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历史遗产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与对策

栾育惠

摘要：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悠久的交往历史、传统的革命情谊、相近的文化习俗、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是两国深厚友谊与合作的基础。中越交往史是一部和平的经贸与文化交流史，虽然两国关系也曾出现短暂的冲突和战争，但是中越关系的主流是友好的，冲突只是短暂的、局部的。然而，中越两国交往的历史、越南对中国的心态，会影响到当今中越关系的走向。分析越南历史遗产，以史为鉴，是推动中国与越南合作关系的历史考量因素，是分析未来中越关系走向的重要依据。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需要反思历史，以史为鉴，清醒认识并破除各种干扰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内外因素。本文以历史的视角论述了越南的历史遗产，并分析历史遗产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影响及对策。

关键词：中越关系;合作;分歧;海上丝绸之路;影响;对策

引言

中越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密不可分，中国古代称越南北部地区为“交趾”。胡志明主席在《致华侨兄弟书》中所言：“我们中越两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共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且国土接壤，地区毗连，更属唇齿相依，互为屏障。”中国自汉代就与越南有海上交往和贸易往来。

当今，中越两国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两国发展互为重要机遇。越南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保持传统友好关系，不断加强相互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深化互利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中越两国人民在近代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互相支援，有着深厚革命的情谊。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这是中越两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根基。然而，越南国内错误的历史观却使我“一带一路”乃至中越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古代中越陆陆、海上交往历史

从秦汉到清朝，中国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文化、宗教、风俗和政治制度源源不断传入越南。越南的技术也传到中国。公元3世纪，孙吴曾征调交州1000余名工匠至南京，表明当时交州的手工业技术已经有较高水平。

（一）陆陆交往历史

中越两国相邻，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和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春秋时代，中原地区便与远在南方的“交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古籍很早就将今越南北部地区称为“交趾”，先秦古籍记载有多位先贤人物关于“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等传说。《准南子》：“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向岭南发军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秦朝大批中原人向岭南移民，把中原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带到这些地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秦末天下大乱，公元前204年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建立以广州中心的地方割据政权“南越国”，都城在番禺，设交趾、九真二郡。越南古代史籍把南越国列为王统，称赵佗为赵武王，尊为开国之君，称之为赵朝。赵佗对交趾、九真的统治，是“从其俗而治”。实际上，南越王政权只是一个短暂的地方割据政权，赵佗是中原河北真定人。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归汉。赵佗接受汉高祖赐给南越王印绶，南越国成为汉朝的诸侯王，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从公元214年设立郡县越到公元968年越南建立丁朝，越南在中国郡县内。秦汉至隋唐时期，越南的北部、中北部地区都属于中国的郡县，中国对该地区的治理属于国家治理。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公元939年越南地方将领吴权称王。吴权在越南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结束了北属时期，开辟了越南历史上独立自主时期，越南《大越史纪全书》视吴权为越南历史上封建时期的第一位皇帝。吴权在位六年，公元944年，吴权去世，越南出现了“十二使君”之乱。公元968年，越南的丁部领平定了“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公元973年，丁氏第一次向北宋进贡，宋太祖封其为“安南都护”等职。

公元975年，丁氏再次入贡，宋太祖承認丁氏王朝，封丁氏为“交趾郡王”，将丁氏所领之国列为宋朝的“列藩”。此后，越南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一直到明清时期，中越的宗藩关系继续维持。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宗藩关系是古代国家之间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不涉及主权问题，中国不予干涉周边藩属国家的内政，只有藩属国发生动乱，其皇帝要求帮助时，才会出兵平定。中国的宗藩关系是一种礼仪、互助、贸易的关系。藩属国进贡给宗主国贡品后，宗主国回赠的物品更多的贡品。

（二）海上交往

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站点，越南北部地区汉代已有了通往南中国海、印度洋的海路交通线。汉朝政府在日南设有障塞，与徐闻、合浦一起成为海外航线的起点。汉代人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到达其他国家。

公元2-3世纪，越南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交趾成为中国同东南亚和西洋各国海上贸易和交通的重要港口。最早、最详细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是著名的《汉书·地理志》。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远航南海和印度洋，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汉武帝派遣使者途经越南的海上贸易航线成为后来中国历朝历代沿用的传统航线，而越南多地也伴随着这条航线的发展而繁荣起来。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与越南的海上交往进一步发展。“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大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越南，推动了越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与越南海上交通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刺激了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迁移到越南。

16世纪之后，越南中部的会安逐步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性的贸易口岸，河仙地区则汇集了来自中国、暹罗等地的船舶。除了史料记载以外，考古学界的发现也证明了越南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对当时越南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古代时期，中越两国之间偶尔有战争，但时间十分短暂。自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胡、黎、阮等朝代，约1000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时间总和约20余年。因此，在两国历史上，体现两国和平友好的政经、经济、文化交往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偶尔的冲突、战争只是支流。

二、越南历史上的三次“北属”时期

从汉代到隋唐，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越南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三次“北属”，中国史书上称为郡县时期，越南称为“北属”时期“北属”意即属于“北方”的意思，而“北方”则指中国。越南史学家陈仲金的《越南通史》中，首次提到了“北属”的概念，后被越南史学家广泛引用。

（一）第一次北属时期（公元前207年或前111年-公元39年）

公元前1世纪时，汉朝在交州的统治十分宽松，雒越的君长在自己的部族里依旧保持着他们世袭的权力。公元1世纪后，汉朝执行同化政策，鼓励越人与汉人通婚，并加强了税收，将越南直接置于汉朝统治之下。公元40年，交州爆发了由征氏姐妹领导的越南人大起义，第一次北属时期结束。

越南近代史家陈仲金提出，第一次北属是公元前111年至公元39年此一时段，亦即将前111年（南越被西汉所灭）作为第一次北属时期的开始年，历经新朝、东汉初年，直至二征起义爆发时才结束。越南人也将南越国看作是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赵朝”。

征氏起兵后，势力迅速膨胀，九真、日南、合浦各地皆有向应，攻下六十五城，征侧自立为王。东汉朝廷调兵征讨，任马援为“伏波将军”，负责南征。马援于公元42年在浪泊（在今越南仙山）大破征氏，并于次年（公元43年）出征征氏姊妹。此后，马援继续率军，平定九真征氏余党，征氏的反抗结束，东汉政府在当地重建统治秩序。

（二）第二次北属时期（公元43年-公元602年）

公元43年，汉伏波将军马援领兵平定二征起义后，在当地推行新措施：修治城郭，整顿水利，骆越人从此遵行马援的措施交州重归汉朝管辖，第二次北属时期开始。东汉末，中国出现州郡割据的局面，交趾太守士燮亦于187年至226年长期控制交州全境，而九真、合浦、南海等郡的长官职务都由士燮兄弟出任。据历史记载，士燮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吸引了中原名士前来投靠，交州因此成为东汉末至三国初年相对安定繁荣之区。后世越南史学家高度评价士燮的统治：“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公元541年，交州爆发了李贲之乱。544年，李贲称帝，建立万春国政权，南梁朝廷于545年派陈霸先率军镇压，击败李贲，李贲终在549年被部下所杀。前李朝在李贲死后其部下赵越王、兄长李天宝、族人李佛子等仍继续领导，隋文帝派遣大将刘方平定了前李朝李佛子的势力，其投降隋朝，前李朝结束，标志着第二次北属时期的结束。越南后世称李贲为“李南帝”，其政权为“前李朝”。

第二次北属时期，越南中、北部地区是中国对南洋交通的重要孔道。中国台湾学者吕士朋指出“交州位居我国（中国）西南，地滨南海，南洋及西方诸国之人，由海道来中国，大都先在交州登陆”，当中的日南郡是“海外诸国贡献必经之道”。法国学者伯希和也提到：“纪元初年，中国与南海诸国商业政治关系频繁之时。交趾──质言之东京，曾为航行之终点。”

（三）第三次北属时期 （公元603年-公元939年）

602年，隋文帝率兵南下李佛子降，越南地区遂受隋朝统治，第三次北属开始。621年，唐朝取代隋朝并继续统治安南，622年，唐在当地设“交州总管府”，679年设置安南都护府管辖当地，越南从此开始称安南。757年，安南都护府改为镇南都护府。791年，唐朝在安南都护府设置“柔远军”。

唐朝在安南地区设置六郡、三十六县。唐末五代，越人逐渐取得自主权力。939年，吴权打败南汉，在越地建立吴朝，标志着第三次北属时期的结束。

三、越南历史遗产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

越南三次北屬时期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越南一半省份濒临海洋，且陆海与我国相邻，因此越南在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应注意其历史遗产留下的负面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将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产生负面影响。

（一）历史成见和现实交织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少数人对中国有成见，而近年来中国的不断强大则让越南对中国加深了提防之心，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织使越南对中国有矛盾的文化心理。

近年来，在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挑拨下，与中资企业有关的工程项目、海外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挠，使中资企业面临困难与挑战。虽然越南官方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民间会阻挠中国的工程项目。

（二）不客观的海洋宣传留下长久的隐患

对于南沙岛礁的归属问题，越南采用不客观的做法，以此来混淆和误导国内舆论和民众，同时迎合域外大国势力。近年来，越南不断“挖掘”出新的“历史依据”——证明南沙与西沙历来为越南所有。越南小学课本中都将南沙与西沙写成是“越南不可分割的领土”，如此做法必然会留下海上纷争、冲突的隐患。

（三）战略误判和扩充海上军力使中越冲突风险加大

自“981”事件之后，越南政界进一步意识到了要维持海上既得利益，就必须尽快扩充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海上实力，才能形成对中国的局部优势。在这一背景下，随着越南从俄罗斯购买的六艘“基洛”级潜艇的入列，越南高层似乎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乐观，认为可以在南海与中国板手腕。其实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带着这样的误判，就使海上擦枪走火变成了可能。因此，中国在海上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越南国内的强烈反应。越南官方声称，正密切关注我“982”石油钻井平台的移动。越南官方不仅有意放任民间反华行为，以此来迎合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增强自己在民众中的合法性;还发起一些煽动性的举动。

（四）引入域外势力和内部权力斗争影响中越关系

越南正积极拉拢、引进外部势力介入南海，牵制中国，如和俄罗斯、印度的石油公司合作，共同开采南海石油，和美国日本建立军事关系，呼应菲律宾将中国告上国际法院。越南需要宣传中国对其造成威胁，从而获得来自区域外的国际同情，引入区域外势力的介入。

在越南国内，随着越共“十二大”的召开，在越共中央未来几年中争取获得更大政治话语权的博弈过程中，“对华强硬”将会是民族主义者不断使用的一张牌，它不仅对我“一带一路”的建设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对中越关系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影响中越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既有两国历史遗留的恩怨和文化认知方式的差异，又有国家利益的现实矛盾和越南国内国家战略的分歧，同时还有外来势力的介入和干预。在这种形势下，南海争端升温，摩擦升级，东南亚局势和中越两国关系会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因此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和中越关系发展。

四、应对越南历史遗产负面影响的对策思考

越南千余年的“北属”历史，加上中国不断强大，域外势力干涉下，使越南对中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仍在不断加剧。因而，如何逐步消除这一历史遗产，使猜忌能够不断得到化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重任。

（一）扩大中越史学界交流，力争减少负面历史遗产

越南历史教科书以及少数史学家们均把越南的历史描述成一部抗击北方的历史，这样的负面历史遗产如果长期存在，很难将中越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必然对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为澄清这样的认识误区，应特别加大中越两国间历史学界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国际研讨会、跨国访学、合作交流、论文著作等多种形式，达到让两国史学界充分交流的目的。在交流中，让其充分聽取来自中国国内不同学者的观点，尤其是理解历史上蕃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渊源与关系。

我方史学家们除了陈述对蕃属国的定位与理解之外，还应侧重强调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沿线国家所作出历史贡献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这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

（二）展现中越古代真实往来历史，宣传中国和平崛起主旋律

中国加强历史书籍翻译的长远规划，推出一系列翻译成越南文的以中越两国古代交往为主的历史书籍，并且制作成大众化的读本，客观地陈述这段历史，尤其是中越两国在古代形成朝贡关系的这段历史、原因、后果与影响，供越南历史学家们参考、供在华越南留学生们学习。

其次，大力宣传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及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让越南青年一代不要将中越两国历史上的恩怨带入到当今两国的正常交往以及两国关系之中，更不要误导越南的下一代，不要将历史与现实混为一体。

（三）扩大中越人文交流，强化公共外交

因为历史问题上的偏见，加之两国间存在着激烈的海上领土之争，越南对中国交往带着猜忌和防范，两国关系带着隔阂。为此，应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扩大科技、教育、文化、旅游、新闻等领域合作，大力推行我国在越南的公共外交，因为这将最大限度地能够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此亦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道理。

一是通过各种交流让越南民间逐步对我产生亲近感，从而不断减少对中国的敌意;二是，通过吸纳大量的越南留学生，尤其是高层次培训，培养他们的中国情结;三是，以国家意识来教育我国中资企业、普通公民，减少在越南的任何负面行为，避免给反华势力留下任何口实。

近年来，中越两国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升温。中越青年友好交流、媒体交流、研究机构、专家学者间友好交流、边境联谊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丰富了两国交流内容和形式，不断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中越双方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有1.4万名越南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也有三四千名中国留学生在越南学习生活。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访问越南期间，见证了河内大学孔子学院挂牌。2015年9月，孔子学院在河内大学首次举办“中国文化周暨喜迎中秋”系列活动，越南10所教授中文的大学师生和中国留学生参加了中文歌曲比赛、书法交流、美食大赛、插花比赛、专家讲座、中国影视欣赏和文艺晚会等活动，促进了越南青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拉近了两国青年的距离。

总之，广泛的公共外交能够让其逐步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发展的理念，了解中国对周边外交中倡导的“亲诚惠容”的真实意图。中越人文交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摒弃落后和狭隘思维，破除隔阂，双方就能推动人文交流迈向更高水平，通过“民亲”推动“国交”。

（四）加强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对接“两廊一圈”合作。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越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截至2014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5年估计双方贸易额将达900亿美元，两国达成的2017年实现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旨在共创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战略，希望在与越南等沿线国家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产业的对接发展和增进各国的互利共赢关系。实际上，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识之前，中越已经在寻求互补发展、互利共赢方面迈开了实践的脚步。“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中越两国“山连山、水连水”，具备合作的天然条件，这为“一带一路”与越方提出的“两廊一圈”对接提供了良好条件。“两廊一圈”是2004年越南时任总理潘文凯在访华期间提出的合作建议，指的是“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在新的历史时期，两个发展倡议有效对接，势必会进一步释放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方面的巨大潜力，为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良机。

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邓明魁在2015年11月表示，越南已准备好并将积极研究参与相关建设，两国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合作会有新的进展。

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两廊一圈”建设正在步入实施阶段，必将为切实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打造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发挥奠基和示范作用。

越南作为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对本地区的其它国家产生辐射与示范效应。因而，让中国的“一带一路”与越南推出的“两廊一圈”完全对接，打破其欲“去中国化”的梦想，以此来抵销某些域外大国意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企图。

从古至今，中越两国关系中既有长时期的平稳、顺畅的发展，也存在起伏不定的阶段;既有有利于发展的正面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发展的负面因素。影响双方友谊持续稳定发展的缘由，既有两国历史遗留的恩怨和文化认知方式的差异，又有国家利益的现实矛盾和政策策略方面的分野，还有外来势力的介入和干預。

历史的猜忌和现实的不安全感，决定了越南对华态度长期存在合作与冲突并存、友好与矛盾同存。中越两国之间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高层对此有着清晰的共识。因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消除民族主义隔阂和猜忌，方能不断巩固中越友好传统关系，发展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两党、两国、两军合作，深化人文、经贸、旅游、安全合作，并从战略高度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管控分歧，全面拓展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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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吕士朋. 北属时期的越南：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 1964.

[9]申亚欣：习近平访问越南、新加坡，推动命运共同体，周边先行，据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09/c1001-27794897.html

[10] 李克强于2013年访问越南时提出的目标，即双边贸易额在2017年达到1000亿美元。

[11] 朱东阳，中国关系的四个关键词，据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xuan.news.cn/cloudnews/globe/20151102/2598034_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