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校闹”：良法善治面前没有弱势群体

刘媛

“校闹”下的“弱势群体”

不知从何时起，由学生人身伤亡事故引发的“校闹”事件接连出现，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事方家属轻则围攻学校领导和教师，重则聚众游行静坐、堵门堵路，冲击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甚至伴有打砸行为。在这样的事件中，即使有司法机构裁决，学校不管有理无理、需不需要担责，往往都处于下风。因为社会舆论往往认定，在学校这一组织面前，家属方属“弱势群体”，需要帮助与支持。家属们也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想通过“闹”获取同情，获得更多补偿。

“弱势群体”这个词，其实是舶来品，英文为vulnerable group。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之后，政府、社会和学界都关注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支持。

近年来，“弱势群体”一词有被滥用的势头。继“碰瓷”“医闹”后，“校闹”现象成为社会舆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校闹”之下，也诞生了不少“弱势群体”。由于“弱势群体”界定的模糊性、相关法律的不完善、某些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出于“维稳”考虑花钱买平安，使得极少数个体利用社会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任意“妄为”，校长老师们反而因此成了“弱势群体”。在这种环境下，校长、教师本能地选择自我保护，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采取“防御性教学和管理”，尽量缩减教育活动，只管上课、不管育人，这与国家倡导的“素质教育”背道而驰，长久下去不利于社会和谐和教育强国的实现。

“校闹”为何难治理

为何“校闹”中当事双方都成了“弱势群体”？“校闹”难以治理的根源是什么？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论述过良法善治的重要性，指出坏的制度让好人干不了好事，好的制度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校闹”难以治理的根源是良法善治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法律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校园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这导致校园安全事故的处理“无法可依”。教育部 2002 年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公安部等 10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对各类伤害事故缺乏具体的赔偿、补偿规定，法律强制性约束力较低，对一些“校闹”行为也无法提供直接、可行的处罚标准。

政策方面，依据现有的社保政策，学生医疗保险及大病困难补助的报销不到10万元。无论意外事故导致伤亡还是突发疾病导致伤亡，对任何家庭而言都是沉重打击，昂贵的医疗费用和后期的恢复费用是一大笔支出，在饱受伤痛之后得到的校方“情义性”补偿对遇难家庭無法起到切实的帮助作用，这就成为“校闹”发生的诱因之一。

治理方面，在处理学生伤亡事故时，由于法律、政策未对各部门的职责做出明确界定，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管，难以形成工作合力。有的地方担心酿成群体性事件影响政绩，甚至要求学校“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以维稳为由要求学校作无原则的让步。

《意见》将打开“校闹”治理良性局面

就目前看，《意见》针对“校闹”事件中双方都可能是“弱势群体”而导致的博弈，从完善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机制上解决利益纠纷、提升治理水平入手，将现存的“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恶性局面转变为“不闹也赔，闹也不赔，闹要打击”的良性局面。

首先，《意见》指出，“不闹也赔”。学校对受伤害的进行赔偿的标准应由法律认定，而不是依据对方闹得大还是闹得小。《意见》明确规定，经认定，学校确有责任的伤害事故，要依法、及时进行伤害赔偿，不能有任何推诿塞责，要实现“不闹也赔”。《意见》在制度上做了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规定，如提出推动学校建立专业化的安全事故处理委员会、引入第三方安全事故纠纷调解组织，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合理权益，提升纠纷解决的公平和效率。

其次，《意见》规定，“闹也不赔”。《意见》提出学校责任明确之前或明确学校无责后，学校不得赔钱息事。这既能避免政府领导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给学校施加“维稳”压力，也能减轻社会非法干涉学校对安全事故纠纷的处理。此外，《意见》规定，对于因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引发的诉讼，人民法院要依法裁决、主动释法，杜绝片面加重学校赔偿责任的情形。这样规定，给予学校和教师更多的底气进行正当的教育教学管理。

最后，《意见》强调，“闹要打击”。《意见》不仅明确列举了8类“校闹”行为，同时明确了打击“校闹”的方式和办法。一旦发生“校闹”行为，要求公安机关及时出警，依法制止;构成违法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特别是对于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实施针对学校和教职工、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以受他人委托处理纠纷为名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的，要依法从严惩处。通过“打击校闹”让学校和教师安心教育教学，维护学校正常秩序，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意见》本身具有很好的指导性、针对性和操作性，体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了利益纠纷双方的合理权益，实现了制度公平与公正。良好的法律和制度，还需要有效的执行才能真正实现善治。在贯彻实施《意见》方面，教育部也做了具体规划，细化分工，落实责任;推动试点，探索经验;汇编案例，加强指导;健全机制，形成长效;加快立法，推进法律有效实施。

相信在良法善治下，不再有“弱势群体”，“校闹”也会“闹”不起来。

（作者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周彩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