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的《高祖本纪》与抒情的《项羽本纪》

韩兆琦

项羽、刘邦都是《史记》中的重量级人物，《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以及与之相关的《淮阴侯列传》《留侯世家》等一系列作品，也都是《史记》中异常精彩与惊心动魄的篇章。但从总体看来，司马迁在写刘邦与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对于刘邦，司马迁基本采用了纪实的全方位的铺陈描述，很丰富、很全面、很详实。但写项羽就不同了，《项羽本纪》一开头描写项梁使用的还是按部就班地描写大人物的方法，等到项梁一死，从项羽杀宋义、夺兵权开始，司马迁就转为了用一种满怀激情和赞赏的浑融精淳的笔调，来专门描写以项羽为代表的这支如疾风、如闪电、如烈火的军队。这支无坚不摧的军队，荡平了章邯、王离的几十万秦军，又使刘邦的五十六万汉军化为齑粉，他们在西至成皋、东至彭城的大地上，像风卷残云、风扫落叶一样，无坚不摧，百战百胜。但项羽是西楚霸王，这西楚国的政权结构是怎样的？他的领班丞相是谁？西楚的封地广达九个郡，项羽是怎样对它们实行管理的？项羽是如何建设后方的？是如何发展经济的？是如何开展外交的？甚至项羽是如何解决他的粮草与兵员，是如何指挥他的部将，以至于战前有何谋划、战场如何指挥，他的前锋、后卫、左右翼是如何配置等等，通通没有。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不是项羽没有做，而是司马迁没有写。司马迁只是粗线条地、泼墨式地、抒情性地展现了项羽不朽的历史功勋、诚实正直的人品、潇洒自然的胸襟，以及他那与世长存的战神的威灵。似乎再写别的就太琐碎、太世俗、太渺小，就不能突出项羽之为项羽了！《项羽本纪》绝对是司马迁的抒情之笔，它留给人们思考的事情太多了。

项羽是反秦英雄，但司马迁有的评价似乎偏高

公元前209年七月，陈涉发动起义。陈涉的首创之功巨大。在陈涉的号召下，反秦之火烧遍黄河南北，并有一支西征军打到了咸阳郊区。至前208年十二月，坚持了六个月的農民起义军失败，陈涉被杀。

项羽和刘邦都是在前209年九月起义的。前208年二月项梁、项羽率军渡过长江、淮河来到苏、鲁、皖、豫的交界地区，拥立了楚怀王，一时间陈涉的旧部吕臣以及范增、黥布、刘邦、张良等各路云集，声势大振。这时反秦义军的领袖，名义上是楚怀王，实际上是项梁。

前208年八月，项羽与刘邦携手反秦，取得了辉煌战果，杀死了任三川郡守的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并一度挫败了曾破杀陈涉的秦朝大将章邯的军队，使起义军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但不久由于项梁的骄傲轻敌，招致兵败被杀，于是反秦起义军又突然陷入了低谷。

前208年的后九月，楚怀王在起义军严重受挫的情势下，自己抓起兵权，进行整编，重新部署，分兵两路：一路以宋义为大将，带领项羽、范增等北上救赵，因为当时起义军初建的赵国正被秦朝大将章邯、王离等围困，形势危急。宋义在北进途中被项羽所杀，项羽夺得兵权，自称上将军，渡黄河救赵，于前207年的十二月，破秦军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威震天下。巨鹿胜利的意义有三：一是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二是促成了秦政权的内部分裂，使其政变迭起;三是为刘邦南路的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到前207年的七月，章邯等率部投降项羽，项羽的势力空前壮大。项羽之所以被称为反秦英雄，关键就在于巨鹿这一仗。

另一路是以刘邦为大将，率军西攻咸阳。刘邦的路线是由东向西，先是攻下开封，又打到颍川，而后转攻南阳，西入武关。他们通过谈判，取得了南阳守军的归附;前207年八月，刘邦攻入武关;前207年九月，刘邦大破秦军于蛲关，接着又追击、大破秦军于蓝田。这是《史记》中描写的刘邦本人亲自指挥的最光辉的战役。前206年十月，刘邦攻入咸阳，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刘邦的西路破秦，共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综合以上概述，我们应该如何分析项羽、刘邦的破秦之功呢？项羽在北路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影响巨大，其功自不可没，司马迁盛赞项羽，历代读史者称颂项羽，这都是应该的。但刘邦从南路的进军，是不是就比项羽的北路困难和风险少呢？读《项羽本纪》后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这样的。但司马迁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在《高祖本纪》中明确交代说：“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但即使如此，刘邦居然还是在项羽之前攻入了关中，并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其功不为小，应该说至少不在项羽的功劳之下。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推崇项羽，特别有几句过分夸大项羽的话，他说项羽是“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所谓“五诸侯”就是除楚地以外其他韩、赵、魏、齐、燕旧时五国，也就是指除秦国旧有的本土外，一切其他地区的反秦诸侯，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说项羽在灭秦过程中有大功，是可以的，但不能说他是天下反秦诸侯的领袖，尤其不能说他是刘邦的领袖。司马迁对项羽的破秦之功如此表述，并给项羽立为“本纪”，这是司马迁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独特看法。班固的《汉书·高祖纪》写韩信、英布等请刘邦即皇帝位的上书中说：“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当然，这是来自刘邦部下的一种声音，但也不能说不是事实。项羽的势力确实比别路诸侯强大，但从名分上他与刘邦等人仍都是同等的一路诸侯，是一种各路头领间的合伙协商，而不是像周天子那样的“分裂天下，而封王侯”。至于说“号令天下，政由羽出”，就更为勉强了。前206年四月，各路诸侯自咸阳分散回国，不到一个月，齐国、赵国与彭越等人就举起了反项的大旗;随后刘邦收复关中，雍、塞、翟三国被刘邦所灭;不久，河南王、魏王、殷王都投归刘邦，连项羽的嫡系九江王英布也坐视项羽的彭城被刘邦攻克而不顾。所谓“号令天下，政由羽出”云云，究竟又有多少实际可言呢？我觉得《项羽本纪》一文的主观色彩太强，容易影响史实的客观性，读这段史料时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

鸿门宴的真相与这段文字写法之特殊

鸿门宴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十二月，其大致情节是：刘邦入关灭秦的两个月后，项羽率军赶到关中。项羽有兵四十万，驻扎在鸿门;刘邦有兵十万，驻扎在霸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建议项羽趁早攻击、消灭刘邦，以夺取关中王的名号。项羽的族人项伯与刘邦的谋士张良是朋友，项伯连夜往告张良，想劝张良及早逃走;结果张良拉着项伯见刘邦，很快项伯被刘邦收买。项伯回营后帮着刘邦说好话，说得项羽取消了攻杀刘邦的决定。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来见项羽，见面后一套奉承讨好的话更让项羽消减了与刘邦的敌对情绪。宴会开始后，范增又几次示意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范增又找来勇士项庄，让项庄在宴会上舞剑，寻机杀刘邦;项伯知其意，遂挺身与项庄对舞以掩护刘邦;张良见情势紧急，遂出帐叫来了刘邦的卫士樊哙。没想到项羽一见樊哙就从心里喜爱，他让樊哙喝酒吃肉，于是樊哙又趁机将刘邦、张良预先安排的辞令当众大声地说了一遍，这就使项羽彻底解除了与刘邦的敌对心理，最后让刘邦脱离险境，回到了霸上军营。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支同盟军在打败共同的敌人后，由盟友转向相互争夺统治权的转折点上的一场斗争，司马迁将其展现得非常生动、非常精彩。司马迁把项羽写得有情有义、忠厚诚实;而把刘邦集团写得有心机、耍手段，从而让读者对项羽未杀刘邦，以致日后被刘邦所败的结局产生种种同情。这是司马迁《项羽本纪》给人们的印象。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我们试看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看刘邦在灭秦后都做了些什么：

其一，前206年十月，刘邦进入咸阳后，没有住在咸阳宫，而是还住于霸上军营。

其二，废秦苛政，约法三章。《高祖本纪》说：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桀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其三，不杀秦王子婴，让秦国的各级官吏各安其位，并派部下到各地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迅速稳定关中秩序。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刘邦多有挑剔、厌恶之情，唯写刘邦人关一段，是衷心称赞。

我们再看项羽入关前都做了些什么：

前206年十一月，项羽听到刘邦已入关灭秦的消息，赶紧统领大军风风火火地奔向关中，与刘邦争夺关中王。《项羽本纪》写此说：

“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日：‘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人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闯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日：‘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人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二十万人在今天的中国，只是一个小县的人口，但在“鸿门宴”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数字呢？当时全国的人口也就两三千万，当时的关中地区总共也过不了二三百万人，项羽坑杀了十分之一，关中地区家家户户都是项羽不共戴天的仇敵。项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怎样与刘邦争天下呢？

除以上双方的形势对比外，刘邦、项羽在彭城接受楚怀王的任务分道出发时，当时就有规定，谁先入关谁就为关中王，这对项羽在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项羽如果不让刘邦当关中王，还要杀他，那么项羽在天下诸侯的众目睽睽之下，当何以自善其后？

刘邦的兵力比项羽少，自然不想首先开战;但在如此客观形势的对比下，项羽是不是就敢对刘邦首先发动进攻呢？

因此我们认为顺理成章的结论应该是：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不是不想杀，而是不能杀、不敢杀。清代郑板桥的《项羽》诗有所谓：“新安何苦坑秦卒，霸上焉能杀汉王？”

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军事实力的对比，加上客观形势的对比，双方都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都有妥协的需要，关键是刘邦必须先让出关中，而刘邦又做到了。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是事前底下已经预定了的，不然，刘邦肯冒然前去么？刘邦可不是那种见义勇为、肯为什么信念而付出生命的侠义之士！

最后再说项伯。项伯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去找张良的，是个人行为吗？还是负有项羽的使命？《项羽本纪》先是说：“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很像是个人的行为。但写到后来又有所谓：“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如果是未经过允许的私自前去，何以又言“报项王”？项伯此行的最大成效是沟通了双方，为双方首脑会谈铺平了道路，使双方达成了相互妥协，作用巨大。

《项羽本纪》中的这段“鸿门宴”，大概是一个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发展、传说起来的动人故事，其中民间加工的成分很多。但通过这些花哨的艺术加工，还是可以让人推测出一些真实历史的影子。但如果我们真地把其中的一言一语、一招一式都当成历史看，那就未免太迂了。

“鸿门宴”这段一千五六百字的文字出现在《项羽本纪》中，写法很特殊，它不是以项羽为本位，而是反客为主地变成了以刘邦为本位。它大篇幅地从刘邦、张良的角度进行铺陈描写，而把项羽扔到脑后，竟使这长长的一段文字里没有几句提到项羽。凭着司马迁的文章功夫，难道他感觉不出这种写法有问题？我觉得这很可能是由于早在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之前，社会上就已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成熟的以刘邦、张良为主体的传说的段子，司马迁把它稍加改编收入了《项羽本纪》。这段故事本身很精彩，能独立成章，但放在《项羽本纪》中却总让人觉得有些割裂，它太细、太长，与前后文缺乏应有的统一。

《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项羽兵败自杀后的两个月（前202年二月），刘邦登基做了皇帝，汉王朝四百年的封建统治正式开始了。回顾《史记》中有关项羽、刘邦的事迹，刘邦是成功者，他自然获得了“威加海内”、至高无上的神圣华贵的光环;项羽是失败者，但通过司马迁的描写和演绎，他却更加赢得了当时与后代两千年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同情。相形之下，失败者比成功者反而更加具有夺目的光辉。俗话说“成者王侯败者贼”，但在项羽、刘邦这里完全颠倒过来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写项羽、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司马迁的立场情感偏向了项羽一方。司马迁喜欢项羽，同情项羽，他对项羽的历史功勋倾心歌颂，对项羽的人格魅力高度赞赏，尤其在写项羽末路的时候，司马迁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心力;至于项羽的残暴杀戮、项羽的没有政治头脑等等，司马迁也写了，但只是客观叙述，点到为止，没做更多的发挥。因此他既可以让读者从理智上认识项羽的本质，但引不起情感上的憎恶;司马迁由于讨厌刘邦，于是对刘邦的好酒好色、怯懦自私，以及不讲信义、出尔反尔等等都描写得很生动、很具体，甚至有些像是故意要嘲弄刘邦一下，所以才把他的故事写得那样龌龊不堪。但司马迁同时也清醒地写出了刘邦的雄才大略，以及那种能顺应潮流、顺应人心的政治家的气度，那种善于听取意见、择善而从，能团结五湖四海、能建起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的胸襟。刘邦的这些长处表现在《高祖本纪》与汉初诸将相的列传中，其中除了破秦入关、入秦宫又退居霸上一段司马迁表现出了欣喜敬佩之情外，其他大多是客观叙述，故而读者读了有关刘邦的章节后，既能对其长处有正确的认识，又对其流氓痞子的情态印象更深。应该说，司马迁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这已经就是扬雄、班固所说的“不虚美、不隐恶”，就已经是很好的“实录”了。

司马迁是汉代伟大的历史家，同时又是汉代伟大的文学家，他写《史记》首先是受了孔子写《春秋》的影响，而孔子的《春秋》在汉代又是和《公羊传》《梁传》《左传》等解释《春秋》的著作混在一起而统称“春秋”的。司马迁在写史目的、写史方法上受了孔子的一定影响，但在如何写人、如何叙事方面更主要、更直接地是继承发展了《左传》的传统，而最突出地是发展、创造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方式。而且由于司马迁的进步思想与其个人的特殊经历，遂使得《史记》不仅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与深刻上大大超过了《春秋》与《左传》，而且《史记》在叙述历史过程、描写历史场面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了巨大、空前的成就。鲁迅曾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指《史记》不仅有高度的真实性，还有高度的文学性。《史记》不仅是一道丰富多彩的古代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且《史记》是爱的颂歌、恨的组曲，是一首满含作者血泪的悲愤诗。司马迁既能坚持写出真实、客观的历史，又能不以个人的情感立场及其高度的文学性而改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基本真实，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