创新资源。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发挥市场的有效机制，促进可以市场化的创新资源适当向企业集中，真正让企业发挥好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事实上，在解决某些产业关键性技术方面，一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挥了比“吃皇粮”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大的作用，开发出一批能够与跨国公司同台竞争的产品和技术。应当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联合大学和科研院所，承担国家重点科研计划和项目，引入竞争机制，使创新资源向创新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集中。改革科研绩效的评价机制同样重要。现行评价制度与办法，无论是评价人才水平还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创新性，都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事实证明，“人才帽子”满天飞，科研评奖过多过滥，创新绩效评价功利化“圈子化”，只会助长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不会出大的人才和大的成果。美国历史上从未搞过名目繁多的科研评奖，现在也很少听到各式各样的人才称号，但美国的创新人才与创新成果始终是世界上最多的。

创新的有为还体现在有意识地开放创新领域，更多地接触国际社会，善于在更加密切的对外交流中获得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在世界科技强国面前，韩国是一个后来者，但赶超速度很快，不仅在亚洲独树一帜，而且超越了几乎所有的南欧和东欧国家。韩国在1989-2005年间（这段时间是韩国经济转型升级较为显著的时期）高科技产业的涌现以及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经验表明，主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和教育的密集度并无显著联系，但却与出口和国际事务参与度有较高的关联度，这说明高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产业技术学习的能力较强，创新的标准也较高。中国的一批优秀企业成功创新的经验也表明，创新能力的真正提升往往是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取得的。华为之所以能够与苹果、三星在国内外市场上同台竞争，并保持一定优势，与华为公司长期坚持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

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望实施一两个科技发展计划就能够全面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有害的。当前许多科技发展计划的时间周期都是5年甚至更短，有时甚至制定计划本身就耗时两年，待到正式发布计划时距离计划结束只剩下3年时间，有明显的短期功利性。此类体现政府有为努力的发展计划，即便制定过程中不带有少数人的偏见或既得利益，也会因时间过短而无法解决重大的创新问题，而且很可能出現为了完成短期目标而丧失甚至损害长期目标的结果。因此，面对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重大目标，政府既要有体现有为努力的强有力措施，也要走“无为之道”，以适当“无为而治”的思想去创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这里的“无为之道”并不是真正的无为，而是着眼于基础理论的突破，着眼于创新环境的建设，着眼于创新文化的营造，不以急功近利方式去搞创新。

再来看日本为什么能拿到那么多诺贝尔科学奖。日本的国家创新战略口号提的较少，也没有很多大学提出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日本的创新成效是较为显著的，国家创新能力始终在提升中，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过去20年间，创新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创新环境，创新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基础性元素。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接受采访时曾谈到创新过程中6个以C开头的英文单词的重要性，其中第一个是好奇心（Curiosity），他就是凭着长期的好奇心坚持科学研究。好奇心，似乎已经被今天的中国成人所遗忘，却是创新文化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元素。俞是受好奇心驱使做研究，俞有可能产出大的创新;俞是受一时功利心驱使做研究，俞有可能错失大成果，甚至无成果而费尽心机将“低级重复”或“学术垃圾”包装为成果。培养民族应有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无为之治，靠短期刺激性政策是不会有结果的。尽管中国企业家的嘴边经常挂着百年老店，但是中国的百年企业却非常难得。日本历史上超过百年的企业有3.5万家，延续十几代甚至2Cj代的家族企业也不罕见。如果没有一份“静心”和持续改进经营的精神，企业不可能延续20代。科学技术史表明，没有优秀的基础研究，创新就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但是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需要长期的沉淀，也是一种无为修炼的结果。如果基础研究已经深入企业，有一批企业愿意为创新付出20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提升将会水到渠成。日本丰田公司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制造企业，其优势不仅表现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而且体现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方面。早在1992年丰田汽车公司就开始研发氢能源技术，涉及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前后坚持了20多年，终于成功实现商业化生产。透过日本的创新成就，可以看出“无为之道”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近年来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创新这条道路在中国能够走下去，对此应当充满信心。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不宜被高估，正视不足才能加快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步伐。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需要同时采用“有为之道”和“无为之道”。但无论怎样做，最根本的突破还在于创新体制的变革，尽力消除创新的制度弊端、完善创新环境、培育整个民族的创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