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郭精金

摘要：白居易的闲适诗渗透着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孕育出的独特审美意蕴和休闲思想，富有意趣和哲思。文章将由“小风景”这一全新视角切入对白居易的闲适诗歌研究，借鉴园林美学概念，剖析白居易诗歌中典型而普遍的“小风景”写作观，并阐述白居易详实细致的景物描写所折射出来的文化意蕴，及其鲜明而又独特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诗;风景观;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6-0022-05

0 引言

白居易的写景诗主要集中于闲适诗中。白居易一生创作近3000首诗歌，其中讽喻诗有172首，除却感伤诗及不成系统的杂律诗外，闲适诗就有216首之多，仅从数量上来说，闲适诗就要大大多于讽喻诗。于情于理，作为后世读者的我们都不该忽视这一现象。

诗歌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到唐朝被推向顶峰，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在艺术成就方面尤以盛唐为甚。盛唐诗坛涌现出来的天才巨匠们用他们如花的妙笔描摹情状，形容性灵。从题材、格式、语言、意象、情感、境界……来说，大略早已被众体皆擅的盛唐诗人囊括笔端。那么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人们的风格，做到不落窠臼，推陈出新，也正是他们的追求方向。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人们的不断求索创新正是对于盛唐高峰的一种突。

1 中国风景诗的传统及流变

中国诗歌的风格往往隐而不露，含蓄隽永，诗歌内在的情感往往需要借助外在物象展现，这在客观上就将抒情与写景牢牢地联系了起来。诗人借助对山川风月的描画，表达心中所思所感。将潜藏在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动形之于文、发而为诗，这就是中国诗最重要的特征。实际上，早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卿云歌》这类描写自然物象（祥云）的佳构。但这仅是散篇佚文，未成体系。等到《诗经》编纂成功，这才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第一部风景诗的集大成著作。诗经中各类花草植被、山川河流、鸟兽虫鱼，历来是诗家兴致所在。《诗经》中的爱情、征戍、赠别、怀人、讽喻之作无不发生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中。无论是初秋清晨薄雾笼罩的河畔，还是交交苦鸣于树丛的黄鸟，无论是去时的依依杨柳，还是归途的霏霏雨雪，都与自然风景密不可分，显示出一种天然质朴之美。然而，对于先秦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对于自然审美的发现单纯停留在混沌懵懂状态，没有进行更一步的艺术加工和内蕴挖掘，人与景依旧是全然独立，主客二分的。到了屈原写作的楚辞，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手法，以花草喻人，以众芳之姿类比人之高洁情性，第一次将人与外部自然风景联系起来，着重于内在人格的风标，形成了一定的格局，虽然还没有达到相合相融的地步，但对于先秦风景诗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

两汉以来，由于繁琐的经学考据和谶纬神学的不良影响，写景诗处在低谷阶段，即便如此，清新质朴的乐府民歌也流露有庚续先秦的风貌。魏晋时期，政治上的黑暗与社会的混乱使得玄学的影响日渐显露，考槃隐逸之风盛行，文人名士雅好清谈，托意玄虚。在玄学的感召和启迪下，文人们开始了玄言诗的大量创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文人们发现过分地注重说理和外在形式就会使得诗歌本身寡淡无味，千篇一律，变得机械死板。基于文学的内部发展演变规律，诗歌创作就开始了题材层面上的过渡和置换。文人将目光投向自然山水，山水本乎自然，承载着大道轨迹，领略山水就成了一种体道悟玄的绝佳方式。“老庄超然冲虚的人生境界，成为文人的一种群体性实践行为”。文人为了贴近自然，一方面秉持‘以玄对山水’的审美态度，身体力行地游玩，醉心于浑朴幽姿之山水，一时间遨游之风盛行;另一方面则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实践中。原先文人热衷于玄言诗的创作，现在诗歌中的景物成分则越发增多，江南的山水胜地给了文人极大的宽慰，更进一步促进了文人对山水之美的发现。山水开始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自此山水诗应运而生。曹操发其端，谢灵运扬其波，将山水诗第一次清晰完整的展现于文学史的舞台上，山水从狭小偏僻的角落缓缓走向舞台中央，一跃成为时代的主角。

在经历了汉末以及魏晋南北朝那种乱离之世的探索与铺垫，唐王朝迈着清新刚健的步伐登上历史舞台，它以横扫一切陈腐老旧、建立新秩序的决心与志气雄视百代，截断众流，巍然屹立在诗国之巅。初、盛唐风景诗承接魏晋六朝余韵，但在表现上视野则更开阔，境界也更层深，艺术也更高超，因而成就也更大。李杜王孟四家作为风景诗写作的大家，春兰秋菊，各有千秋。虽才情禀赋、艺术技法、审美习性、个人遭际有殊，但在写景诗的气韵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盛世风采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细致。盛唐诗人较之小家碧玉的“翡翠兰苕”，仿佛更偏爱“掣鲸碧海”这种气势雄浑之景。即便是对于小巧的花草树木的描写，也充满着时代新兴的生机和朝气。盛唐之音的背后寄寓着深厚的时代内容，时代的新气象成就了文学的新气象。严羽所言“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可谓是精到的概括。

2 白居易的“小风景”诗

2.1 中唐诗坛的分野流变

盛唐诗歌珠玉在前，如何进行翻新乃至超越是摆在每一位中唐诗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所幸的是中唐诗人没有辜负时代的期许，在经历了大历年间的中衰和过渡时期，元和成为唐诗发展的又一高峰。这一时期流派分立，名家迭出。“诗到元和体变新”就突出表现了唐诗嬗变过程中“元和”这一时期的特殊地位，而“变新”也成为诗人们摆脱盛唐诗歌风习传统的法宝。不沿循旧法，大胆创新，多元发展，才能赋予艺术创作以新鲜的养料，使得艺术创作能够健康长久。

2.2 白居易的遭际与创作转向

白居易二十七岁登进士科，此后仕途相对平顺。白居易性格耿直率性，富有傳统儒家知识分子杀身成仁的政治风范。他对混乱朝纲的权臣充满厌恶，对于深受经济压迫和战乱苦痛的普通民众则充满同情。纵观白居易生平，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是白居易一生仕宦生涯的转捩点。这一年，白居易因丁母忧去职返乡，服阕三载回京。这一年的六月三日凌晨，当朝宰相武元衡上朝遇刺，一时间人心惶惶。白居易因越制上疏，要求缉拿凶犯，触怒权贵，以“不孝”这一莫须有之罪被贬出长安，左迁江州司马。谪居江州的三年半，是白居易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重要转折期，也是白居易创作经历的一个重大分界线。作为终身服膺于儒家思想的庶族知识分子，在遭遇“忠而见谤”的无端戕害后，白居易面临着精神家园的失落。史书记载了他这时期的心路历程：“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也正是在江州，白居易慢慢确立了自己守志藏道，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从此开始开始了闲适诗歌的大量创作。

2.3 白居易“小风景”诗的艺术内涵

2.3.1 白居易写景诗的小大之辨

爱好阔大之风景或者细微之风景，作为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是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两种美学范式的展现，也反映出时代文化心理的变化，并没有高下尊卑之分。我们不妨将盛唐诗坛的天才歌手李白和白居易做一个对比，正如《庄子·逍遥游》“小大之辨”所预示的那样，李白选择了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而白居易则选择了这两种倾向的后一种，认可“高鹏低鷃各逍遥”（《喜杨六侍御同宿》）的状态，更加趋于保守。这既是不同时代的影响，也是诗人之间不同的气质禀赋所造就的。

因此，与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人偏爱宏伟巨大的物象不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人群体更爱细致微小的景物。一是“宏大的变调”，一是“新颖的异响”，也是诗歌发展的自然选择。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白居易开始了他诗歌的新变历程，也最终孕育出唐诗的新意境和新面貌。

2.3.2 “小风景”的对镜写真——“中隐”观之艺术阐释

白居易说过自己“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就很能说明白居易心中最为重要的两种人生模式：达兼济，穷独善。在遭遇了政治人生的重大挫折后，开始咏拙、诵慵，由“兼济之志”转向“独善之义”。白居易闲适诗作中大量描写“小风景”的背后，正是其“中隐”观的折射。他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细微具体的变化上。他后期的人生在乐天知命、知足保和，保持内心清明的平静中度过。58岁分司东都洛阳，隐居香山寺的经历，使得白居易在自然中进一步厘清社会变化和个人存在的关系。这期间他公余闲暇或休沐之时常寄情诗酒，徜徉于山水自然，过着半在朝堂半在野的“吏隐”生活。

白居易选择的中隐主要是因为它既能避免从政的是非牵扯又有丰厚优渥的收入待遇，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独立兼而有之。白居易的中隐观主要建构在对传统休闲审美诉求的基础上，是对古来隐士文化的一种创新发扬。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隐居的状态往往源于一种对庙堂政治的回避，对社会职责的不合作，亦或是对家庭伦理关系的超越。但白居易的所谓“中隐”，却并非不理政事，也不是与社会脱节，而是身在朝堂政治中却心隐于玄冥物化之境界，上下有道，进退有阶，仕宦与修心并行不悖，达到“致身吉且安”之果效。他可以随时从喧嚣纷扰的浊浊世俗中回返思想宁静的心灵家园，进行自我拯救，这是介乎小隐与大隐的折衷之法，亦是对自我修身功夫的一种更高要求，体现出白居易的人生智慧。

2.3.3 “小风景”诗的内涵：以小见大

以一叶落，昭天下之秋，以一微尘，展无边溪山，以层云几点，表万千波浪，以一月圆，显宇宙之广袤，以一草木，示天地之大化精神，这是中国传统艺术领域的重要贡献。一朵浪花可知海洋浩淼，一拳石可见群山巍峨，微小的自然物可以昭示宇宙天地的玄奥，中国文化当中的见微知著给了白居易风景诗歌写作以无尽的智慧启发。

白居易尤为偏爱小池、斋舍、竹窗、亭台等小巧的风物风景，并多次出现在其笔下。以《白居易集》（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篇目索引佐证，其中以“小”字为诗题之作就有：《小童薛阳陶吹某某歌》《小庭亦有月》《小庭寒月寄梦得》《小舫》《小岁日对酒吟钱湖州所寄诗》《小宅》《小池二首》《小台》《小台晚坐忆梦得》《小桥柳》《小曲新词二首》《小院酒醒》《小阁闲坐》等。这与他生平爱好营造园林宅院有关，不管处境如何，他都尽可能使自己的生活环境舒适和美观：“所至处必筑居”，在退居渭村时“构亭台”，被贬江州时造“草堂”，卜居洛阳时兴致勃勃地指挥手下“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他在造园诗中就表达了园池不在大，在于适意抒怀的功能预设。认为流连小池小景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意蕴，他可以在此回归情感天性的自由与内心安适的心灵状态。

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病假中南亭闲望》）;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馀。（《小池二首》）;爱君新小池，池色无人知。见底月明夜，无波风定时。忽看不似水，一泊稀琉璃。（《崔十八新池》）;

白居易诗中单以“池”为诗头的题目就有三十余处。实际上，“小池”一词有着丰富的语义内涵，可将其拆分来看。一是在“小”，小池的小是客观事实，却因诗人无限的想象力令其内涵显得更加丰富，纳万象于一隅，容至美于方寸，可谓池小意丰，别有洞天。这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园林造景法的借鉴学习，在小小天地间营造出无限的境界，于有限的形式中表现无限的心灵空间，大大拓展了其原本具有的表现义，展露出东方文化中特有的“以小见大”的美学智慧。二在“池”，小池里的水并非与外界联通的活水，而是拘囿于一方天地的止水。止水澄清，堪为镜鉴，止水疏淡，比喻君子之交，止水因而成了诗人精神涵养和文化意识的象征物。在追求心灵自由逍遥的同时赋予额外的人文精神滋养，对人的精神素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人故意封闭空间，人为的隔开景区，使得小池形成独立的生命单元，但又与周围泉石竹树有着紧密的联系。日本学者赤井益久在其所著的《中唐文人之文艺及其世界》中就着重描写了白居易以“竹窗”和“小池”为中心的小风景观。由白居易的闲适诗出发，指出白诗中由风景来表白“闲居”中的環境和这种环境中的精神和感情的交融的普遍性，这种由小的文学风景构筑起来的“诗人自己的世界特区”，目的是为了达到“以小观大，则天下之理尽矣”的艺术效果，这也正是白居易闲适诗中淡泊平和、清旷隐逸之审美风格的绝妙体现。白居易不遗余力的醉心于舒适精致的庭院修建，在内容和形式上又能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顺应自然造化，在精微处追求广大，于有限中追寻无限。清澹荡漾的小池，池边绵延的亭台水榭，参差错落的小山叠石，辅之以藤萝嘉树，花窗曲径，襟带环映，迤逦不尽，将审美视角无限延展，构成和谐圆融的整体，产生出超越于园林小风景自身的悠远的审美体验。园林成了诗人生命的寄托，诗人在其中构筑了自己精神的乐园，他可以独赏园林之趣，远离世俗尘嚣，在仕与隐中寻找平衡点，在散怀山水、寄情林泉中安放自己的尘心，自得天机之清妙。

2.3.4 白居易“小风景”诗的儒风、道意与禅机

白居易十分推崇陶渊明，和陶一样，皆十分注重个人情性的抒发和把握。陶渊明平生不解音律，常演无弦琴以抒个人情性，此為琴上之趣也，又嗜好读书，“不求甚解”，此为读书之趣也。故白居易常在诗中描写读书弹琴之景来吟咏舒张内心的审美体验，以期获得内心的畅快与心灵的解脱。他说“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松斋自题》）、“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池上篇》）。一方面效法陶渊明读书弹琴的日常行为做派，更为重要的则是在琴音和书香中寻求与古人内在精神的契合。他在《清夜琴兴》描绘了自己静夜空林中弹琴的体验：“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泠由木性，恬澹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馀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群鸟栖息，月色皎洁，诗人心平气和地独坐林木间，弹起一张素琴，陶然于格古韵高的旋律，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种舒缓和谐的氛围浮动充盈，天地仿佛都沉浸在那一种安逸舒畅，闲旷雅淡的韵味中。此诗与王维《竹里馆》可谓同工异曲，却又能独具神采，颇见诗人之慧心。琴音与诗文交融，共同构成白居易陶冶情操的消闲方式。体现了处于典型的士大夫阶层的诗人对儒家诗乐文化发自心灵的热爱与追寻。

作为传统的进士及第的儒家文人，白居易多次表现出愿为百姓发声的愿望：“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上以广朝廷正听，下以表民生关怀。希望通过针砭时弊、关怀民瘼，达到“美刺”的目的。但在遭遇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的一场无妄之灾后，白居易的思想开始转向。纵然他内心深处留有儒家思想深刻的烙印，但是面对淹蹇仕途的残酷，他还是选择了改变。他选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并序》），在佛道之间来往穿梭，寻求自在逍遥、超脱世俗的法门。

白居易是道家精神的践行者，也是禅宗思想的忠实拥趸，在他的诗中处处洋溢着道释情怀。如：

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根。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逍遥咏》）

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终来此山住，永谢区中缘。（《游悟真寺诗》）

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锦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闲居》）

从穿衣到饮食，从读书到出游，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于白居易来说，绝非冗余的累赘，而是其修身养性的绝佳方式。白居易并不排斥物质生活，而是提倡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他的高明之处也正是在描写衣食住行等日常琐事之中，践行他那一套生活美学，将他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率情任性、放任无拘的精神追求，真实的投注到自我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求中。达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愉悦，寄寓生命情怀。

白居易喜爱游山玩水、交游唱和、饮酒赋诗、弹琴绘画，他自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醉吟先生传》）。可以说他动用了一切手段来使自己的生活充满快意乐趣，去留无碍，随缘自适，尽情地享受世俗之乐。在山水登临，杯酒光影中放飞身心，畅叙幽情。

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荫。早年诗思苦，晚年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闲咏》）

面对鲜明纯净的自然风光，诗人以自然之眼观之，以自然之美思之、悟之，以心关怀外物风景，再由外在的风景投射到内心世界，一种活泼泼的禅意跃然眼前。诗人把内在的生命情感投射到外部山水，人与山水风景彼摄互荡，浑然一体。引发一种内心的欣赏、认可、和体悟，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触目皆菩提”的审美之境，在平凡的生活中达到审美的提升。

3 白居易“小风景”诗的流响及现代价值

白居易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在诗坛上获有极高的地位。唐宣宗不仅高度称他为“诗仙”，盛赞其诗歌成就璧坐玑驰，光彩夺目。也从侧面表现出白居易诗歌风行海内外，就连番邦之人都能吟咏欣赏的巨大影响力。明人则评价其影响“唐诗人生素享名之盛，无如白香山。”实际上，白居易对后世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遂性淡泊的诗歌情调;一是吟玩性情的“中隐”思想和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心理有相似之处，故而后者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

从中唐到晚唐的历史，唐王朝国力日益衰微，江河日下，气息奄奄，党锢之乱与地方藩镇割据甚嚣尘上，文人们用世之志消磨殆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生活。寒门士子进退无门，白居易的中隐策略，为失意的晚唐士人们如何应对仕途的得失成败提供了很好的效法范式。皮日休、陆龟蒙诗歌中就常有林泉池沼、诗酒逸乐等闲暇之咏，着力表现出俗世生活中的乐趣，就是对白居易创作思想的典型效法。

生活百事，看似繁碎琐屑，但白居易偏能自出机杼，多方面描述生活常见事物，在日常基本的生活方面发现美，描摹美，可谓开宋诗日常性描写之先导。南唐的徐铉、徐锴，再到宋初的李至、李昉、王禹偁等，无一不是受到白居易“小风景”写作观的影响，还因此形成了“白体诗派”。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就是白居易的忠实拥趸。两人仕途经历庶几似之，东坡视其为精神上的知己，在宦谪生涯中同白居易一样学会体悟生活的幸福美好，保持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笑对苍茫。苏轼贬至杭州担任通判时所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未尝不能看做是对白居易中隐思想的致敬。而自宋后，白居易诗歌影响虽非一直热烈，但是代不乏人，这种影响是一以贯之，持续不断的。

统观唐代诗人诗歌，李白是谪仙，杜甫是圣哲，孟浩然是隐士，王维是佛陀，他们是闪烁在诗唐天空上的耀眼明星，下面充盈着无数人瞻仰和崇敬的目光。可他们离人间始终那么远，有一层看不清的隔膜，使人无法亲近和触摸。而白居易在佳构如林的诗人中间显得是那么亲切自然，纵览白居易一生的经历与创作，幼年困苦的生活，使得他对于劳苦大众富有深沉深的关怀，一系列的政治打击让他逐步看清了现实，开始前后诗风的转向，经历残酷生活的百般磨砺之后，以苦难熔铸出纯净自然的生活心态，他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这正是一个普通人奋斗成长的故事。

乾坤广大，草木青青，他的品质与情怀从来不曾消却，对于细微的一草一木充满依旧怜惜与同情，对于人世间平凡的生活，仍葆有着殷殷的关切与悲悯，仍然充满发自肺腑的珍惜与热爱。认清生活的真相，却依然执着的爱着它，不求宦达显贵，只是安静的享受生活里的闲适温柔。处在喧嚣迷乱的世界中，白居易写景诗歌的审美精神给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可能。保持一种笃定安闲的心境，知足而常乐。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发现乐趣，享受生活本真之美。这正是拯救精神贫瘠、信仰缺失的现代人焦虑迷惘的一味良药。我想，这就是白居易所给予我们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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