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双重维度：乡村知识分子与乡村文化

李渊

摘 要：“美丽乡村”建设追求“外在之美”与“内核之美”的统一。乡村文化发展是“内核之美”实现的重要路径。以乡村知识分子为媒介，推动乡村文化发展，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下的“内核之美”是必要途径。通过分析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培育的新要求，结合乡村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探析培育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内在动力与当前所处困境，提出乡村知识分子培育“内核之美”的现实路径，推进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美丽乡村;内核之美;乡村知识分子;乡村文化

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培育是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强化，更是对乡村“美丽”内涵的丰富与完善。培育美丽乡村“内核之美”要透视乡村知识分子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联，使二者成为推动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内在动力。

一、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培育的新要求

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培育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内核之美”是要实现环境美、村居美、人文美、经济美、党建美、生活美的统一，乡村文化的发展在其中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是关键所在。发展乡村文化彰显“内核之美”是美丽乡村建设开展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一）产业兴旺的新要求

農村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提供经济基础，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目标的提出对新时代乡村建设运动下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农村产业的发展不再是单一性的农业产业的推进，在多元化经济发展潮流中，农村产业的发展方式应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支撑农村全面现代化进程，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与完善的同时要凸显“内核之美”。

产业兴旺是融合乡村文化基础上的特色文化产业的新要求，更是美丽乡村“内核之美”之环境美、经济美的体现。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是伴随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同时深深植根于农村土壤之中，在推进农村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融合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产业是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真正所需求的产业，是满足产业兴旺新要求的创意元素。

（二）生态宜居的新期待

宜居环境的打造离不开生态文明理念的注入，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培育要致力于乡村生态文化的发掘。生态环境是美丽乡村的宝贵财富，……经济发展但环境恶化不是建设美丽乡村[1]。生态宜居建设是美丽乡村“内核之美”之村居美、生活美实现的必然要求，如何将这种美长久的存续下去，乡村生态文化价值理念扮演着传承与保护的角色。

价值理念一旦形成，将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纵观古今，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因子，尤其在农耕文化中，生态文化的种子早已深埋于人们心中，更在建设生态宜居的环境中得以体现。融入乡村生态文化生存环境的美丽乡村建设是“内核之美”的新期待。

（三）乡风文明的新动力

乡风文明的培育需要乡村传统文化的滋润，乡风文明只有厚植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以此为源泉，才能增添新动力。乡风文明建设是美丽乡村“内核之美”之人文美、党建美彰显的基础与前提，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需要复兴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传统文化符号，在提升乡村文化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乡风文明的培育，以文明乡风推进美丽乡村“内核之美”整体性建设。

如果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聚焦于人们对“内核之美”物质层面的满足，那么乡风文明就是致力于人们追求“内核之美”精神世界的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为乡风文明培育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人们对文化的渴望与追求，增添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新动力。

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对乡村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新动力的转化与其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将乡村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各个目标之中，既是对乡村文化活力的又一次激发，更是对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丰富与提升。

二、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培育中的乡村知识分子特点

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目标的实现需要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乡村知识分子因其独特性，在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培育进程中扮演着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发展者的角色，解决了“内核之美”培育中的媒介缺失难题。

（一）工作身份转变中的乡土性与开阔性并存

中国农村转型发展历程中，乡村知识分子身份也发生着新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知识分子主要由乡绅、塾师以及有着一技之长的本土人才构成。他们兴办学堂、传教受业、致力于乡村文化的发展，具有浓厚的乡土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转折期的到来，乡村知识分子的工作身份也随之发生转变。他们不再局限于单一性的职业身份，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工作身份，多元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保持原有乡土性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乡村文化发展视野的开阔性。

（二）价值观念转变中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对立

乡村知识分子工作身份的转变必然导致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乡村知识分子固守乡土本性，成为村落内部乡土文化的代名词。乡村因其相对封闭保守的特性，加之长期受家族文化，农耕文化下的小农意识，以及严格的伦理等级秩序的文化大环境影响，导致乡村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中的私人性凸显。随着乡村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浪潮中身份的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乡村某一处、某一方面的“首领”，相反，他们穿梭于乡村与城市之间，致力于乡村各方面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私人性价值”向“公共性价值”的转变。

（三）知识结构转变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

纵观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知识分子的学习大多集中于对文字的研究，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研习，“他们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核心，一方面不陷入宗教，一方面也不向自然科学深入”。[2]这样的研习潮流在塑造一大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造成其知识结构中现代性因素缺失的困境。近代以来，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以及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出现根本性的转变。面对时代进步的需求，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乡村知识分子开始自觉的完善和充实自己，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

三、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培育的内在动力

以乡村文化为基础培育下的美丽乡村“内核之美”急需借助乡村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实现。乡村知识分子是乡村建设的精英，不仅有着浓郁的乡土情，更有着超于乡村其他人的远见卓识。在以文化为基础的建设中，理应成为助力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发展的推动者。

（一）色文化的繁荣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的支撑

以农业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乡村，农耕文化在乡村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传统农业模式下形成的农耕文化已远远不能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发展对乡村文化提出了新要求，乡村文化要突出特色，单一的农耕文化无法撑起乡村“内核之美”发展的大旗，将其他产业文化融入乡村文化之中，实现特色文化的繁荣，依靠乡村知识分子来实现。乡村知识分子因其观念的开放性，思维的活跃性，视野的开阔性，能够担负起乡村特色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任。

（二）绿色文化的构建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的引领

美丽乡村“内核之美”是要实现乡村的绿色发展，如何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贯彻其中，乡村文化发挥着极其关键的功效。将绿色理念融入乡村文化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绿色文化。倡导乡村绿色文化首要的就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生态理念要想在广大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除具优势的土壤之外，更离不开乡村知识分子这一先进群体的宣传和推广。

（三）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的推动

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实现需要传统文化作用的发挥，以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塑造人文之美、党建之美。长期以来，以乡土性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传统文化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其腐朽性与私人性逐渐显露。这既与乡村传统文化的流弊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乡村结构也不无关系。费孝通曾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进行了分析，他将这种基层结构定义为“差序格局”[3]。这种格局衍生下的以“己”为中心的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阻碍着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发展的进程。其弊端的消除，复兴目标的实现，需要乡村知识分子肩负使命。

毫无疑问，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目标的实现，需要乡村知识分子肩负乡村文化发展使命，扮演乡村文化发展的践行者，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者，乡村文化复兴的推动者。真正成为“内核之美”发展中的乡村文化代言人。

四、乡村知识分子培育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困境

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时期还是近代工业社会时期，再或是新时代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乡村知识分子所处环境发生变化，面临多方挑战，制约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培育。主要表现为：物质待遇低薄，情感矛盾突出，年龄结构失衡，知识文化偏低。

（一）乡村知识分子待遇低福利薄

乡村知识分子所处生活环境是其物质生活的真实印证。面对乡村与城市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差距，乡村知识分子无形中被贴上了贫苦与落后的标签，主要表现在工资待遇和福利上。

第一，新时代，乡村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相比较于先前，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乡村知识分子的发展要求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而言，乡村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仍无法与之相匹配。这将直接弱化乡村知识分子培育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主动性。

第二，社会福利是鄉村知识分子的一份重要生活保障。相较于城市优越而稳定的社会福利，面对那份微乎其微的社会福利，乡村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产生了困惑。处于工资待遇低，社会福利弱的状况之中，乡村知识分子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劳动之中，这样的生活境遇不仅限制着乡村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培育乡村“内核之美”的积极性。

乡村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乡村“内核之美”的发展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做保障。同样，充裕的物质生活才是其安心、热心投入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基本前提。

（二）乡村知识分子乡土情感矛盾突出

乡村知识分子既饱含着浓厚的乡土情，有着建设家乡的强烈责任感，同时面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吸引力，他们更渴望走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可以说，他们有着矛盾的心理。

首先，传统社会的乡村多处于封闭状态，乡村知识分子大多由乡绅阶层构成，他们承担着乡村文化发展的重任，对乡村文化的发展充满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受城乡差距影响小，乡村知识分子更愿意在自己长久生活的地方，在自己熟悉的场所从事工作。在此情形下，乡村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繁荣。

其次，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城市中的新生事物对乡村知识分子造成视觉上的冲击，致使其发展乡村“内核之美”的热情受到阻碍。受此影响，多数乡村知识分子存在复杂而矛盾的心理：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与优越生活条件的城市社会，乡村知识分子是倾向于建设乡村文化事业、发展乡村“内核之美”还是选择安心于自己“分内”之事，已然成为他们乡土情感矛盾突出的根源。

长期处于这样的矛盾状态下，乡村知识分子将逐渐缺乏培育乡村“内核之美”的信心、决心与恒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4]。

（三）乡村知识分子“上流”严重“回流”不足

城乡之间的非均衡性发展是造成乡村知识分子“上流”严重“回流”不足的主要原因。

首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民工潮”，乡村中走出去的不再局限于农民工，有着丰富学识的乡村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中。他们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渴望脱离农村，走进城市，在市场经济观念和现代生活理念的熏陶下，乡村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都充满了现代气息。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必然吸引越来越多的乡村知识分子走出去，造成乡村知识分子队伍的弱化。

其次，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致使城乡差距扩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传统农业社会中，在重土观念的支配下，绝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士子，最后都要叶落归根，‘少小离家老大回’[5]的乡土情结不再如此前一般强烈。进入城市后的他们努力让自己留下来，城市是他们发展自身，实现理想的场所，经济上，城市的发达与乡村的落后;文化上，城市的先进与乡村的原始;社会形态上，城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传统性。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乡村知识分子渴望走入城市发展自己的愿望与日俱增。

乡村知识分子“上流”严重“回流”不足的现状正日益成为乡村“内核之美”建设面临的最大考验。缺乏人才的乡村难以实现文化的发展，更难以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乡村“内核之美”的建设。

（四）乡村知识分子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偏低

面对城镇化与城乡差距的巨大冲击，掌握多元知识结构的乡村青年才俊涌入城市，老一辈的乡村知识分子选择留在乡村，其单一的知识结构无法满足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需求。

第一，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占据乡村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时间，耗费他们绝大部分精力，导致其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主动性较差，建设乡村“内核之美”的自觉性不足。乡村“内核之美”建设对乡村知识分子有着宽泛的、多层面的知识要求，留下的知识分子文化素养偏低，身处城市的知识分子亦无力推动乡村发展。“乡村不再成为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蓄水池。……这使得乡村相对于城市来说长期地陷入文化‘贫血’状态。”[6]面临乡村人才不足与文化发展滞后的双重压力必然导致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折扣。

第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足，更新知识的速度缓慢。乡村老一辈知识分子长期生活于乡村之中，对新事物的接受，新环境的适应，往往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长此以往，他们不再有学习新知识的热情，最终在专业知识趋于老化的态势下，失去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缺乏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积极性。

知识是实践的基础，乡村知识分子在乡村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在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实践中，最根本的是要掌握科学的文化知识，唯有如此，才能有所成效。

五、乡村知识分子培育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路径

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需要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乡村知识分子力量的发挥。在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实践中，作为中坚力量的乡村知识分子，在解决当前所面对的一系列挑战，实现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目标，需要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双重作用的发挥。

（一）健全的外部条件是前提

马克思曾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乡村知识分子开展其他实践活动的前提与基础。乡村知识分子在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的实践活动，其作用的发挥更离不开物质的保证。

第一，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要最大化发挥乡村知识分子作用，其物质利益的基本满足是基础。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待遇水平。待遇问题是制约乡村知识分子推动文化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根本问题，乡村知识分子待遇的提高需要多方作用的发挥。政府要设立乡村文化发展专项基金，保障乡村知识分子的基本工资水平，加强对贫困和特困地区乡村知识分子的补贴力度;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落实和解决乡村知识分子的医疗、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消除其后顾之忧。

第二，完善乡村知识分子培养路径。乡村知识分子的培养既要立足本土人才的发掘更要注重外来人才的引进。首先，加强政策倾斜力度。通过实施人才引入政策，保障大学生的工资待遇和社会福利，鼓励大学生投身乡村“内核之美”建设，在实践参与中将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理念潜移默化地内化为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其次，重视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以农民院校或讲座等教育方式进行集中培训，将新知识、新思想传授给乡村知識分子;通过远程教育、文化书屋、业余党校等多元学习交流平台的扩展，推动乡村知识分子致力于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培育。

（二）完善的内部条件是根本

从唯物辩证法视角出发，“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外部，而在事物内部。”[8]推动乡村知识分子建设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积极性，完善内部条件是根本动力。注重乡村知识分子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乡土性是中国乡村所特有的，维系着乡村知识分子故土情的精神纽带。“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本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9]受城市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冲击的影响，乡村知识分子对时代性的追求远远超出对乡土本性的保持。在美丽乡村“内核之美”建设中，乡村知识分子既要回归乡土性，又要把握时代性。首先，要将乡土意识融入生产生活全过程中。将乡土知识融入生产生活实践中，将乡土观念融入宣传教育之中，在发展乡村文化的基础上，成长为一批扎根美丽乡村“内核之美”的建设者;其次，要把握时代的新要求。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中，追求“内核之美”是乡村建设时代下的新要求。乡村知识分子要通过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所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应用到乡村文化发展中，在此基础上，达到既掌握先进文化又不与乡村“内核之美”建设脱节的目标。

乡村知识分子回归乡土性，追求时代性，以乡土文化为切入点，在发展乡土文化与建设美丽乡村“内核之美”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和契合点，实现乡村文化发展与“内核之美”建设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梁爱文.乡村振兴视域下西部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新探[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5）：48-55.

[2] 钱穆.中国知识分子[A]//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76.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

[4] 王勇.当代乡村教师的社会角色困境与公共性的建构[J].当代教育科学，2013，（7）：20-22.

[5] 何兰萍，殷红春，杨勇.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J].天津大学学报，2009，（6）：542-545.

[6] 何兰萍，殷红春，杨勇.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J].天津大学学报，2009，（6）：542-545.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9.

[8] 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45.

[9]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2004，（3）：12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