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与时代价值

吴清华 朱国庆

摘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经过深入的实践探索和缜密的理性思考，构建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思想方法体系。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阐述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断言“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揭示调查研究中的辩证思维，坚持既防不做调查，又防“调查成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之际，深入探析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对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蕴。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方法;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092-05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调查研究视为共产党人科学决策、解决问题的有效法宝，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的调查研究思想方法，引领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当下，重温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对于增强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把调查研究融入推动工作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蕴。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从怎样的高度、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是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毛泽东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精辟见解，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为有效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武器

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实事求是”的内涵做出创新性的阐释，他指出，实事求是就是虚怀观是、和气察是。坚持实事求是，则必须做好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基于现实的实践活动，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效形式，也是把握事物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通过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事物发展动态，洞悉事物本质规律，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保障与坚实基础。

调查研究不仅与党的思想建设相统一，更与党的作风建设相融合。主观主义作为党内作风建设的痼疾，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现。它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脱离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工作方法，“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在延安整風时期，毛泽东曾把整顿主观主义纳入党内作风建设的“基础环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把不做调查的主观主义者比喻成“头重根浅”的墙上芦苇和“空腹尖嘴”的山间竹笋，暗讽那些“重包装不重实效”，口头上“落实”、实践中“落空”的“双面人”。

毛泽东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高度，把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相结合，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转变了党的作风，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二）调查研究是夯实群众路线，防止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在长期的社会调查工作中，始终坚持运用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他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曾把党群关系比成“种子与地”，他认为一个政党只有根植人民、依靠人民，才能长治久安。调查研究作为深入群众的有效方式，是充分汲取群众意见的重要来源，只有走进群众、融入群众，才能切实地了解群众之所想、百姓之所需，才能加工出符合实际情况又满足群众需要的政策与理论。

调查研究是夯实群众路线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共产党防止官僚主义滋生与蔓延的实现路径。官僚主义的本质是闭门造车、脱离群众，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和严重扭曲的权力观，表现为领导上的老爷主义和工作上的形式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损害着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抗战时期，陕甘宁地区部分群众因生产受限等原因，无法按时完成纳粮任务，对共产党心存芥蒂，怀有愤懑，更有甚者散播过激言论。对此，毛泽东拒绝运用封建官僚式的解决办法强行压制，他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及时对征粮政策做了调整，减轻群众负担，赢得百姓拥护。毛泽东还以此为契机，着力向党内同志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利用“官僚”公权力压制群众、脱离群众，分裂干群关系。加强调查研究，夯实群众基础，消除官僚主义之弊、命令主义之风的滋生土壤，让官僚主义无处遁形。

（三）调查研究是坚持求真务实，去除形式主义的科学路径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作为一项现实性实践活动，调查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得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同时还要以解决问题为起点，树立求真务实的理念，防范化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求真、务实、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内在本质;弄清事实真相，把握实际现状，为解决问题提供参考依据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宗旨所在。毛泽东曾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因此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之际，要讲究其务实性与针对性，避免“走过场，刮阵风”的盆景式调查、花架子研究，使调查研究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弘扬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作风，坚决抵制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又称“面子工程”和“献礼工程”，是一种只看现象不究本质的错误思想与方法，主要表现为不做调查崇尚空谈、欺上瞒下沽誉钓名，它的突出特点是“无求真务实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通过开展调查研究，狠刹形式主义歪风邪气，从实处着手，用实干考量，增强调查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彰显调查研究的独特魅力。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不仅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同时，他还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如何才能做到正确的调查呢？毛泽东提出了如下方法论。

（一）“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态度。没有谦虚好学的精神和俯下身子的决心，便永远无法收集到翔实的资料、把握住真实状况。毛泽东曾在领导干部会议中强调，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时刻谨记以民为师，虚心求教，使调查研究这项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正懂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推动者、时代的真英雄。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向群众学习的经典之作，充分地体现了他“目光向下”、向群众寻求真理的优良工作作风。通过在才溪乡等地的调查，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发现了群众创造历史的磅礴伟力，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还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发言权，谦逊接纳人民群众的意见，以民为师，甘为学生，才能从群众手中获得第一手材料，掌握科学决策的真实依据。

（二）既要“走马观花”，也要“下马看花”

毛泽东在论述调查研究方法时，曾提出“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法。“走马观花”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调查研究的样本数量和覆盖范围，从宏观上把握调查研究对象，做到心中有数。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多次采用“走马观花”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广州、武汉、上海、河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大致了解各省发展状况。但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仅靠“走马观花”是无法掌握事物的具体情况，还需要做深入具体的调查，即“下马看花”。

“下马看花”是指在把握事物整体情况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某一事物的内在本质和特征，是抓典型、抓具体的体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通过“下马看花”所凝练而成的理论成果。在全国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抓住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则个例，经过长达32天的实地考察，他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分析了湖南社会各阶层的发展状况，收集整理了有关农民运动的大量材料，论证了道听途说与切身听闻所得结论的异质性，发现了党内在对待农民运动的政策上，存在着“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并得出了农民运动  “好得很”而非“糟得很”的结论。

从共性到个性，由普遍到具体，找准典型、突出重点，这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将“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三）“有的放矢”“善抓问题的关键”

毛泽东认为，开展调查研究，必须做到“有的放矢”，“善抓问题的关键”。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从既成事實出发深层次地探究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经过多方实地调查与史实考证，毛泽东得出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这个重要结论。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进行了一次被其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整理而成的《寻乌调查》报告是毛泽东调查文集中的经典之作。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围绕土地划分问题，多方面实地调查，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兼顾了农民中的各个阶层。寻乌调查进一步深化了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也让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切入点，精细入微地分析了当时的各个阶级阶层，于众多信息中抓住了“平”字是土地分配中的核心因素，为当时的工农苏维埃政府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系统证实了土地革命在中国革命全局中的重要性，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国情依据。

（四）“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指出，解决问题，就“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实践与理论的联结点与纽带，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就是将群众零散的意见集中整理，同时借鉴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前后联系，为科学决策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来源于他对当时社会的系统调查以及对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详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科学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做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之际，毛泽东除了深入社会、直接观察之外，他还收集了历史上有关工农运动的资料，以及当时农商部和交通部对十八省的农业和交通方面的材料，把原先零碎的文献资料系统地整理出来，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授课时，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农村调查研究材料，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拟定出了三十六个调查项目，供研究会成员参考学习，深化了研究会成员对农村各阶级的认识。

三、既防不调查，又防“调查成灾”

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依据。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但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必须防止滥用调查而引起的“调查成灾”，从而科学地把握调查研究的效度与限度。

（一）《“调查成灾”的一例》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工作报告中从认识论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他指出，“这几年出的问题，大体是因为不作调查研究”。于是在一九六一年，毛泽东积极建议党中央号召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搞一个“调查研究年”。

在全党调查研究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问题也接踵而至。中央机关和部委为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但在调查过程中，却不深入工农群众，不做详实的调查，而是借调查之机大肆吃喝，给当地带来不少问题，引起了基层同志的反感。针对这一问题，中央秘书处起草了一份以《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为题的报告上报中央。材料中反映了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时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十多十少”。该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他很快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批示，并以《“调查成灾”的一例》为题目，将该材料发至全党予以学习，告诫全党同志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时，要“避免十多，加强十少”。

调查研究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核心。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需运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恰当合理的手段、谦逊细致的态度，才能使调查研究工作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时，方式方法是关键，不能“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二）掌握调查研究方法，防止调查成灾

针对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弊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进行了经验总结，并对继续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明确指出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这一项工作，避免调查成灾。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在汲取以往开展调查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调查研究活动，对调查研究工作也做出了系列要求：一是不许滥派调查组，不要讓诸多调查研究人员集中于同一地方;二是注重调查的技术，调查组在下去调查之前，应经过事前培训，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三是为调查组制定规章准则，以“四个不许”严格要求调查研究人员，即不许采取“老爷式”态度，不许凭主观臆断瞎做决策，不许有额外殊荣，不许徒增群众负担。

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实践性的活动，搭建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只有采取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避免调查成灾，才能让调查研究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四、新时代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深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土壤之中，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今天，新问题与新矛盾不断涌现，如何紧扣时代脉搏、迎接时代挑战，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充分利用好调查研究这把锐利武器。习近平同志也曾形象地把调查研究工作比喻成我们党世代相传的“传家宝”，是贯彻落实各项工作的基本环节。在新时代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做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曾说过“一万年也要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作为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的有效法宝，它不仅关乎党的思想建设，也关乎党的作风建设，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二〇一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考察时指出，党员干部“要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掌握一手情况，多系统思考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要想准确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基本国情，就必须“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各项决策的制定，新发展理念的落实提供可靠的保障。

当今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依然严峻。国际上，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严峻，“一带一路”风险前行;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产业转型举步维艰。在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之际，只有树立调查研究的坚定态度，并通过调查研究，切实摸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矛盾问题所在，辨别主次矛盾，捋清发展脉络，找准全局中的“险滩”，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才能使发展工作缜密而务实地推进。

（二）秉承调查研究的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调查研究需秉承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因此，共产党人在开展调查研究时，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导向，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于首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调查研究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好形式，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好方式。一九八八年，习近平调任宁德市地委书记，刚上任的他便召集干部对当地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经过调查，习近平认为，当时闽东的发展首先应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应将“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可见，习近平在调查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是统一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若偏离了群众路线，忽视了群众利益，无论调查研究的方法多么科学，过程多么详细，都违背了调查研究的初衷。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的场景屡见不鲜，但有的收效却并不明显，究其根本，则是部分领导干部为调查而调查，把调查研究当成“走台秀”，没有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疾苦、回应群众期盼，这样的调查研究，没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应大力倡导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调查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务求‘深、实、细、准、效’”

掌握科学的方法是调查研究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强调“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务求‘深、实、细、准、效’”。第一，“深”，即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走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去洞悉具体情况，为解决问题提供实践基础。第二，“实”，即调查研究要有真抓实干的精神，坚决反对“懒散漫拖瞒”不良风气，真正做到务实重干、奋勇争先。第三，“细”，即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细致地而不是大概地把握事物的全貌。第四，“准”，即调查研究要鞭辟入里，准确地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和事物的内在规律。第五，“效”，即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讲求时效，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为各项决策部署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做到结硕果，见实效。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7] 孙克信、于良华：《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8] “十多十少”指：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 《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18日。

[1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2016年。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

[13]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