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股份制：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资本社会化达成资本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贾康　苏京春

摘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核心与实质，是以股份制为实现形式的社会资本与私人股权的内洽，逻辑起点是马克思强调的股份制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本文论述了这种扬弃应当结合当代实际生活中股份制的发展，使之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及结合混合所有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进一步深化认识，积极探索在股份制升级发展中，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资本社会化带来对资本私有制形成“积极扬弃”的原理与路径。

关键词：股份制 生产资料 资本社会化 个人所有制 市场经济

在创新发展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人们思想的解放与改革的实践，应该面对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实际生活中一个关联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现代化升级的重要问题，就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取向下股份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深化这方面的理论探索，也是继承与发扬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重大理论命题的合乎逻辑的积极努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应该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这种重建的核心与实质究竟应该是什么呢？过去学术界虽有讨论，但还很不充分，往往囿于认识局限性，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内曾为人们十分强调的“消灭私有制”这个“条条框框”中，试图自圆其说，抑或归结为仅是在生活资料方面个人所有制的重建。

《共产党宣言》中文本里面确实有“消灭私有制”这样的表述，但是细究1848年2月问世时及其后再版时由马、恩规定为以后各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之基础的德文原文，“消灭”的用语是“aufhebung”，即“扬弃”，准确的中文翻译为“扬弃私有制”。英文版在翻译此单词时，用的是“abolition”，即“废止”（本应用sublate，语义更为贴切）。当再译为中文时，估计当年陈望道等人参照英文版、依从日文版的处理未能对证德文，是表述为“消灭”，以致以后各中文版本沿用至今。

“扬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康德首先使用于其哲学体系内，后来费希特大量使用，黑格尔赋予这一概念以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涵义，并用来构建自己的以辩证法为人类思想史重大贡献的哲学体系，表示的是事物发展中对旧质既抛弃又保留、既有克服又有继承的关系。中文曾将这一德文单词音译为“奥伏赫变”，后又意译为“扬弃”，这被学者评价为译得“信达雅且形神兼备，相当思辩”，

张明明：《不疯魔，不哲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可令人联想麦稻收割后的扬场之去粗取精，自体升级。

如力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的相关思想，应当认为“扬弃私有制”才是较准确的汉译。同是这篇文献，马克思、恩格斯特别说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以此而说清楚了“个人占有”和社会产品的必然关系。所谓“消灭（扬弃）私有制”，在马克思的思维逻辑和论述脉络中，只可能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制概念，这是个早已在命题中锁定的十分明确的概念：与个人相关，能够重建的是什么呢？如果说重建的是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那么实际生活里生活资料天然的存在形态就是归个人所有、占有的，包括工人阶级必要生活资料里“V”的部分，天然是工人需要占有的，该吃的吃进去，该穿的穿起来，才能作为劳动力发挥功能——这种个人对于生活资料产品的占有制度，无所谓重建的问题。

本文提出，应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核心与实质，放在以股份制为实现形式的“社会资本”（即“资本社会化”）对私人股权的包容与内洽上来。这个内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逻辑的起始点，正如马克思在其代表性著作《资本论》中所指出的，是股份制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具有“扬弃”作用。而关于这种扬弃，我们应当结合当代实际生活中股份制的发展已使之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及结合混合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来进一步深化认识，依严谨的学理来探索在股份制的发展中为什么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资本社会化，能够带来对资本私有制“积极扬弃”的原理与路径。我们以本文的相关探讨，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可供探寻的理论认知框架和深化创新的路径指向。

一、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

（一）马克思对股份制“扬弃”作用的认识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已敏锐地意识到股份制的特异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可能贡献。从社会经济生活观察：“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8页。 从生产关系的制度演变观察：“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498页。

这些文字反映了马克思关于股份制论述中的核心观点。首先，可知马克思有生之年，明确判断了由于股份制的出现而形成的“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社会资本”属性，以及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意义，并伴随着由“私人企业”转变为“社会企业”的破茧成蝶式的升级。他虽然还未直接认可股份制已经将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但他却已经明确认知这是私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其所新产生的“社会企业”中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相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其次，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以及结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两个决不会”原理所揭示的公有制形成的新社会形态是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起来、“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逻辑。不难看出，虽然那时仍把一般的股份制归为一种“消极扬弃”，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股份制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形式否定、对其具有的资本社会化运行特征，以及其所引发的走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态”，是秉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同时，他还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社会资本”形式下的劳动者合作工厂机制，是已出现的“积极扬弃”。

（二）马克思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逻辑

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核心认识有两层：第一层是“第一个否定”，第二层是“否定的否定”。

所谓“第一个否定”，指的是马克思对私有制从“小生产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性认识。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2～873页。可知，简要地说，这是第一个否定，即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小生产所有制的否定”。

所谓“否定的否定”，则指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必然性认识。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这样论述道：“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3页。

围绕以上两个层面的否定，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认识时特别提出，第二个层次上的否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自身的否定”，是在第一个层次上的否定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小生产私有制否定基础上的再次否定，从而是“否定的否定”。而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所指的方向，那就是：“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为这一结论，列明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条件，那就是“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这一条件，充分揭示了马克思对资本私有制发展方向是升级为公有制的思考。马克思在说到由此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之后，紧接着又提到：“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结合前面的分析，这句话当中的“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很显然就是继续论述第二个层次上的否定问题，而结合马克思所强调的条件中所指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这个重要条件所指的新的“社会所有制”，即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结合股份制的具体特征，应在此逻辑框架内理解为由私人资本的扬弃而来的资本的社会化——“社会资本”的公有制。社会实际生活中，股份制正是以具有清晰的个人持股形式和聚沙成塔的联合机制，结束从小生产私有制（个人所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以实质上的“社会所有制”为结局、以普遍的社会成员的股权“个人所有”为形式的社会企业制度。

（三）股份制作为企业制度的创新，是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关键

马克思所强调的第二个层次上“否定的否定”，所指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决不是重建实质性的私有制，而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或者说重建以“社会所有制”为实质性结局的个人所有制形式。在这里，笔者认为特别有必要強调一下马克思在此认识中有所指向的隐性判断，那就是社会所有制正是通过重建以股份制为创新形式的个人所有制而最终实现的。而特别值得认识清楚的是，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机体“内生”而来的新企业制度——这种有清晰的私人持股权的股份制，却能以一种客观必然性的力量，开始呈现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打破——关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关键之处就是“扬弃”（这一概念的内生、去粗取精、破茧成蝶式升级演变之意，本文后面还将作专门讨论），而“扬弃”的由来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产生的“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以及这种反抗背景下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和“工人建立的合作工厂”这些形式所达成的私人股权与“社会资本”的内洽。股份制的这种内在包容性一直演变到当下的历史阶段，其扬弃成果的集中体现形式，就是代表“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社会企业”，已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普遍性与主导特征。股份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也就是说，虽然仍然存在个体的小生产和家族式的私人企业，但企业制度的前沿形式，即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认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只能是愈益风行全球的股份制，而正是这个股份制，是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的关键性机制。

（四）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有一个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桎梏”，是生产的社会化日益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形成矛盾。沿着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观察，马克思认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制与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进行了对比，即“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但他跟着加上一个对比：“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这便为我们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基本思考线索和深化认识空间：“消极”是更多地停留于形式层面的，而“积极”应是更多地涉及实质层面的。马克思的思维框架与论述逻辑，包含对这样一个“升级发展”历史过程的认可与期待。

二、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是以特定的“聚沙成塔”机制形成对生产社会化的适应性亦即资本的社会化

（一）股份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扬弃的百多年概要考察

“扬弃”原是哲学术语，指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扬其自己体内肯定性因素而抛弃其体内否定性因素而来的升级式演变。不论对于马克思的“消极扬弃”与“积极扬弃”评价作何种分析解读，其基本逻辑指向至少具有“形式”和“过渡”方向上的肯定，余下的便是如何使形式与内容相合的问题。

正如恩格斯所说“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但是1866年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出现了“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自身营业方面全部用掉”的情况，他特别举例指出“1890年德国的股份公司认股额达到4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9页（相关论述出自恩格斯所作《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交易所”部分）。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股份企业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開启已长达百余年的主导地位，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若干跨国公司，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任何理论观点的提出都带有时代特征与客观局限，马克思对股份制的认识是提出于生产力水平远低于当代的100多年前，但在当时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背景下，股份制所具有的哪怕是带有“消极扬弃”意味的“社会资本”特征，已为马克思带来了思维灵感和重大期待。面对这其后100余年的历史进程，结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我们完全可以沿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与思想指引来深化认识。100多年以来，股份制下的市场主体（即股份公司）已经发生了非凡变化。股份制前所未有地使社会成员（包括广大普通劳动者）分散的、个量往往“微不足道”的私人财富，都可以按照十分清晰、法律确保的“同股同权”规则而资本化，“聚沙成塔”地完成原来无法想象的巨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并催生这种资本社会化形式所自然而然要求的“公众公司”（即马克思所表述的“社会企业”）的一系列有关透明度、对股东及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责任机制，以及社会化监督机制、调整机制与阳光化的市场规则。除了早已较普遍存在的本企业员工、产业工人持股和社会上的普通劳动者、公共机构在上市股份制企业中持股以外，“国家”特定层级的政府也可持股并酌情作增持、减持的操作，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正面效应。市场主体（公司）在达到一定规范程度后可以上市，而上市这一环节在英文中是表述为 go public（走向公共），决非“私”的取向了。无论是股份制中的公共机构持股，还是公司走向上市而开启公共募集资金的模式，都表明即使是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主体，也已经呈现内部产权结构多元化而“混合”地超越简单私有制的特征。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上市公司这种公众公司，不仅其持股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的，而且其经营状况信息要充分披露，进而要接受全社会公众的监督，财务以较充分的透明度、及其由此产生的公众监督，使公司发展和社会公众利益实现了更有效的互动与结合。此即由股份制企业制度而带来越来越多实质性意义的资本社会化，进而对称地呼应了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

（二）股份制下的资本社会化带有积极扬弃因素渐增的特征：全球化视角与供给侧创新

据恩格斯的论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8～1029页（相关论述出自恩格斯所作《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交易所”部分）。股份企业是首先从工业开始实现转变的。需要巨额投资的钢铁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厂、纺织业、啤酒厂，都逐步实现转变，而后托拉斯创立了实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业。以后各个商号也进入“建立股份公司”阶段。商业方面建立股份公司，使银行和信用机构紧接着也从只有几个私人股东转变为有限公司。农业随后也以地产的形式实现了股份制，发展到了“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的阶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0页（相关论述出自恩格斯所作《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交易所”部分）。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相关论述的时代发展至今，沿着历史纵轴来观察，当时的股份制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内部开始出现破壳动力的萌芽阶段，当时的股份制下的资本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会带有较为形式化的“消极扬弃”的特征，其幅度和范围都还比较有限。

随着生产力发展，以供给侧生产力升级换代为代表的演变，实际上决定着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乃至时代的更迭。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源于供给侧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创新都直接提升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

贾康：《供给侧改革及相关基本学历的认识框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1期。跟随着不同的供给侧创新发展阶段，股份制企业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蒸汽时代过渡到电气时代的过程中，手中仅仅拥有资本的资本家逐渐偏离社会财富的中心，拥有创新技术或管理专长的人才作为“工人”与“职业经理”的代表，开始在资本的支持下建立股份制企业，“消极扬弃”由此潜移默化地逐渐被“积极扬弃”所取代。步入电气时代后，逐步得到发展的股份制企业更加成熟，呈现出的特征是股权的分散化程度越来越高，借助小额股票的可得性与职工持股计划的推行，企业内的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可以自由自愿地持股，上市后更是有大量的社会成员包括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进入股市而成为股东，一家大企业主要的股份仍然属于某一位大资本家的情况逐渐减少，乃至走向罕见，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大资本家”的地位（20世纪末，美国机构投资者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已在48%左右，接近一半

吴海山：《资本社会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而不论他们的偏好是“战略投资”还是“财务投资”，企业高管层“职业经理人”的作用都愈益突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有研究者把这种资本社会化趋势称为“人民资本主义”。当时的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通在《不受限制的美国》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其后相关的理论探讨风靡美国、西欧、日本和加拿大而经久不息，所形成的最基本的三点认识是：第一，所有权分散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私有财产的分配发生深刻的变化，日益转为人民群众手中的资本所有权（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世纪50年代末股东人数为几十万人，70年代末便高达200万人了，平均每个股东只持有200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20世纪20年代末股东人数为46万人，70年代末已高达300万人）。此外，还要再加上间接通过经纪人名义持股票者（1996年，美国成年人口43%持有股票，2000年之后，又上升到总人口的70%左右）。

同上，第111页、第113页。第二，经理革命论。认为资产所有者在管理企业方面已退居次要地位，领导权已日益向管理者、技术生产知识界手中转移。第三，收入革命论。认为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人和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与产权收益有关了。

何盛明主编：《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的认识，虽然也可能有过于理想化的色彩和某些可商榷之处，但其“与时俱进”而“实事求是”地提出新命题的基本态度和思路，确实值得研究者积极借鉴和继续深入思考。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海量数据存储和应用得以实现，以及世界互联网的建立健全，股份制企业更加具有“Go Public”的客觀条件，逐渐呈现出更加社会化的特点。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标杆式大公司，在2008年未改组之前，股权已高度分散，很难说其具体归属于哪个资本家，为数众多的持股人是本企业的员工、产业工人和社会上的劳动者。2008年金融危机中，由于通用汽车公司遭受重创，美国财政部对其进行注资，改组后的通用汽车公司股权结构为：美国财政部作为最大股东占72.5%股权，美国汽车工会的工人退休医疗基金作为第二大股东占17.5%股权，通用的债权人占10%股权。而时隔数年，2014年7月15日查得的情况，是UAW Retiree Medical Benefits Trust为其十大股东之首，持股比例为8.74%，加拿大政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6.86%，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也仅为38.29%了。另一家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2014年7月25日的股权结构中，十大股东居第一位的Vanguard Group持股比例为4.99%，第十位的Global Investors持股比例为0.78%，其“十大股东”合计的占股份额仅为20.6%。这些情况都在客观地表明，股份制使资本集聚的规模巨大，并富于要素流动中作出调整的较充分弹性与便利性，实质意义正在于资本社会化特征与属性在不断强化走高，客观上已明显地缓解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再包括具有政府作为公权主体审时度势运用公共资源向股份制企业注资而缓解经济危机冲击影响的调节减震反危机的机制，可以使生产关系得到良性调整，适应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职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简称ESOP）的发展，使“工人所有制企业”得到发展，职工可通过ESOP把企业全部或大部分股票买下，成为企业的控制者和支配者。如1984年美国威尔顿钢铁公司7000多职工以3.8亿美元买下了即将倒闭的这家公司，工人拥有全部股权，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1994年，世界最大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把55%的股份转让给职工，由职工负责经营该公司。20世纪80年代，日本上市公司中已有80%左右建立了职工持股制度。量变为质，可观察这样的股份制经济演变中，马克思当年所肯定的“积极扬弃”正变得越来越有广泛性与影响力了。

吴海山：《资本社会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25页。

（三）股份制下已有的积极扬弃仍存在局限性与升级发展空间：标签、差异和共性

迄今已有的、股份制框架下对于资本私有制的扬弃，最具有“积极扬弃”意义的当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路线指导之下企业改革的伟大实践。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局面中，中国民营（私营）企业的升级发展，一旦进入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轨道，便进入了“资本社会化”的轨道，而且与之密切相关的外部环境，是把股份制确认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完善过程。在中国计划经济传统体制下转轨而来、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国有企业，也义无反顾地进入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线的“战略性重组”改革过程。两方合流而成的，是日趋发展壮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潮流，这种混合所有制被决策层认定为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它显然是一种在供给侧创新中将进一步“共赢”式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解放生产力的及其重要的制度建设。

但另一侧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实践，以及在此实践中国内的“资本社会化”与国际的“资本社会化”的必然融合，更是不可逆转与阻挡的客观过程。中国本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中国本土之外其他经济体的股权“混合”式共赢发展过程，总体上还都是方兴未艾，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升级发展的前景。近几年在中国本土已经做得风生水起，未来在“一带一路”上和国际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将进一步发展的PPP（公私合作伙伴机制，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其每一个SPV（特殊项目公司）几乎都必然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寻求共赢的市场主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行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化联合的跨国公司，也将在中国和平发展中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个历史性发展潮流中的“资本私有制”的扬弃，难道不愈益体现着其“积极扬弃”的意义吗？中国实践中称为公有制创新性实现形式的股份制，在这一潮流和轨道上，决不是延续着传统计划经济“国有制”的逻辑，而是对接了马克思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否定之否定”逻辑，兼容并包地把国有、非国有、公有、非公有、国内、国外的各种分散的股权，结合而成资本社会化的、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集聚、集中，支持信息革命时代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在具体的现实观察与认知中，差异化的特征当然比比皆是，并很容易引发人们“贴标签”式的思维惯性。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而迅速形成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当局最关键的供给侧管理举措是动用公共资源给花旗、两房、贝尔斯通等金融企业注资，一直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跨国公司通用汽车注资。这都是在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对应于其制度机制的包容性而可有的一些特定操作。在这些操作的当时，就有人惊呼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而资中筠老师马上就有一个评价：希望不要贴这种标签。显然，它是在股份制的这样一个调节机制里自然可以有的相机抉择式股权结构的变化，不应把这个股权占比升一点降一点，直接跟姓社姓资结合在一起。的确，对股份制框架下的某一具体调节案例，如一定要贴上这种标签的思维，已不适应我们所讨论认知的股份制历史性“扬弃”过程中的共性，其他的在这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扬弃”式演变中的中外种种差异与个性，都不足以否定马克思“扬弃”认知框架下关于生产关系是在根本上由生产力发展需要所决定的这一共性内涵。可知股份制对于进一步解放和顺应生产力的适应性，就是其世界范围内的共性。

三、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关键，是以产权制度的清晰和法治化为基础的实质性资本社会化

（一）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逻辑上的畅通、实践中的阻滞与创新的重任

如上文所述，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之间存在一个逻辑链条：股份制—对资本的消极扬弃与积极扬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条逻辑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从股份制到资本扬弃。股份制的发展阶段将经历从资本的消极扬弃到资本的积极扬弃，而资本的积极扬弃实际上就是在資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产生的“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所促成的生产关系调整变革。第二，从资本扬弃达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按照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视角下马克思对私有制两个层次的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小生产私有制的否定，而资本扬弃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自身破壳而出的对原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的否定”的实现形式，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第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这一过程的结局，其实质决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社会化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由此观之，股份制的创新在适应生产力的轨道上，实际上是贡献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尤其在历史视角和供给侧创新的视角下，于“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最为重要的实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必然性，这一逻辑在理论上可说是贯通无阻的。

然而，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各国的这一进程也必然会面对种种阻滞。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导向下，我国从股份制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之间，实践上的阻滞至少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重建个人所有制目标下的私人产权，虽已进入宪法保障范畴，但并未充分到位。我国现行宪法的内容当中，明确规定“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而相应地如果对“个人财产”的入宪作一观察，其相关保护规定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实际上在“法治”环境概念下，客观地遗留了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不利与阻滞因素。第二，国有的和集体的土地资源等财产范畴目前尚没有纳入股份制范畴的全面解决方案，改革之路上“攻坚克难” 的大量的考验与此相关。已有的“土地入股”“资源入股”及股份制改造的种种试验和探索，还是创新之路上需要继续开拓前进的重要“进行时”创新探索使命。未来资本的社会化如何较全面地顺利纳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法治化保障范畴和形成解放生产力的巨大正面效应，中国仍任重道远，但将有望以此为全人类的升级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中国自己的卓越贡献。

（二）混合所有制是联结股份制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关键性创新机制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名号下的这种股份制和必然派生的混合所有制，已在发生扬弃“私有”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制约因素的积极作用，那么当然应如实地认识这种变化，把股份制下“以混合所有制”为取向的发展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充分肯定中国大地上和中国对外互动中近年来“积极扬弃”式的不断尝试和探索——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在中国今后几十年联结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混合所有制取向的股份制，定将进一步打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潜在空间，长远而深刻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

如上所述，混合所有制是内在于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框架的，其中某一企业股权的来源，可以把国的、民的、公的、私的、内的、外的都“混在一起”而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在法治化的环境下，所有利益关系都可以规范的得到这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机制中的解决方案，有利于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形成“共赢”的预期及其实际进程。在混合所有制的相关持股主体互动中，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管理和自管理、规范和自规范这种现代化治理要素的结合，极为有助于潜力、活力、创造力的释放，即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在“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更多依靠以这样的产权基石而合成一个现代化市场体系，搞活企业，以求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越走越宽。

按照现代经济理念与实践来理解股份制，结合上文论述，对股份制不必、不能贴标签作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界定。股份制是人类经济文明从产权基石层面规范的形成的以法治化为背景的一套基本制度规则，在高标准、现代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下，其最具多元包容性的形式及可以为企业提供可持续共赢发展的制度安排。由此可知，正是股份制框架下混合所有制的这一形式，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成为全面改革阶段以及中国和平发展走向“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在企业改革领域的主打形式。

（三）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核心与实质是资本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中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支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通过混合所有制打通从股份制到社会性的公有制实质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阻滞后，继续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核心与实质做出表述和认识，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地落到“资本社会化”上来。中国在私人财产保障“入宪”的新起点上，在通过混合所有制将国有的、集体的生产资料纳入股份制范畴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将会赋予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含义与演变中的包容性。这时，生产资料原来所表述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将不再是以一种行政化扭曲的、错配几率很高的、朝令夕改的体制机制进行配置，而是在一种法治化的、清晰的长效机制下，通过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股份制具体形式，以“Go Public”的形式最终形成一种资本社会化局面，其中又以一股一股的形式，将多样化的选择权利送达个体手中。而这种资本社会化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过程。这种过程与公有制不但不存在矛盾，反而升级了其实现形式，或者可以说将以更加有效率而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的形式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升级版实现。这种资本社会化与供给侧创新也将继续密不可分，在技术发展到移动互联、万物互联、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当下与未来，经济发展呈现出的共享模式赋予资本社会化实践层面更加丰富的形式和路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思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发展目标是社会所有制，而当下这种以资本社会化作为核心与实质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路径，显然符合向社会所有制发展的方向。

四、小结与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成资本积极扬弃的时代契机与历史路径——社会化大生产中要素流动支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发展

本文所讨论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发展脉络上，对马克思从“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及其“与时俱进”的展开，可做以下小结。

传统的私有制在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以后“否定之否定”的升级发展的过程中，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可认为决不是简单停留于形式上“消灭私有制”层面，也不应理解为是在生活资料层面，它就是可以将一股股的所谓分散资本、虚拟资本和后面实际运行的实体资本，形成一个规范化、社会化的市场连接机制，而使社会成员在这里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以个人所有的股权来参与投资，形成公募股市交易和私募股权交易带出的要素流动，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同时，这里面可以内洽地有一种“个人所有制”的重建，把这种资本社会化机制融合于股份制框架下“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中——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认知的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升级。

我们现在由共产主义这个远景引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实践里，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当然就要利用这种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已经有的一系列的资本社會化发展机制，作与时俱进的创新。在这方面的探讨，有一个过去已有、说起来有点压力的说法：这一套分析听起来是不是“趋同论”，不讲姓社姓资，就讲资本市场股份制标准化以后有这么大的包容性，不就成了一种趋同？我们认为，不要把趋同论弄成一个政治帽子，如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说，文明越发展越有某些趋同特征。现在我们从全球化背景来看，领导人已经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向，里面不就是承认这种文明上升过程中有趋同的共性吗？这里面的趋同，绝对不应成为不能讨论的问题。所以，应借这个机会再强调一下解放思想：我们认为一定要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与时俱进的科学探索中动态发展的思想体系。党中央所重视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要在中国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今后还要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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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盛明主编：《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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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海山：《资本社会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