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桐城文化之四大优秀品格

张银飞　章瑞

摘 要：桐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徽优秀地域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该文化具有“忠孝双全”“经世致用”“精忠体国”“兼善天下”等诸多优秀品质，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对接互补。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深入挖掘和探索桐城文化的优秀品质，激发社会各界对安徽乃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弘扬热情，进而推进桐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同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其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培育过程中实现嫁接生根，在弘扬过程中促进开花结果，均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桐城文化;核心价值观;优秀品质;传承创新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他曾多次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论述其现实作用和现实意义。习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安徽拥有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桐城文化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面对桐城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依托并彰显安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促进社会各界对桐城文化的重新认识，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进而激发社会各界对安徽优秀传地域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热情，进一步彰显桐城文化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其中汲取丰富营养，嫁接生根、开花结果，是的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应依托、利用这一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之资源优势，积极倡导专家学者对桐城文化重新认识、研究，是桐城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焦点。

本文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文化自信建设，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挖掘桐城文化优秀品质。

一、“忠孝双全”：美德与典范

忠孝观念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人文色彩，是中华民族主要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2唐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也。”[3]7在桐城文化中，其君子文化内涵和外延上均有忠孝观念，这种“忠孝双全”的美德与典范，桐城君子通过自身的言行，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和秉承，形成了桐城君子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近年来，桐城通过推进君子文化建设，致力于在传承创新地域优秀传统文化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桐城与蒙城正式被安徽省确定为省级君子文化建设试点县，为桐城君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在新时代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4]明清以来，“六尺巷”和谐礼让精神完美体现桐城君子之风，是桐城君子文化经典阐释，也是桐城君子文化高度浓缩与体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天然的契合点。

桐城仁人志士在追求深层次精神家园和独特精神标识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正人君子，其展现的君子文化精神与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集中体现了“忠孝双全”君子文化内涵和特征。一方面，在“孝”上坚守儒家伦理的精髓。为救身陷囹圄的父亲，方以智“怀血疏讼冤”，不畏皇权、不惧权贵，以“孝”字当先，凭一己之力，救父脱困。“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5]。此举感动崇祯皇帝，对其极为赞赏，并认为“孝”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前提和基础，甚至在国家选拔能人志士时，提出了应以“求忠臣必於孝子”[5]的方以智为楷模，更进一步指出“不孝若此，能为忠乎”[5]。另一方面，在“忠”上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方以智在“忠”上表现得也较为典型，“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髁骨见，不屈。”[5]面对“毒刑”，方以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其君子之风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忠”上的社会责任感主要体现在方以智对文天祥许身报国的认同和赞赏上，他认为“报国，义也;临难，决矣”[6]。生逢乱世，面对日趋衰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方以智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情怀，对奸臣败国愤然不已，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救国家于危局。在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之际，方以智又欲效法文天祥，极力主张领兵北上，收复失地。由此可见，忠孝双全的方以智，展现出来的桐城文化的优秀品质，是明清200多年桐城文化历史一个缩影，更是桐城文化正能量的一面旗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均有对应的“坐标”。在桐城“建设君子文化的研究高地”背景下，需要引起当地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二、“经世致用”：务实与创新

“经世致用”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强调学问要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在学习知识、修养道德的基础上，凸显实干精神，解决社会和民生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当下，我国正处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伟大实践的关键期，“经世致用”的务实与创新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桐城文化重要的优秀品格之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从理论到实践，是值得探究和挖掘的。

桐城派在其形成、發展的过程中，秉承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倡“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7]。这一思想，对桐城派、桐城教育、桐城文风、桐城家训等诸多方面了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桐城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儒学烙印。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内有忧患、外有强敌，桐城派诸贤挺身而出、共赴国难，进一步发扬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关注国情、民情和夷情，坚持务实、求变和求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救国家于危难的时代大潮中，展现了一代桐城诸贤的精神风貌。基于这一务实与创新的“经世致用”思想，晚期桐城派根据动荡不安的国内外局势，立足于当时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并结合当时民生、民情，通过自己的爱国行动，赋予了“经世致用”思想新的、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时代内涵。

“有重大影响的开风气人物”[8]的吴汝纶，便是这一思想典型的代表性人物，他在从事幕僚期间，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处理洋务运动的各项事务，将“经世致用”的务实与创新精神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了传统私塾的教育观念，在书院办学形式上敢于创新。“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珍瘁之忧。”[9]248吴汝纶坚守人才兴国理念，在教育实践中秉承了这一思想。在保定莲池书院院长任期内，结合西方办学经验和国家外交的需要，打破了以经、史、子、诗为主要课程内容传统私塾教学模式，先后在学院增设了西文学堂和东文学堂，开设了博物、格致、机械等学科，使得务实与创新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办学中得以全面的实现，为晚清有识之士学习、传播、借鉴西方先进办学理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二是打破了传统教育对象的局限，在普及国民教育上勇于实践。“今吾国尚难骤然。然欲自立于世界，则必以国民教育为的，必行国民教育。”[9]286吴汝纶一再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努力践行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养，以期实现与西方列强一样，成为世界强国。晚年创办桐城学堂便是推行国民教育的另一个伟大的教育实践，为更多基层民众接受教育、转变思想、提升认知搭建了平台，同时，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三、“精忠体国”：责任与担当

“精忠体国”是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范畴，也是个人对国家应尽的道德义务，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的核心内容之一，桐城文化在外延和内涵上，都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桐城派“中兴功臣”的曾国藩，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把对国家的忠诚作为立身之本，在戎马一生中坚守“精忠体国”的责任与担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10]117第21册这一言论，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其观点有失偏颇、较为偏激。封建社会“忠”，指向是对王朝的愚忠，是对“君”的顶礼膜拜，在传承桐城优秀传统文化品质过程中要坚决摒弃。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君”与“国”界定是较为模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与“国”实则一体，忠君便要体国，体国必须忠君。应看到，曾国藩的忠君思想，比较集中的反映在忠于国家的层面上。

曾国藩忠于国家层面上的责任与担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国家时局的关注。“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栗之力以拯天下。”[10]173第14册面对时局的动荡，曾国藩批评矛头直指清王朝存在严重的社会乱象和不良的社会风气，痛批世人将儒家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抛之脑后，为求个人得失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社会现实。“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10]189-190第20册通过自己一生的言行和实践，以尽忠报国为己任，表现出了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在国家危难之际，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文弱书生，投笔从戎，力抗太平军。其次，对民生疾苦的关切。曾国藩对“精忠体国”的责任和担当还集中体现在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上。民本思想是儒家历来提倡的核心思想之一，早在商周时期，提出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曾国藩继承并坚守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为政和治军上，这种爱民、忧民的思想均有所体现。在主政一方时，“力戒州县不可取民财，须令州县有为善之乐。”[13]710曾国藩对当地官员的劝诫，反映出了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思想，以为政首在爱民的戒律严格要求自己及身边的官员。在军事上，曾国藩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3]710坚守爱民为第一要务，并要求身边人也要如此。最后，对国之栋梁的关心。曾国藩的“精忠体国”的责任和担当还集中体现在对国之栋梁的重视和培养上。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曾国藩多次上书当朝统治者，极力阐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当今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14]在与左宗棠的书信交往中强调“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10]5第1册他在从政和治军期间，更加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其幕府便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正是由于曾国藩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他在戎马一生中，他在戎马一生中，才能创造多个“第一”，如第一艘轮船的建造，第一所兵工学堂的创办，第一批西方书籍印刷，第一批赴美留学生选拔等等。此外，曾国藩的人才观，对桐城派也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派中流砥柱既是曾国藩的学生，又是其幕僚的核心人物，在治国理政、文学创作、教育创办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曾国藩的培养和重视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层面上为桐城文化的传承、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兼善天下”：精神与情怀

孟子《尽心上》篇，在与宋勾践的对话中，首次明确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15]的言论。随后，这一思想融入儒家文化思想之中，后世儒家学者将其奉为儒家文化思想的典范，中国文人士大夫更是以此作为“入世”与“出世”第一行为准则，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逍遥豁达的境界。“兼善天下”的精神与情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汲取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髓，直接对接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与外延，对丰富其内容、提升其内涵、拓展其外延，均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桐城文化是在我国重大历史变革中沉淀的优秀地域文化，面對日益凋敝、民不聊生的国家现状，桐城诸贤不仅在文化传统上继承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在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时代号角中，将“兼善天下”的精神与情怀践行在砥砺前行、奋力崛起的探索之路上。桐城文化中“兼善天下”的精神与情怀，体现在礼、乐、政、兵、农、教育甚至是家风家训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民族苦难，桐城派后起之秀无一人投敌献媚、无一族迎合列强，无一字卖主求荣、无一文阿谀奉迎，不论是“入世”还是“出世”，诸多的文学作品均表现出了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同仇敌忾，抒发着“兼善天下”的爱国情怀，桐城诸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完全超脱了“达”与“穷”的界限，形成了桐城另一优秀文化品格。

“姚门四杰”之一的姚莹堪称是桐城文化“兼善天下”优秀品格的一个典型和榜样。姚莹不论是“入世”还是“出世”，一直“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16]。姚莹在“入世”任台湾道期间，面对英军的不断挑衅与数次侵略，不因列强的强大而怯战、畏战，更不顾个人安危，亲临战场一线，从容淡定、指挥得当、屡战屡胜，将英军拒之于国门之外，彰显了文人士大夫“兼善天下”的情怀。即使因功获罪，被贬四川后，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抱怨之言，更无政治打击后的消极沉沦，仍不负“兼善天下”之初心，“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17]坚持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结合实地考察情况，积极探索御敌之策，创作了《康輶纪行》。表现出了一个文人爱国主义思想和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操。此外，还有众多“出世”的桐城派作家，不仅怀有投身报国的理想，更有身为一介布衣的强国之梦，极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媚外投降，反对抱残守缺，闭关锁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理念，努力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主张，力求彻底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之面貌。如“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在未“入世”前，薛福成便积极思索社会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曾写下万字《上曾侯书》，提出救国之策。在从事幕僚期间，极力反对坐而论道、空谈误国，主张实业救国，致力于振兴我国工商业，发展国家经济，寻求救国之道。薛福成的经济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时代的现实意义，为中华崛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言献策，彰显了一位为后世称赞的布衣幕僚“兼善天下”的优秀品质。

综上观之，桐城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当年就具有创新性、务实性、独特性和典型性的特点，表现出了“忠孝双全”“精忠体国”“经世致用”“兼善天下”等优秀的文化品格和人文魅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根植于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桐城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徽优秀地域传统文化的典范和代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表现出来的优秀文化品格，不是某些人说的儒家思想的“残羹冷炙”、封建思想的“残余毒瘤”，更不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负能量”，而是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必须要坚守和弘扬的文化品质。一方面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必然会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枝繁叶茂”。另一方面，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的背景下，进一步挖掘桐城文化的优秀品格，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有利于凸显了其的当代价值。为此，深入挖掘桐城文化诸多的优秀品格，实现创造性转化，进一步探索其文化品格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沁入心田，在實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无可比拟、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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