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难于其易”

黄明朗

北宋时期，范仲淹任襄城知州，号召百姓栽桑养蚕却无人响应。他想出一个办法：对情节轻微的罪犯不收监，罚其栽种桑树，并按栽种成果减免罪。为了减罪，犯人们精心植桑养蚕织布，收益颇丰。几年后此事渐成风气，百姓因此致富。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在推行政令时，往往手段强硬，作风“霸道”，层层施压，费尽周折。是采用“蛮办法”好呢，还是四两拨千斤好呢？老子《道德经》有云：“图难于其易”，解决难题，要从容易的地方做起。现实中，面对接踵而至的难题，有人一夜急白头，忙得焦头烂额，仍费力不讨好，有人却有条有理，事半功倍。这说明难和易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化难为易。试举几例。

首先，下定决心，迎难而上。上世纪80年代，温州假货猖獗，屡禁不绝。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在温州买了根皮带，老板信誓旦旦说是真牛皮，没成想一个月后，柴松岳打个喷嚏就把皮带震断了，这让他对假货猖獗有了切肤之痛，决心釜底抽薪，彻底整治。温州全市动员，把堆积如山的假冒伪劣产品付之一炬，通过霹雳手段，终于刹住假货之风。为官避事平生耻，破解难题的成效跟决心大小关系极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就是有本事”，徘徊等待，知难而退，只会错失良机，使问题积重难返；反之，看准了、想清了，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

其次，把握规律，指导实践。孙中山先生认为“知难行易”。面对困难，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就盲目实践，注定会碰钉子；认识它，理解它，吃透规律，措施周全，解决起来就相对容易。抗日战争时期，针对甚嚣尘上的速胜论和亡国论，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清晰地预见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确定了持久战的方针，高屋建瓴地指出抗战的根本途径、战略战术……毛主席的科学预言同后来战争的发展和结局惊人一致，驱散了人们心头的迷雾，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夺取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再次，运用智慧，精准施策。跳出格局，讲究策略，开动脑筋，增加行动的智慧含量，是克服困难的良方。困难越大，越需要大智慧，以最小的成本、代价，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针织名城”象山爵溪，常住人口不足1万，外来人口却有3万，赌博、斗殴、欠薪、劳资关系紧张……问题接踵而至。若囿于陈法，无非是增加编制，多配管理人员和警力。爵溪独辟蹊径，组建3个流动党支部，吸收“新爵溪人”加入街道党工委，建立“以外管外、以外治外、以外服外”机制，一旦发生矛盾，外来务工人员一听乡音，便觉得见到了自己人，因此心平气和。最终结果出乎意料，“3个支部管好了3万人”。

此外，创造条件，水到渠成。辩证唯物主义的条件论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要承认条件、尊重条件、依据条件办事；同时，经过主观努力可以改变条件，也可以创造出某些原先不具备的条件，促成事物向预期方向发展。1980年，胡启立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因唐山地震重创，15万仍住抗震棚的市民怨声载道。胡启立承诺，一年内让灾民回家过年！但住房缺口太大，更主要的是广大干部缺乏克服困难的精气神。重压之下，胡启立请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视察天津。万里视察后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大动肝火：若再不改变面貌，我向中央报告撤换你们！市政府乘风借势，把压力变成各级干部的动力，一改拖拉作风，抓紧抢修地震受损房屋。同时特事特办，借用各单位新盖住房安置灾民，一年内临建棚拆光，灾民全部搬进住宅。

最后，分清主次，循序渐进。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是前无古人的宏大事业。小平同志从国情出发提出“三步走”，如今已经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標，全党全国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发努力。矛盾有主次之分，事情有轻重之别，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势必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欲速不达。从容易处着手，先解决温饱，再达到小康，将来实现现代化，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既相互衔接，又层层递进，渐入佳境，遇到的阻力小，并能积小胜为大胜，为更加宏伟的目标奠定基础，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