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究综述

邓雄英 黄聚云

摘 要：在充分掌握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社会治理背景、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对象和治理资源等方面，系统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通过对社会治理五个层面的综述可知，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从多个层面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手段和方式：一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二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抓手，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三是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关键词：社会治理;问题与挑战;当代中国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为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如何超前预期风险，构建和创新符合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此，结合新时代我国面临突出问题、矛盾和风险，总结、归纳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相关研究，以期更深层次地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助益。

一、社会治理的定义

西方学者将治理定义为一种活动管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化解社会矛盾，为跳出传统的管理模式，治理被作为政府与人民、公共部门与大众部门合作、互动的控制体系。治理概念在中国运用的时间较短，早期只是简单的模仿，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从政府、社会视角来解读社会治理，目标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都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但更多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社会矛盾的化解需要政府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

二、当代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 治理背景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中说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呢？

（1）中国社会正面临转型挑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在不断的转型、进步，同时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提出中国的进步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与社会问题都带有深刻的中国印记。转型期的中国表现为极端性和两重性，特征十分鲜明，时代要求每个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转型。

（2）面临三大“陷阱”困局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抓住馅饼，避开陷阱显得尤其重要。社会学中最常提到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从外表来看它们似乎都是馅饼，其实不然。从国际通行标准来看，中国已经步入了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转型期的中国掉进三大陷阱的机率很大，如何实现跨越，有效规避陷阱成了是社会讨论的热点。

（3）风险社会冲击

互联网的出现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一张无形的“渔网”将整个地球团团围住，风险社会的特点是全球性和广泛性，只要你在“渔网”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无处不在。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否能有效预防这种全球化的人为风险是社会转型期的关键。

（二） 治理主体层面

权力与权利是有效治理的关键。部分管理者强势掌权与获权使得治理之路充满荆棘。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出现思维定势，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并没有提高，相反却出现了职能界定模糊等新问题。

（1）治理主体单一

传统的社会治理主体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在各项事务中拥有绝对主导权。社会治理主体职能的无限扩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干预社会治理方式，以政府意志实行社会管控模式;国家主导，全面控制行为方式，掌握治理主动权;政府无限实施权力，却只是承担有限的社会责任，导致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新时期，政府需要应该做到放权、搞活治理的模式，让多元的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2）治理主体职能界定模糊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新时代条件下的新要求。当下治理主体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有一个通病，各治理主体职能界定模糊，定位不清晰，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缺位”和“越位”现象。不同的职能部门在权责的界定上又常常是条块分割的状态，出现“信息孤岛”和“信息打架”并存的乱象，“拉美化”现象日益凸显。治理主体职能明确分工以及有效配合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3）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度不高

改革40年来多元治理主体从不缺乏，但是，总体上表现出数量少、质量低的特点。由于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措施，這些社会组织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参与度不高，怕担责，且多数多社会组织的成立，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占有组织名头却不做事。因此，这部分社会组织的存在也只是空有其名，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是整个社会大步前进的关键一招。

（三）治理手段层面

社会治理需要“齐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我国，整个社会治理的环境十分复杂，治理的手段不具备多样性以及治理的过程偏民主。多样的治理方法将会把社会带入到“法、理、情”的制度中去，做到望、闻、问、切， “对症下药”是关键。

（1）法律法规不健全

无规矩不成方圆。法，乃社会运行之规矩。从治理现状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法和法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在新形势下，各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时问题频发，新的治理模式需要更多的法律条文来做约束，这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理论研究是治理的根基，如果丰富理论研究能为治理指出明确的方向，那么在治理这条路上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2）管理体制不健全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也逐步走向深入， 但就整体而言，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服务性管理、法治化管理、公共管理、责任管理还没有在完整的意义上出现，社会治理的道路探索中还存在管理方法传统的问题。新的时代条件，应对不同的问题需要不断的更新与完善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市场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四）治理对象层面

4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腾飞的阶段，在市场经济的推动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城市发展大踏步向前。城镇化、城市化与农村的空心化、空巢化形成强烈对比。

（1）快速城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城市，一个集资本、人才、资源于一体的综合馆，发展的背后面临的问题也不计其数。人口的流动虽然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但给城市带来的治理负担亦快要与发展效益持平。城市的污染、社会秩序混乱、人员复杂难管理，还有农村人口流失，出現空心化、空巢化、滞后化等系列问题都是快速城镇化的遗留问题。

（2）自然资源滥用与短缺

工业社会必将是以消耗资源、恶化环境为代价。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生态环境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水资源短缺全国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不是简单的出台政策就可以，还需要人们一起努力节约用水、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不堪重负。

（3）新技术冲击现代文明

新技术带来的新难题，要如何控制？如何治理？治理当前我国食品、药品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必先找到的突破口。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主要有：一是大量数据在网络上汇集，但共享困难，数据碎片化严重;二是数据的样本量大但是不精细，若不仔细筛选或防范，数据的虚假性和真实性将无法控制;三是数据来源渠道有限，大数据里无法体现网民们真正的态度。新技术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冲击政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

（五）治理资源层面

资源分有形与无形。有形的资源待开采，无形资源被全方位利用。对于我国政府而言，治理资源不足主要表现在有形资源内部结构分散，运行效率低下。社会治理资源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容忽视，不仅需要继承以往好的治理经验，对那些过时的治理手段也要大胆去除。

（1）传统文化治理资源有待发掘

中国社交文化乃治理的无形资源。中国上下文明五千年历史，传统文化资源可谓是数不胜数，而最突出的则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有礼有节，从对待传统文化的利用方式看来，儒家的礼治不应该被看做是与法治对立的体系，而是应该将其作为治国理念中与法治互补的必要成分。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治国理政的思想，一直在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社会管理精细化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有待进一步凝练开发

在风险与挑战并存的全球时代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凝聚人类文明“中国智慧”的结晶。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是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用汗水书写的治理篇章，新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更新，需要将这些优秀经验凝聚到精细化的社会治理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到：“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错的，但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在提高治理能力上还需要花更大的功夫。”在整个治理的大环境中所呈现的总体效果还不错，但是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的治理能力建设问题还十分突出。

三、结语

自十八大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来，整个社会发展大方向都十分符合中国特色，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和对资源的利用等理论层面还有待改进，在方法论层面治理手段的单一性以及对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上仍需要不断完善。面对社会治理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做出努力：

第一，建立符合新时代的先进社会治理体系。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社会治理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正在向精准化迈入。同时新时代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是从治理到善治的转化，让公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优化以往的治理模式，建立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

第二，治理过程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整体角度来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笼统来说很宽泛。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在政策的落实上确实还需与实践紧密结合，严厉打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问题，将政策落实到实处，真正做到全民参与、全民监督，实现治理目标。

第三，最大程度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人类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优秀的治理经验，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资源。社会的发展总是去粗取精的过程，中国特色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新时代，在创新治理的同时，应该回首看看曾经走过的路，或许答案已经在路上。

中国在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党中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着手解决频发的社会问题。现如今，社会问题呈现多样性与新颖性的特点，如何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年头里，着力解决这些“新”问题是治理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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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文章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D-19。

作者简介：邓雄英（1992- ），女，汉族，湖北恩施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黄聚云（1975- ），男，河北任县人，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