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人性反省人性

景慧颖

读完巴金的《随想录》，感受到其散文的淡、醇、真，文字承载着其灵魂的重量。《小狗包弟》是《探索集》中的一篇，由四个“片段”“镜头”捏合在一起。无论是艺术家，抑或是工厂老板、小孩、小狗等角色，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巴金的人生遭際发生了关联，他们隐喻着、象征着巴金的现实处境，与巴金的人生经历同构于一炉。这里尤其想关注一下文本中的“小狗”与“小孩”角色。

最可怜的是“小狗”——“人不如狗”的警示

这一节我们主要分析两只小狗的特征、它们的命运结局、主人对它们的态度做法以及“人”与“人”、“人”与狗的对比等问题，深入探究、挖掘“人性”。

透过文本，不难看出这两只小狗都是活泼可爱、通人性、忠诚的。然而，其命运结局皆不是自然死亡：艺术家的小狗是被专政队打死的；巴金的小狗被送上解剖台，用来做科学实验。后来，“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一个“看望”透露出人性中的“感恩”，彰显的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的善美。巴金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了小狗，为此他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为了还清心灵上的欠债”，他向小狗表示歉意。一个“歉意”呈现了人性中的“敬畏生命”“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的高贵。艺术家、巴金从不同维度表现了人性中的美好特质。

与艺术家、巴金的品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专政队”和“认识的人”。专政队对艺术家“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导致艺术家“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打”“踢”“拖”等动词的使用，诉诸视觉层面的血腥，挖掘出人性中残忍、暴戾的丑恶面。而“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艺术家）都掉开头去”。“认识的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冷漠自私。“残忍”“暴戾”“冷漠”都是人性诸恶中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被淋漓尽致地彰显，正如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所说：“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

其实，艺术家的遭遇就是巴金的自身遭遇，写艺术家就是在写巴金。“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巴金）即使在大街上遇到熟人，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出现。”巴金的遭遇与艺术家的遭遇何其相似。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并非“引子”，而是“平行”于其他“片段”“镜头”。巴金“放弃”现身说法，而用别人代言，这种艺术处理使得“诉说”更为真实，并凸显了事件的普遍性。回忆“文革十年”，巴金沉痛呐喊：“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但，人又是不如兽的，季羡林曾说：“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虽然都是要“吃人”，但是人比动物多了一层虚伪矫饰、冠冕堂皇。

虽然人被异化，丧失了人性，但是文本中的“小狗”却具有了鲜明的人情味、人性味。面对艺术家的惨遭毒打，只有小狗“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同样，小狗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此镜头让我们联想到日本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教授辞世，八公还是像往常一样在车站等待教授，一等就是九年，直到最后去世。”艺术家的狗、小狗包弟以及八公，诠释的不都是一种“忠诚”吗？这不是人应该具有的“不离不弃”的品行吗？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文革期间的“人”是不如“狗”的。

鉴于此，《小狗包弟》文本，就在一系列的“对比”与“冲突”中，向读者揭示这样的警示：文革十年，人被异化、兽化；狗忠诚于人，人背叛于狗；狗有人性，人却丧失了人性；“善”被湮没，“恶”被呈现。

最可憎的是“小孩”——呼吁救救孩子

文革期间的小狗是“可爱”的，小孩却是“可憎”的。一个“捉”字将两者绾合、关联在一起。文革的疯狂是自上而下、自长而幼的。每个人，都无一幸免地被卷入到这场政治的风波之中。

正常而言，小孩晚上应该在家做功课，由大人看管。然而，文革期间的小孩却变得异常嚣张、异常疯狂，令人心惊害怕。文本中对小孩的刻画有两处：“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其中，“大喊大嚷”“杀”“打门”等行为，按照常理是不应该出现在小孩身上的，小孩哪来的胆量随意杀狗、哪来的胆量随意敲打别人家的门呢？导致这种反常情况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则，就是模仿大人。艺术家与狗的故事，就是一个可资“学习”的案例。文革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时杀死一个‘黑帮’等于杀死一只苍蝇，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反而会成为‘革命行动’。”处于革命中的大人们极尽打、砸、烧、骂之能事，小孩天天耳闻目睹，怎能不效仿大人呢？二则，就是直接受父母的“指导”。因为父母已经“中毒”，深信此次政治斗争的正确性，就“指导”或者默许孩子这样做。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北大的众多知识分子都如此“服膺”“支持”此次运动，更遑论没有辨识能力的普通百姓了。

红卫兵的主体是大学生和中学生，而年龄不够当“红卫兵”的小学生和幼儿，则成立“红小兵”，停课与哥哥姐姐一起闹革命。然而，文革中的“小孩”失去了“本心”，充分暴露出人性中“恶”的元素。例如小孩也在整小孩：“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我）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他们把我拉到墙角，批斗我。两个人使劲架着我的胳膊，还把我的脑袋往下按，朝我喊着口号，还往我脸上啐唾沫。”“抄家的孩子们每人手握一把斧子，见东西就砸。”小孩对成年人也失去了“敬畏”，例如“我在学校一直是业务尖子，人缘也好，很有威信，可这时一些小孩子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子，啐唾沫，辱骂我”。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一文有这么一段文字：“一次我们这伙‘牛鬼蛇神’搬运了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末子，就兑上水，做成小方煤块。一个小女孩在旁观看。我逗她说：‘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愿意，我也不大舍得。过两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个小女孩在问人：‘她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说：‘扫厕所的。’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见她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我要帮她，她却别转了脸不要我帮。我不知该慨叹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与伍。”这样的童年经历是“危险的”，无论是施暴者还是被害者，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其心灵上的创伤都是难以愈合的。

巴金《无题集？人道主义》中说：“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会变成嗜血的虎狼？”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如果孩子一直疯狂下去，整个民族必将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在动乱的年代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其人性中“恶”的成分主动表露的几率就会增大。拯救小孩，就是要结束那场疯狂的运动，让人、家庭都回归正常。同时，“化性”在于“起伪”，让小孩去上学，接受教育，进而实现人性的改造。关注“小孩”这个角色的命运、人性，就是巴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历史的药用价值：还原·忏悔·提醒

冯骥才说：“历史永远是活着的。有些历史顽疾只有不断吃药才不会发作。”文中，巴金不仅是在解剖自己，亦是在解剖那个时代。他还原了文革的癫狂；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忏悔；他真诚地直面历史，旨在提醒后世，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一）还原：人性中的“恶”

孙歌的《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说：“历史学里的‘人’更多的是作为机能的分析要素，而文学里的‘人’更多的是生命体验本身。”从此维度来看：历史，强调秉笔实录；文学，侧重心灵观照。《小狗包弟》的文本两者兼有，呈现了文革这样三方面的特质，即“影响波及面广”“破坏程度深”“对人心灵创伤重”。

“影响波及面广”体现在小孩与小狗都不能置身事外、得以幸免。文本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小狗包弟在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都没饿死，却在文革中被杀死，这旨在告诉世人：人祸（文革）造成的危害远远比天灾（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得多。

叶剑英元帅生前曾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破坏程度深”在文本中主要透过倒数第三段体现，即破败的环境、美好的家庭遭到破坏，到处充满了冷清、萧条。注意捕捉文本中的“一片衰草”“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几个细节。

“对人心灵创伤重”，则如文中对受到迫害的艺术家的描写：“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被打断了。”这里诉诸视觉描写，正面呈现文革的血腥残暴。“某工厂的老板被抄家”，“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以致于“我”十多天来睡不好觉。这里侧面呈现文革对人造成的内心震荡与恐惧。可以说，这对人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是史无前例的。

“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个失眠之夜/只留给我/痛苦的回忆/”（舒婷《一代人》）文革中，生活本身比荒诞艺术更为荒诞。巴金说：“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还原文革，我们知道所谓的“改造”，本质上就是“折磨”，最终使得很多人在肉体、心灵上受到始终难以除去的“阴霾”、創伤。“罪恶”“狂躁”“泯灭人性”就成为检索文革的关键词。

（二）忏悔：人性中的“善”

巴金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赞誉呢？这源于他具有“忏悔”精神。在《小狗包弟》文本中，巴金忏悔道：“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其实，在任何一个时期，忏悔自省精神都是弥足珍贵的。谢有顺在《散文的常道》中是这样综述巴金的人生经历的：“他主动批判过无辜的朋友，但醒悟之后曾以文字的形式向这些朋友郑重谢罪；他在荒唐年代曾经怯懦，但他后来为自己的卑怯真诚忏悔；他曾天真地信仰某种新生活，但也曾被这种生活所惩罚，并在往后的岁月中一直带着这些痛苦记忆活着……他成功地通过心灵漫长的挣扎、变化、反思，完成了对自己百岁人生的完美谢幕。”

巴金服膺儒家思想，儒家强调“士可杀，不可辱”和“杀身成仁，以死殉道”，而“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实则为“士人”强颜之事。很多人，在面对不堪的折磨、屈辱时，选择了了结生命，以避耻辱，如老舍、傅雷夫妇、翦伯赞等等，恰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因此文革期间的“苟且保全”就成为巴金耿耿于怀的心结、煎熬。然而，儒家文化又肯定了人们犯错误后主动忏悔的优秀品质。《礼记？中庸》言：“知耻者近乎勇。”《论语？子张》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儒家也看重“反求诸己”的品质。从这个视角审视，中国文化又是一种“耻感文化”。巴金的忏悔与道歉，我们读者、国民是能接受的。相比之下，有多少在文革期间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却不敢主动站出来向民众忏悔，选择躲藏与逃避呢！《小狗包弟》这篇散文感人的力量就是源于作者能够勇敢而诚实地站出来！

“忏悔”乃人性中的大“善”。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是需要广泛的良知与自省精神的。犯了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悔改，一味地躲藏、逃避，不敢面对过往的错误，此种痼疾恰恰成为培植历史悲剧的养料、温床。

（三）提醒：让人性中的“善”始终压制“恶”

历史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药”。这味药是具有疗救、反思、提醒功效的。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这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文学文本，诸如《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阿房宫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苏洵《六国论》：“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同样，作为文学文本的《小狗包弟》，在承载了历史史实的同时，也熔铸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巴金在《探索集？后记》中也说过：“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但是，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悲痛的一页，是不能被轻松、草率地翻过去的，但是仅仅只是揭露、控诉也是不够的。人性中的“善”与“恶”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关系，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与阴影构成的。”因此，痛定思痛之余，我们一定要辨明、理清“激发人性恶”产生的社会机制、土壤是什么，进而铲除产生悲剧的温床，将“人兽转化的道路堵死”，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始终压制、尘封于谷底。

时至今日，文革已经结束了四十多年，对文革这段历史，遗忘的有之、误读的有之、完全陌生的有之，所以很有必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来存储那段不堪回忆的历史，来供奉人性，也让那一代人所遭受的惨痛教训，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财富。而文学作品《小狗包弟》恰恰就是一种记载“文革”的文学史料，它将人性的两极，即“善”与“恶”，在这场浩劫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同时，阅读《随想录》，巴金以近似“唠叨”的方式，在诉说文革，让后人一定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冷静反思，进而做到知古鉴今，让人性中的“善”始终压制“恶”，让人类始终消除这种“痼疾”，健康而文明地活着。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巴金的散文的确就是以血书写的。《小狗包弟》是一篇“立心”的作品，透过“立骨”的文字，通过对“小狗”“小孩”角色的刻画，以小见大、对比衬托，呈现、揭批、反思了“人性”，其中始终贯穿着作者的理性思考与生命立场。从这个角度去观照，巴金“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