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往复笑春风：“泰戈尔画展合影”辨析

摘要：本文就1948年6月间拍摄之北京大学举办中印联合画展来宾合影，对其拍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及历史背景进行考订，力图通过图像自身的历史价值，佐证发生在现代中印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一段史实，为从事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的同时，纠正相关图版注释文字的失误。

关键词：泰戈尔 胡适 徐悲鸿 王青芳 苏可拉

一、“胡适文物图片展”引出的话题

1891年12月17日，胡适诞生于上海。这位安徽绩溪上川明经胡氏第四十二代孙，小名嗣穈，行名洪骍，字适之。他早年留学美国，于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2011年12月8日，在北京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旧址，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主办了为期一个月的“胡适文物图片展”。展览分为“早年求学”“文学革命”“学界领袖”“学者大使”“北大校长”“晚年身影”“亲情·友情”七个部分，其中实物展品131件、图片97幅。展览充分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手稿、著作等重要实物以及珍贵的历史图片，引领观众走进这位20世纪中国极具名望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这不仅是海峡两岸研究机构首次合作举办关于胡适的展览，许多文物和图片也是第一次向公众展出，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一级文物——胡适题赠钱玄同的《尝试集》、胡适致钱玄同的信、胡适执笔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等。美国圣若望大学教授李又宁博士捐赠的1940年胡适致蒋介石信函也同时展出。此外，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本次首度亮相。信札内容涉及与1920年《新青年》相关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所展图片中有不少是台北胡适纪念馆提供的，向观众再现了离开大陆之后胡适先生的行踪与生活影像，极为难得。台北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表示，在这样一个胡适曾经奉献过精神和心力的地方，举办纪念他的展览很有意义，“对两岸而言，胡适更有亲切含义，他的魅力不会因为政治和其他俗世的因素而泯灭”。

1945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校长”部分的展室内，有一张胡适与众人合影的照片，图像下侧的注释文字为：

1948年6月，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孑民纪念堂前留影。前排左起：1季羡林、2黎锦熙、3朱光潜、8胡适、9徐悲鸿；二排左起：3饶毓泰、4邓懿、7郑天挺、8冯友兰、9廖静文；三排左5邓广铭。

这张照片曾见于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著《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一书中[1]，注释文字大致相同，只是拍摄日期明确为“1948年6月15日”。从合影人物在教育、史学、艺术界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影响而言，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有网友甚至断言这也是胡适当时于合影半年之后仓促飞离北平之前的最后一张合照。该结论确否，有待考证，但仅就该照的拍摄日期及画展内容说明而言，经查阅相关资料，断定其有误，是毫无疑问的。

二、泰戈尔、徐悲鸿：中印文化传播的使者

1924年，印度诗翁泰戈尔访华时，徐悲鸿远在法国留学，二人无缘相见。1938年秋，徐悲鸿应泰戈尔的邀请，带上一批作品自重庆赴中国香港，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举办赈济画展，辗转达一年之久，终于在1939年的冬季抵达印度。这年12月14日，他在印度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拜见了举世尊为圣人之泰戈尔，其亲爱慈祥之容，给徐悲鸿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在随后参观该院美术展览时，徐悲鸿首次欣赏到泰戈尔的画作，认为这些略近中国文人画的作品构图设色奇古，幽逸深邃，充满意境。12月23日，正值国际大学第39周年纪念日，徐悲鸿个人画展在此举办，展出包括油画《田横五百士》《广西三杰》、中国画《九方皋》《巴人汲水》等在内的作品百余幅。泰戈尔亲为揭幕，并致欢迎辞，新旧学生及来宾近千人参观了画展。1940年1月间，徐悲鸿多次为泰戈尔画像，有一幅至今仍挂在泰戈尔故居的墙上。2月17日，圣雄甘地到国际大学，徐悲鸿在欢迎会上为甘地画速写像两幅，并经泰戈尔介绍会见了甘地先生。同月，在加尔各答的印度东方学社举行了徐悲鸿第二次个人作品展览会，泰戈尔亲笔在印制精美的目录上撰写序言。画展联结了中印人民的感情，宣传了中国文化与美术，也使得徐悲鸿成为印度美术界与文化界无人不晓的著名人物。这一年，他除在印度创作了《愚公移山》等不少代表性作品外，还结识了许多印度朋友。他曾与印度大画家阿邦宁·泰戈尔（即诗翁泰戈尔的侄子）一起谈论艺术，欣赏绘画作品，铸就了深情厚谊。他还与当时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1882—1966）合作将泰戈尔的绘画作品精心加以检选，得精品370余幅，最精者70余幅，拟由国际大学出版，泰戈尔对此深表首肯。以后徐悲鸿曾陆续撰写发表了《在泰戈尔欢迎会上的答辞》《我在印度》《怀念诗圣泰戈尔》《漫记印度之天堂》《悼泰戈尔先生并论及绘画》等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这段在印度“呼吸和爱之空气，沾此光明之德泽”的美好时光及对诗圣泰戈尔的缅怀之情。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华访问时，就写出一份《增进中印接触的备忘录》，提出发展关系的七条建议。国民政府亦提出《中印合作措施纲要》：交换教授讲学，交换留学生，交换出版物，交换新闻，互派调查、访问和旅游团等。这些举措以后都得以落实。

1943年，中印兩国政府决定互派留学生。1947年7月，印度临时政府派遣11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的语言、艺术、史地和哲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此格外重视，布置相关院校设置专门机构、指定专业班级来接待这些留学生。这在同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信中[2]有所反映：

适之先生惠鉴：

十月一日来示奉悉，承约参加印度学生辅导委员会，自当应命。不过鸿以体弱多病，不能随时到会，在成立会时当可出席一次，特先陈明，尚祈见谅。又印度学生Chowdhuri 等曾到敝校接洽，并早奉教部训令，当即开研究班一班，如该三印籍学生一面在贵校学习中文，一面来敝校补习绘画基础，则彼等将来学习更较便利也，不识尊意以为何如？专此即叩。

道安

徐悲鸿顿首 十，六

不知是笔误还是中途变故，后来实际到国立艺专研习绘画的只有苏可拉（Y.K.Shukla）和周德立（N.R.Chowdhur）两位。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印度艺术家，都具有相当成熟的印度绘画基础，所谓补习绘画基础，是指学习中国的传统绘画技法。苏可拉1907年生于印度，少好艺术，曾就读于孟买艺术学校，1934年毕业后，由国家派赴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近代印度艺术展览会，作品数获金牌及奖金，后又获得意大利政府颁授的奖学金，入读罗马皇家艺术学院，研习版画，193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返国从事教育工作，1947年考获政府奖学金，由政府选派来华研习美术，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周德立（1910—？）曾创作过《现代印度教育》巨幅画作，解释了甘地提倡工业和教育的情形，在色调和笔触上与中国敦煌壁画相仿佛，但形式上又像手卷。他们抱着发展印度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这个明确的目标，所以在学习和研究另一种绘画技巧的时候，知道如何去批判和借鉴，为自己的创作汲取营养。二人进入国立北平艺专绘画科研习班修读中国画，因为学习中文不久，随班听课不方便，徐悲鸿就指派该科讲师王青芳做他们的绘画指导教师，好在艺术语言是相通的。

三、王青芳：昔日的“艺术交际花”

王青芳（1901—1956），江蘇萧县（今属安徽省）人，故号芒砀山人。早年就学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曾与李苦禅、赵望云等人发起组织“吼虹艺术社”。该社宗旨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以进步的美术作品弘扬真、善、美，抨击黑暗社会。毕业后王青芳先后任教于北京（平）孔德学校、艺文中学、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等校。他擅长花鸟走兽，不泥古法，别具创新，崇尚徐悲鸿画风，所摹其作几可乱真，曾为诗云：“画工神骏说徐师，妙手通灵顾恺之！知否燕京有弟子？捧心丑妇效西施。”兼工书法篆刻，拜齐白石为师，颇得白石翁嘉许，谓之“世有骂余者，亦必骂青芳”，弦外之音，不言自明。王青芳犹致力木刻创作，取室名万板楼，自称万板楼主，实则亦非虚言。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即受到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参与北平木刻研究会、平津木刻联合展览会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等一系列重大的活动。他平日醉心创作，废寝忘食，其创作内容之广、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平津地区无人比肩，更以传统木刻形式融入新的内容，创作出独具特色之“诗配画”的木刻艺术形式，诌句打油，友朋唱和，看似随意之间，留存大量掌故史料，令人倍感新奇，华北各大报刊争相连载。他的早期作品选题广泛，多以底层民众社会为主，针砭时事，锋芒毕露。至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其作品内容趋于隐晦含蓄，借历代先贤事迹、当今学者风范，曲折地抒发作者御外复兴民族精神之意志，讽者以为无聊，识者则击掌称道，可谓独辟蹊径，另开新风。又以其性格率真，古道热肠，勤奋努力，热心公益，享有“艺术交际花”美誉。抗战胜利后，王青芳受徐悲鸿聘请，仍执教于国立北平艺专，教授山水花鸟画课程，其绘游鱼，深得徐悲鸿赞赏，誉之可与素有“金鱼王”之称的汪亚尘抗席。

这两位印度留学生在徐悲鸿、王青芳和其他一些名画家如李苦禅、黄均、蒋兆和、启功等的指导、协助之下，对中国画的布局、造型和笔墨等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且通过写生和临摹相结合的练习，很快地掌握了水墨画基本技法，同时进行了很多构图练习。这些构图的题材内容是印度的，表现方法则采用了中国的白描和水墨渲染，这种尝试以苏可拉做得最多。1948年5月1日，中国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与北平美术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美展时，徐悲鸿撰文《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就其中最具性格之作加以介绍：“印度之苏可拉君，已在其本国建立地位，昔曾留学意大利，尤精版画，去年来中国研究中国绘事，此次出陈王青芳像，气势勇强，与其另陈之小幅印度画大异其趣。另一位印度画家周德立，为印度当代大画家囊达拉·波司先生门下，画风略为浮动，但其印度作品甘地使命大横幅，则殊老到也。”对他们的艺术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

苏可拉对中国文化艺术极为推崇，对绘画、篆刻乃至装裱都曾潜心学习，获有心得。他还曾多次获得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喜鹊、山水等画作，也得到过齐白石、黄君璧、傅抱石、王青芳等人作品馈赠。这些作品经他带回印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方在英国伦敦释出。而在1948年11月下旬，经苏可拉努力，还促成将王青芳画品20幅运往印度展览以沟通中印文化艺术交流之佳事。[3]

四、关于中印联合画展

1948年6月4日下午4时，在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举行了中印绘画联合展茶会，也就是绘画展览的预展。故都文化界冯友兰、周炳琳、李书华、徐悲鸿、黎锦熙、杨振声、沈从文、叶浅予、季羡林、邵循正、王青芳、唐兰、朱光潜、吴晓铃、陈梦家、泰无量、师觉月等中外人士80余人出席。校长胡适主持并致辞，介绍苏可拉、周德立两位美术家，申明这次画展是他们的毕业成绩预展，也是他们工作成绩的预展，并对徐悲鸿、王青芳的教导表示感谢。徐悲鸿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印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认为中印两国在两千年历史上的文化关系是人类最理想的关系，这关系如不继续，是人类史上最可惜的事。如今在胡先生领导之下，大家从事这种工作，虽然发端不大，但在人类文化上一定大有贡献。演讲完毕，众人随即参观苏可拉、周德立二人作品，徐悲鸿、叶浅予留印作品，泰戈尔和鲍斯赠送给胡适的绘画作品数幅也同时参加展出。叶浅予曾于1943年夏应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邀请，以战地记者名义前往印度兰伽中美训练营，并游览佛国，访问过寂乡诗人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在幽雅肃穆极富诗意的环境中，接触到印度的美妙舞蹈，并产生出浓厚兴趣，画有大量舞蹈形象和印度风光写生。

关于此次展览，北平的多家报纸进行了前期预告及追踪报道。如《华北日报》于6月1日刊登《印度画展定期在北大举行》通讯[4]；6月5日，《平明日报》刊登胡冰特写《印度风吹到北大，中印联合画展先睹记》，详尽介绍举办画展经过及其创作成绩，文中认为，苏可拉、周德立两人作品多半是模仿徐悲鸿和王青芳的作风，所画的鸡、马和风景等均有神似之处。两位还有些素描和纯印度风的色彩画，都很见功力。会场中陈列着泰戈尔所画的三张画，一张是许多鬼脸，一张是女像，还有一张作烟云潮泛之状，徐悲鸿认为这几件作品表现了诗翁极度的天真和完全的性灵。这是1924年4月间泰戈尔访华来京时，胡适将以往所作的《回向》一诗写成横幅，作为64岁生日礼品送给诗翁的回报。此外，展出的鲍斯作品中，有一幅水墨画《困象》，是他送给胡适校长的，上面有印度文的题字，胡氏在题跋中写着：“一九二四年五月，印度艺术家鲍斯先生（Nardaia Bois）作了这幅《困象》送给我。上方的题字大旨是：有待于外的，是痛苦之因；自足于心的，是快乐之源。胡适。一九二四，六，十。”徐悲鸿这次参加展出的作品有《泰戈尔翁像》《世界第二高峰》和许多素描的照片，叶浅予的作品有在印度的素描多幅以及印度人的舞姿等彩墨画。参观结束后，大家到院中合影留念，然后应胡适邀请去参观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建处。

虽然孑民堂門口贴着“今天招待特别来宾，明日起公开展览”的通告，但许多北大学生都趁此机会一拥而进，落得先睹为快。从事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史、美国史和拉美史的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当年还是位历史系的在校生，因出生于书画世家，父亲罗文谟是彼时比较有名的画家，跟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人皆有往来。罗荣渠自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参加过著名版画家李桦的木刻班，因此像这样的画展他一般不会放过。他在1948年6月4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课毕过孑民堂，看正在举办的中印画展。中外仕女来宾不少，由胡适主持，作者为Sukola（苏可拉）、叶浅予、徐悲鸿等氏，还有几幅泰戈尔作的很有灵性的作品。我们特别注意印度画家画中国画，他们有西洋的技巧训练，也多少有创作天才，不过在以线条胜出的白描方面，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笔力太差。”[5]这是颇有见地的艺术品评，也是一篇极为难得的史料——来自中印文化交流活动的目击者，它印证了这幅合影拍照的时间和画展内容。

如果对照片细加辨识，除了原照片注释人名外，还是能多认出几位熟悉的面孔：前排左6王青芳，即本文的主人公之一，依然是仰首远眺的习惯性姿态，居中的位置，也能说明人物的重要。占据中央、着白色服装的印度青年，即为周德立。徐悲鸿右侧头戴印度帽者是苏可拉。紧邻右侧着深色西装、扎花格领带者即叶浅予，画展的参与者之一，此时为国立北平艺专图案系主任。其右侧手持照相机者，是否为泰戈的侄曾孙泰无量（此时正在北京大学学习，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有待进一步考证。苏可拉身后那位着西装、系领带者为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胡适离平后其曾与郑天挺、汤用彤主持校务。二排右1为陈梦家，著名诗人、考古学家。他的下方戴眼镜者为油画家卫天霖，不久之后便携其子女奔赴西北解放区。三排右1为杨振声，教育家、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三排中间邓广铭的右侧身着浅色西装者为吴晓铃，1942年8月应邀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这位研究古代戏曲小说的专家还是印度文学、古典戏剧专家。邓氏左后方那位被遮挡的戴眼镜者，应当是史学家唐兰；右后侧稍有遮挡者为文学系教授沈从文，不久前刚刚为印度泰无量所译的印度彭加利文《中国小说》一书作序，同时参与了由胡适、汤用彤、韩寿萱等组织的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并在博物馆专修科任教。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文学家沈从文之后竟以文博专家闻名，也就多了一层注解。沈的右侧身着西装、戴深色眼镜的那位，就是印度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师觉月。他的《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论述了中国的古代交通、佛教往来、佛教在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两大文明的比较等问题，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篇章。此时正值他首次来华讲学、荣任北大客座教授期间。

孑民堂故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原为清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宅第。清末，裔孙松椿承袭公爵，该府即称为“松公府”。民国初，此宅归并北京大学。1947年，北京大学将宅第西部中间一院改成“孑民纪念堂”，以纪念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孑民为蔡元培的号）。孑民堂坐北朝南，三进四合院，南有垂花门，门内即为前院，院内北房五间，有正殿五间，带前后廊，前有月台三面出阶，硬山顶灰筒瓦过垄脊屋面，室内为井口天花，两侧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子四周有围廊相互，廊子上有倒挂楣子，下带坐凳栏杆。府内雕梁画栋，古槐参天。每到夏季，浓荫匝地，蝉声悠长，寂若古刹。院内的几棵松树，据说还是傅恒亲手栽种。这幅合影即在正殿台阶前所摄。对照现存的遗址照片来看，旧时围廊上方彩绘纹饰已荡然无存，往昔建筑的豪华景象、留影者风华正茂的身影，已随风雨飘逝，物是人非矣。

所谓“泰戈尔画展”，确切说来是一个中印绘画的联合展，有印度人画的中国画，也有中国人画的印度风物，前者是这个展览的主体——艺专印度留学生苏可拉、周德立二人的毕业作品展，后者是徐悲鸿、叶浅予二氏在印度的作品。另外还陈列着一部分更为珍贵的印度名人的作品。其正式展出时间只有5、6两日。据王青芳告诉记者：他们的作品8日起，将移到前门箭楼公开展览一周，展出作品数量比这次还要多些。[6]这样推算，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15日这天合影于孑民纪念堂的。

为此，对这幅合影照片，可以如此注释（人名酌情标注）：

1948年6月4日，胡适校长与出席中印联合画展的来宾在孑民堂前留影。

五、备受各界重视的苏可拉、泰戈尔画展

除了在北大孑民堂、前门箭楼举办画展外，这年8月间，中印学会在南京社会服务处（Social Service Hall）也为苏可拉筹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凭借与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渊源，亲自致函系内教员吕斯百、黄君璧、谢稚柳等推介。叶浅予也从旁协力，致函“沙龙夫人”郁风尽力照应。而傅抱石将自存赏玩之作《柳荫美人》图题赠这位印度画家，看得出视同知己、以艺会友的那份情谊。图中弱柳依依，轻掠画面，枝梢下，赭衣仕女折梅，踽踽独行，回首凝望，若有所盼。该作设色清丽，着重描绘出仕女气质优雅、含蓄动人的意态，写来细致用心，应属1945年至1946年间惬意之作。款识：“抱石写于东川。苏可拉先生法家教正，戊子秋，金陵并记。” 画展于8月21日在国际联欢社（International Club）举办，各国驻华使节、政府要员、新闻及文教艺术界人士云集一堂，见证了中印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时刻。苏可拉等十名印度学者来华进修，乃中印文化交流之盛事，于国民政府，兼具外交上之意义，此乃苏可拉画展获重视之背景，故平、宁两所重点大学先后为其筹办个展，胡适、王世杰、罗家伦等政界、学界名人大力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之后，苏可拉曾赴敦煌千佛洞考察、临摹壁画。罗荣渠在1948年11月15日的日记内有较详尽的记录：“昨天下午在日本书店碰见Mr.Sukola，才知道他已自敦煌回来了。他要我约一个时间去看李桦先生……接着去看Mr.Sukola（苏可拉先生），本想看看他从敦煌带回来有些什么珍贵东西，不巧他的临摹作品正在付裱，所以只看到几张千佛洞的照片。我乘机请他送我一张他的作品以为纪念，他说可惜说得太迟了，现在手中作品全已寄出，但如在回印前有空，他愿意画一张来送我，不过他下周就要飞印，不知还来得及否？”结合前文所述选取老师王青芳作品20幅携往印度举办画展之事，苏可拉返回印度的时间应在1948年11月28日。

回到开篇处，巧合的是，与北京“胡适文物图片展”遥相呼应的“泰戈尔：远行的罗曼史”作品巡回展此时正在云南大学举行。此次画展是纪念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50周年诞辰、中印建交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和云南大学联合举办，展出泰戈尔高仿真绘画作品45幅，分“肖像静物、自然风光、戏剧场景和艺术之语”四个系列。这些作品的选择，是否出于70多年前由中国美术大师徐悲鸿与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鲍斯精心检选所得那批泰戈尔绘画精品之中呢？胡适先生倘若在世，能否出席泰戈尔画展，在演講中重温“有待于外的，是痛苦之因；自足于心的，是快乐之源”？

时隔71年之后，为进一步推进现当代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加强中国和印度人民双方的互相交流与理解，以学术和文化交流为引导，有效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具体实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联合安徽博物院、安徽美术馆、深圳美术馆、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于2019年11月23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题为“‘和平之乡’的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常任侠与常秀峰”的专题展览，中国赴印学者与留印美术生有关中印文化艺术的交往事迹重现于国人面前，令人深感欣慰，其中详情是需要另撰文章陈述的。为配合展览，同时举办北京大学“东方大文学”系列学术工作坊第五次活动——“现当代中印文化、艺术交流与人员往来”学术研讨会，对该领域的话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诚如东方艺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所言：“几千年来，由于中印两国文化互相传播，中印艺术表现出东方艺术相似的情调，好像并蒂的花枝，互相照耀，互吐芬芳，标志着中印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

沈平子，独立撰稿人。

注释：

[1]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卷）[M].合肥：黄山书社，1994.

[3]1948年11月19日《平明日报》《王青芳画品将运印展览》：“酝酿多日之王青芳画品运印展画，现已决定于本月二十八日成行，由印政府派遣之留学北平艺专之研究员苏可拉氏运往，并于二十至二十二日，在本市米市大街青年会，举行国内预展三日，连同其发明之国画写生新画具，二十一日午（星期日）氏并亲往会场，当席试用，按王氏早年有艺术交际花之称，春间运美展览颇得国际佳评，此次去印，定卜声誉益着，沟通文化，为国家放一异彩。”另见同日《华北日报》：“画家王青芳近应印度政府派遣留学中国学生苏可拉之要求，选取精品二十幅，运往印度展览，借以沟通国际文艺，在青年会举行预展三日，二十八日起运往印。”

[4]《印度画展定期在北大举行》：“【本报讯】北大校长胡适、艺专校长徐悲鸿及朱光潜、施觉月、季羡林等教授，为介绍印度艺术，促使中印文化交流起见，顷特发起“印度画展”，定六月五六两日在松公府北大孑民堂纪念堂公开展览，留学中国印度画家苏可拉G.K.Shuuhla、周德立N.R.Chorudhur两先生之作品数十幅。此外艺专徐悲鸿及叶浅予两氏并将留印时作品多幅参加展览，并定六月四日下午四时由北大备茶点招待各界，举行预展。”（1948年6月1日《华北日报》）

[5]罗荣渠.北大岁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原文内容见于1948年6月5日《平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