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赵应小说中的使命意识

童剑

近日读赵应的中篇小说《漂逝的小船》，发现作品中不仅显示出他驾驭自我深度、社会经度和历史维度的创作实力，还在三维空间艺术的实践中表现出一名作家的使命。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 ，因此，他把小说家的使命定义为对“确定性”的质疑和“迷与悖论”的揭示。法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也曾提出，作家的使命就是让作品“在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时，让褪去的言语重现，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新时期以来，中国一些小说家在创作中开始自觉追求对公共话语范式的有意去蔽，以及对个体生存体验的执着探索，这些尝试在凸显个人生存本相的同时，却常常以虚化历史维度和收缩社会触角为代价，造成社会问题和时代命题被拒绝在文学之外，难以进入到文学文本或个体的写作视野。

《漂逝的小船》以生动的故事、生活化的经验、戏剧化的场面，讲述了“改正右派”季利到县文化馆工作后，为了能使县文化馆在“省群众文艺调演”中取得佳绩，深入乡镇采风偶遇用棺木做甑子卖的木匠叶麻雀，在被人识破后季利为其解围，并以该事件为原型创作了独幕话剧《想方子》，讽刺改革开放初期不讲良心只想致富的少数人。话剧剧本因改变了当时文艺作品创作中存在的空洞和脱离实际等问题，在“省群众文艺调演”时获得了二等奖。季利因此成为县城的名人，迎娶了只有19岁的乡村少女张杏妹。故事围绕季利、张杏妹和叶麻雀三人之间的生活小事展开，不仅塑造了三个令读者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贴近人心与人性的感性叙事中，为读者提供了超越文本表层结构的审美空间，让读者细思中国新时期头十年中，因社会巨变带给中国普通百姓的种种不适应。

小说的起因在1954年，主人公季利高中毕业进入县盐务局工作，一次在文化馆朗诵了自创的诗歌《我愿》，被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招进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两年后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不久，因《我愿》被县上的人指认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被县盐务局“请回去”定为“右派”，之后作为反革命被判刑六年。小说没有过多的纠缠于这些历史事件，而是将背景快速转到了1979年之后。此时的季利已进入县文化馆成为国家干部，他一方面想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却时常“梦见自己晚上还和犯人在一起睡觉” 的场景，使获得新生的他，灵魂仿佛还关在牢笼里面。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为一种关系，即与社会意识、文化传统以及周围的人等等的关系。在这种种关系的架构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生命个体与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关系状态，对生命个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制约着该生命个体的自身生存状态。赵应对季利日常生活的叙写，为读者呈现的是一位因为时光被耽误，急切的想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季利不断出现的梦境中，作者向读者敞开的却是一个受难者令人恐惧、不安而且绝望的世界，表现出非正常的社會人形象。卡夫卡曾经说过：“受难只是在这里是受难。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他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叫做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面：极乐。” 卡夫卡拒绝尘世快乐与生存苦难之间的和解，坚持以受难的姿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但他在绝望面前是胆怯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找到战胜绝望的力量。即便如此，卡夫卡还是在苦难面前立住了，“不离弃苦难的世界，绝非是因为乐于受苦，进而炫耀痛苦精神，而只是因为苦难的世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终会听到我们的哀告” 。从受难到发出终极呼告，这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传统，它使文学具有了从事实空间飞跃到神意空间的可能，也使受难有了终极的意义：只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信”，我终究会从苦难中获救。这个时候，受难就不再是仅仅经历一些生存的遭遇了，它转变成为了对自身苦难处境的一种探查和关怀。

季利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经历，使得他对变化的世界将信将疑。到省城参加“省群众文艺调演”，在火车上遇到查票的乘警，第一反应就是想往厕所跑，以逃避查验。到了省城住下的当晚，馆长看着睡在宾馆地上的老季，“这是一个在人间大劫难中存活下来的脆弱的生命，如受惊吓之小鸟。是那条船，那条河，那望不到边的芦苇使他逃脱了追杀。我听他讲，他在那条船上随风漂荡，饿了在水里，摸几条鱼，用豆瓣煮来吃，也在岸边偷农民的红苕苞谷充饥。但他感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正是经历过苦难，季利才明白了苦难的意义，明白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有所作为，活着才有价值。对作家而言，从事实层面进入到价值层面，他进入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想象世界，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够把事实带到深邃之中。因为事实后面还有事实。那些拘泥于事实世界而失去了价值想象的作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吞没。如果说赵应在塑造季利这个人物时是在回望历史，接下来的讲述就是随着时代的推进，将存在的意义引向社会维度的纵深。

县文化馆排演的独幕话剧《想方子》在“省群众文艺调演”中大获成功，使得季利成为了小县城的名人，个人的婚姻大事成为县城街头巷尾的热议。在热心人二姑婆的关心下，季利迎娶了19岁的张杏妹。张杏妹之所以愿意嫁给年近50岁的季利，因为“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娶了张杏妹的老季并没有因此过上幸福的日子，一年之后随着儿子的降生家中常常缺这缺那，钱成了全家人头等重要的大事。故事到这里，赵应并没有像近年来不少的“底层叙事”小说那样，将叙事演变成一个“失败者的故事”，从起点到终点的每一次转折都是雷同的，从而陷入故事情节的套路化。从许多优秀的文本中可以看到，真正优秀的小说家不会囿于某种既定的叙事模式，真正直面现实且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小说家也不会将现实做概念化的图解，他们往往会从小说家的使命出发，在作品中关心的已不再是抽象的受难者，而是具体的人，是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面对生活的压力，季利找到叶麻雀让他帮张杏妹在工地找活干。而此时的叶麻雀不再是季利采风时遇到的用死人棺木做甑子卖的木匠，他已成为了县城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在“一个文化人还不如一个棒棒”的时代，张杏妹凭借一个月的辛苦付出挣回来了180元，这是季利一个月收入的几倍。如果说小说家对一个受难者的关照更多集中于他们生存的艰难，对于人的精神状况的考察则是小说家切入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另一条路径。挣到钱的张杏妹用80元为季利买回了一只手表，此时张杏妹心目中的季利是机关单位上班的人，是对季利真正的好。但季利第二天带上手表时，“突然觉得头‘嗡嗡’直响，随着头一阵发晕，眼睛昏花。眼前的手表变成一幅铮亮的手铐，死死地把双手铐住。” 季利的精神状况在赵应的笔下是极度昏暗不明的，它有时表现为一种具体的精神病症，有时则表现为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上的复杂意味。正如季利向卖烟的二筒解释儿子的名字时说的，“是幸福的果子，还是不幸福的果子，我也说不清。”此时的季利真的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怎样。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叶麻雀的建筑工程队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初战成功，工程队也变成了昇平县建筑公司，叶麻雀成为了叶总，张杏妹也由一名工程队的苦力晋升成为了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季利家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张杏妹的心也走了。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此时的张杏妹早已从一个为了有口饭吃的乡村女孩，成为了一位建筑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跨入了当时受人羡慕的有钱人行列。此时的张杏妹已经获得了普通人的尊重，如果说走心可以说是她为了追求自我实现需求的另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就真的正确吗？笔者认为，这既是赵应作为小说家为读者提出的问题，也是作为小说家所要完成的使命。

如果说张杏妹为季利购买手表时，还有着一种对婚姻生活的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那么在带着酒气进门对儿子大叫：“幸果，妈妈有钱了，妈妈能找钱了！明天，妈妈去买泸州肥儿粉，买新衣裳，洋娃娃。”则是希望用一种消费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快乐的观念倾向。研究消费者文化的学者彼埃尔曾指出，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个人的本能冲动不必受到压抑，他们的那种使行为服从于快乐原则的倾向，也不必受到压抑。随着人的经济地位的改变，许多人往往成为生活的享乐者，成为消费快感的追求者，这中间的差别已经不是观念上的差别，而是生活上的差别。张杏妹在叶总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毫不犹豫的抛下季利和儿子投入到叶总的怀抱。此时的她可曾想到那位曾经管她吃饭的人的悲伤？可曾想到自己的骨肉就此失去了母爱？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曾指出，往一个人的灵魂中灌输真理，就像给一个天生的瞎子以视力一样不可能。因此，真理不像一种经验的对象，它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新的、间接地答案。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索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需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当一个人因为欲望而不再遵守社会道德时，到底是认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小说到这里并没有没有去过多去指责什么，而是用小船将季利再次送到曾经庇护过他的芦苇荡中去疗伤。

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但赵应却一直在小说中隐藏了一条暗线，用以呈现三十多年前社会变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家用叶麻雀这个典型人物的生存方式或行为，来揭示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如果说叶麻雀贩卖用棺木做的甑子是因为致富不择手段，还可归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那么之后为了承揽工程向镇长“进贡”，为了中标向吴局长行贿，就是借叶麻雀来揭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某些不规范、无秩序和混乱的社会经济现象。近年来的一些反腐题材创作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有一些作品仅止于暴露问题而落入套路。虽然许多反腐题材创作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但还是应该从时代、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关系作為切入点进行探讨，消除文学期待与社会期待产生的严重悖论。赵应很好的把握了这一点，在小说中没有过多描写叶麻雀等人的行贿受贿细节，而是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一部分，揭示社会变革时期存在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对人性中善的侵蚀。正如周克芹指出的，“文学不必、也不能代替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对于改革开放作出评判。” 因此，文学作品不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具体的档案记录，也不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说明书，赵应在作品中只是一个为所处时代“人的使命”的忠实代言人和机智的表达者。在小说中用叶麻雀这样一个人物来提示我们，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某些不规范、无秩序和混乱的社会经济现象必须被消除。

小说家的使命是小说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赵应在《漂逝的小船》中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期待他能创作更多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