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瑰宝华光溢彩
—— 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金银器

文／张雁红

图一 瑞兽纹金箔饰长5.5、宽4.3厘米

图三 金耳环直径约1.5厘米

图四 金耳环直径约1.5厘米

大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北魏平城时期。北魏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近百年。其间，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打通往来西方的丝绸之路，使首都平城成为丝绸之路东端重镇，形成异域胡商集聚、奇珍异宝云集的繁盛场面。当时，大同地区是南迁鲜卑人群与当地居民杂居与融合之地，胡风汉韵，各领风骚，是民族融合的大平台。

公元5世纪北魏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首都平城为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人口百万的国际都市。因此，大同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文化特色鲜明。从出土的金银器看，不论造型、纹饰和工艺上都独具特色，鲜卑文化的因子、汉文化的熏陶以及丝路文化的濡染，都从不同侧面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西亚、中亚的舶来品，以其优美的造型、精致的雕刻而闻名于世。

一 鲜卑特色的饰物

鲜卑人和北方其他草原民族一样有喜爱金银的传统。东汉晚期以后，鲜卑文化特色的金银器逐渐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金银器的代表[1]。

动物纹牌饰是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装饰品。1994年大同市大同县安留庄北魏墓出土的瑞兽纹金箔饰（图一），器物中心锤揲出兽纹，圆眼尖耳，细尾上翘，具有典型的鲜卑特色。动物纹追求神似而不拘泥于动物本身，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其用途是作为早期萨满教的神灵及鲜卑人的保护神。

图六 嵌绿松石金耳环环长径4.5、最宽2厘米

图七 金耳坠通高3.85厘米

图五 金耳环直径约2厘米

图八 嵌宝石金耳坠长约20厘米

鲜卑金牌饰的图像内容以草原动物为主，如鹿、马等，而龙凤纹更多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产物。2002年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出土的镂空龙纹金牌饰（图二），采用透雕技法，以镂空龙纹为主题纹饰，昂首向前，鬃毛卷翘。

除金牌饰外，最具鲜卑特色的金银器当属各种首饰，主要有耳饰、步摇冠、简单的折股钗、圆环式指环、腕钏等。

需穿耳佩戴的耳饰主要是在少数民族中流行，且并非女性专用，男性也普遍佩戴。鲜卑人以佩戴各式金耳饰和嵌宝石金耳饰为多，在大同地区北魏墓葬中出土的数量较多，类型丰富，且墓主人信息明确，大体上分为素面、螺纹花式、嵌宝式及连坠式等。

表面光素的圆形或椭圆形耳环是出土最多、形制最简单的一种，多由中间粗、两端细的金丝弯曲而成，断面呈圆形、方形、八边形等。复杂的环上再盘圆环，如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一件金耳环（图三），在素面大圆环下焊接三个并列的小环，各环之间用小粒金珠焊接。大环中间粗两端细，断面最大径0.22厘米，小环的环径约0.37厘米，小珠的直径约0.17厘米。

螺纹花式耳环饰螺旋状纹饰，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一件金耳环（图四）。该墓群出土的另一件螺旋纹金耳环（图五），环外侧部分焊有一小柱，断面近圆形，直径0.1厘米，长1厘米，上套一可转动的金花瓣。

大同地区还出土有少量嵌绿石金耳环（图六），环为椭圆形，中间粗，两端细，开口，两端各有一小孔。环外侧镶嵌圆形、水滴形绿松石三行，等距分布三个乳突，上嵌绿松石，具有鲜明的鲜卑风格。北方游牧民族地区耳饰多喜爱用绿松石穿饰，追求金碧辉映的美感。

连坠式耳饰在耳环下悬挂一组连坠饰物，包括珠饰、小铃、金饰片和宝石等，装饰华丽繁缛，一般为鲜卑女性佩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金耳坠一对（图七），整体以金丝拧成的轴杆上悬挂金球、六瓣花形金片。每一花瓣下端钩垂金链及小金铃，花芯以金链垂球形铃。金耳坠挂链的双丝套扣工艺尤为考究，与内蒙古出土的拧丝坠叶式耳坠相似，具有鲜卑民族风格。

2004年，在大同城南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一对嵌宝石金耳坠（图八），金耳环上挂一嵌宝石金托，中嵌水滴状红宝石。另挂细金丝拧成的金绳，上悬镂空金球、圆形金片及金铃。金绳下端系细金链，每根金链垂有金质尖锤体。

二 丝路传入的域外遗珍

北魏重视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广大地区，西域各国“始遣使来就”。北魏对丝路大力经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太武帝曾遣使六赴西域，西域诸国也遣使来献，直接促成了丝路的繁荣，使得平城成为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2]。北魏时期的丝绸之路横贯中亚和西亚，通往拜占庭帝国。

在大同地区的墓葬和遗址中发现大量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存，包括金银器、玻璃器、波斯银币等。

2011年大同御河东岸恒安街北魏墓出土金耳坠一对（图九），主体为一圆环，环身上部圆细，中间有一向内的机括；环身下部锤揲成扁宽状，中间錾刻一人面，双龙张口相向。环身坠饰一为小金棒，自上而下依次穿有扁金饰、珍珠、绿松石、花草纹镂空金饰和玛瑙珠；另一为嵌紫水晶金托。圆环外侧饰掐丝而成的三组图案，上为花卉，中为人面，下部为凤鸟，内嵌各色宝石，周边饰联珠纹。环身两侧上方焊接金链，现仅存一条。其工艺繁复，运用了锤揲、錾刻、掐丝、镶嵌及金珠焊缀等技术。北魏墓葬中出土金耳饰较多，但像这么精美的在国内极为罕见。它与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地区出土的双龙守护国王耳坠非常相似，极具中亚风格特点[3]。

图一○ 鎏金银盘口径18、底径4.5、高4.1厘米

图九 嵌宝石金耳饰带链通高14.6-17厘米，圆环侧饰通高6.3厘米

图一一 八曲银杯最长口径23.8、底径5.4、高4.5厘米

图一四 鎏金人物纹高足银杯口径9.3、底径3.75、高11.厘4米

图一三 鎏金人物动物纹银高足杯口径9.4、底径4.9、高10.3厘米

图一二 鎏金童子葡萄纹银高足杯口径9.6、底径5.4、高11.5厘米

图一五 鎏金人物纹银碗口径8.5、高厘5米

1981年在大同小站村北魏封和穾墓（504）出土的鎏金银盘（图一○）当属国内发现最重要的一件萨珊金银器。盘内壁锤揲出一男子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猎捕野猪的画面。猎者为典型波斯贵族形象，深目高鼻，络腮长须，头戴半弧形冠，边饰联珠，冠后有萨珊式飘带，戴缨珞、耳饰、手镯。腰带上挂箭筒，足蹬半长统靴。猎者双手横执一矛，矛尖已刺入一野猪右额，右脚反踹由后方袭来的野猪，另有一头野猪正从前方的芦苇丛中窜出。从形制上看，是萨珊银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皇家银盘[4]。狩猎题材也是萨珊银器中常见的图案，但大多数萨珊狩猎纹银盘的猎者均披铠乘马，躯体部分未作充分展现，姿态平板，如前苏联冬宫所藏波斯狩猎纹银盘即是。而该银盘上的猎者没有骑马，只着便服，形象矫健，宛如古希腊运动员形象，明显受古希腊古典艺术的影响，为一般的萨珊金银器上所少见，可谓艺术价值最高的萨珊银器。

1970年在大同城南轴承厂窖藏出土的北魏八曲银杯（图一一），是目前国内最早的一件多曲长杯。器体八曲，内底中心饰两只怪兽，八曲花瓣形圈足。杯口外壁有大夏文铭文。多曲长杯最早见于萨珊波斯帝国，主要流行于3-7世纪的伊朗高原和周边地区。这件长杯的每一曲都从器口直通器底，内卷杯口与内壁的交界处装饰类似花瓣的尖喙，内底锤揲的怪兽纹是印度古帕塔艺术的装饰主题[5]，这些都与典型萨珊器不同，却与中亚地区的艺术风格相近。经学者考证，这件器物应为5-6世纪的大夏银器[6]，在国内极为罕见，其风格直接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

在同一窖藏遗址还出土了三件精美异常的鎏金高足杯。形制相同，均敞口，深腹，高足。杯身都采用四等分法，以叶纹分隔人物形象，人像具有强烈的希腊化风格。

鎏金童子葡萄纹银高足杯（图一二），腹壁呈束腰状弧形，杯身由葡萄藤组成的五个圆环布满外壁，环内浮雕五童子，腹部和喇叭形高足面饰莨苕叶纹与联珠纹。这种题材应与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酒神节有关[7]。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通过东征，将希腊文化传入西亚和中亚，特别是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酒神节的风俗尤为兴盛。

图一六 鎏金人物纹银碗口径10.2、高4.6厘米

鎏金人物动物纹银高足杯（图一三），杯颈部高浮雕八只卧羊，现存七只。杯身在莨苕叶纹之上承托一男性头像，叶纹间有手持器物的女性形象，衣饰轻薄，两足交叉站立。

另一件鎏金镶嵌银高足杯，口沿下饰一周卷草纹带，带缘饰两周联珠纹。这是萨珊波斯常用的纹饰。腹部高浮雕四组卷叶纹，纹饰间嵌红绿宝石。上述三件高足杯是具有强烈的希腊化风格的萨珊王朝器具，是北魏时期输入中国的西亚或中亚产品。

1988年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9出土一件鎏金人物纹银高足杯（图一四），口沿下和上腹部各有联珠纹一周。莨苕叶纹将杯外壁分成四等分，叶纹之间有一圆环。环内锤揲出一头像，深目高鼻，头戴圆帽，着圆领衣。杯身近底部有弦纹一周，外围环绕忍冬纹。杯足呈腰鼓状，杯底为圆形，类似倒扣的盘子，周围饰有忍冬纹。该器上半部与该墓群M107所出的银碗纹饰相同。

大同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图一五）和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图一六）各出土一件鎏金人物纹银碗，均为敞口，口下微内收，弧腹，圜底。口沿及上腹各饰一周联珠纹，腹部以莨苕叶纹分为四等分。每等分之间有一圆环，内饰一半身侧面像，头戴圆形帽，深目高鼻。碗底錾刻两道同心圆。

这两件银碗在形制上相同，碗壁上锤揲出凸凹起伏的装饰纹，这种植物叶纹和圆形帽的人物特征是波斯萨珊和中亚艺术中常见的纹样，但圆形帽的人物特征属于中亚样式，在嚈哒货币上属常见装饰，故推断其产地应在中亚，为嚈哒银器制品[8]。

2013年在大同东信家居广场工地北魏墓出土嵌宝石银戒指一枚（图一七），戒面和戒托为银质，上饰螺纹，戒圈为中间粗两端细的圆环。戒托中央镶嵌一枚宝石，上阴刻女王头像，深目高鼻，头发卷曲，应为西方舶来品。

三 结语

北魏时期是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活跃时期，这在大同地区出土的金银器上最能得以体现。具有浓郁的鲜卑民族特色的器物和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的器物，既有外来金银器物的直接输入，也有外来金银工艺的引进与发展。无论是装饰题材及审美观念的更新，还是錾刻、锤揲等金银制作工艺的汲取，均影响深远，为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发展与兴盛奠定了基础。

[1]张静、齐东方：《古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2]张庆捷：《山西在北朝的历史地位——兼谈丝绸之路与北朝平城晋阳》，《史志学刊》2015年第1期。

[3]大同市考古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期。

[4]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5]齐东方、张静：《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与演变》，《考古》1998年第6期。

[6]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中亚和波斯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

[7]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8]孙机：《固原北魏漆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