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常态下西部地区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实证研究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生态进入“新常态”。 面对深化改革、扶贫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机构整合的大环境，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的情况日趋严重。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区位特点，公务员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但相关量化研究却不多。因此本研究采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对以A市为代表的312名西部地区公务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公务员职业倦怠总检出率为55.4%，主要是轻度和中度倦怠;（2）不同学历公务员职业倦怠存在显著差异;（3）不同职务类别公务员职业倦怠存在显著差异;（4）不同职务等级公务员职业倦怠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提升西部地区公务员的心理调适能力，以积极心态面对职业倦怠，需要多管齐下、共同努力：（1）补足精神之“钙”; （2）加强制度保障;（3）构筑科学体系;（4）提高自身认识。

关键词：政治新常态;公务员;职业倦怠;西部地区

职业倦怠（Job burnout）是一种因长期的工作压力得不到缓解而产生的一组负性综合症状，经研究发现主要包括情绪衰竭（Exhaustion）、玩世不恭（Cynicism）以及成就感低落（Inefficacy）三个方面。当前，面对深化改革、扶贫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机构整合的大环境，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公务员群体因为多种原因而导致职业倦怠情况日趋严重----人数上升、症状复杂、程度加深、影响消极，经媒体报道的公务员因职业倦怠而导致的失职、失德、腐败、自杀的案件数量也有逐年上升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生态进入了“新常态”。在政治领域，中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行政领域，国家强力推动简政放权改革以释放制度红利提高行政效率，力图建设服务型政府。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权力监督的增强以及灰色收入的减少给公务员带来了诸多压力。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欠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也相对缓慢，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公务员对许多社会事务都有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西部地区公务员职业倦怠的预防与职业道德的提升，不仅可以充分调动西部地区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效率，而且可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国内对西部地区公务员进行有关职业倦怠的量化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以西部A市为研究对象，期望了解西部地区公务员职业倦怠的现状，进而为西部地区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倦怠预防与职业道德的提升提供有力的实证依据。

一、方法

（一）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随机选取A市市直机关、行政机关公务员专题培训班的公务员312人。采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312份，回收有效问卷294份，有效回收率为94%。其中男202，占68.7%;女92，占31.3%;正处级11人，占3.7%，副处级52人，占17.7%，正科级130人，占44.2%，副科级88人，占29.9%，科员及以下13人，占4.4%;30岁以下9人，占3.1%，31-40岁81人，占27.6%，41-50岁182人，占61.9%，51岁以上22人，占7.5%;大专以下25人，占8.5%，本科226人，占76.9%，研究生及以上43人， 占14.6%;从职务类别看，综合管理类161人，占54.8%，行政执法类110人，占37.4%，技术类23人，占7.8%;从任职年限看，5年以下93人，占31.6%，6-10年71人，占24.1%，11-15年53人，占18%，16-20年30人，占10.2%，21年以上47人，占16%。

（二）研究工具

Maslach職业倦怠通用量表（MBI-General Survey， MBI-GS）。采用中科院心理所李超平、时勘修订的职业倦怠通用量表评估A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程度。该量表是自陈量表，采用里克特7级计分，选项分别为“从不”“极少”“偶尔”“经常”“频繁”“非常频繁”和“每天”，分别给予0-6分，得分越高则代表个体职业倦怠程度越高。问卷包括15个项目，情绪衰竭（5题）、玩世不恭（4题）和成就感低落（6题）三个维度。本问卷指导语为： 请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判断它们在您身上发生的频率，并在相应的数字上划∨。其中0=从不;1=极少（一年几次或更少）;2=偶尔（一个月一次或更少）;3=经常（一个月几次）;4=频繁（一星期一次）;5=非常频繁（一星期几次）;6=每天。

（三）程序

（1）问卷施测：以班为单位团体施测，测试时间大约5分钟。由经过培训的专业老师做主试，所有问卷当场收回。

（2） 数据处理：采用SPSS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因素分析、t检验、F检验。

二、结果与分析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李超平根据国外权威量表编制的职业倦怠问卷评估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程度，该问卷的效度已得到业内专业人士的公认，因此重点验证问卷的信度。该职业倦怠量表Cronbachs α 值即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依次为0.94，0.91，0.89。说明问卷具有较好地信度。

（一）西部地区公务员职业倦怠的总体状况

依据李永鑫等研究所得到的临界值（情绪衰竭分数25、玩世不恭分数11、无效能感分数16），将职业倦怠分为4个水平，分别为零倦怠（被调查者在职业倦怠量表3个因素上的得分均小于临界值）、轻度倦怠（被调查者在职业倦怠量表某1个因素上得分大于或等于临界值）、中度倦怠（被调查者在职业倦怠量表某2个因素上的得分均大于或等于临界值）和重度倦怠（被调查者在职业倦怠量表3个因素上的得分均大于或等于临界值）。通过对312名公务员的调查发现：轻度倦怠134人，占45.6%，中度倦怠27人，占9.2%;重度倦怠2人，占0.7%;职业倦怠的累计人数163人，总检出率55.4%;其中存在情绪衰竭者12人，占2.8%;玩世不恭者41人，占9.4%;成就感低落者141人，占32.3%。可见，公务员有较大比例人数存在轻度和中度职业倦怠，其中以成就感低落更为明显。

许多研究表明，公务员群体是世界上倦怠水平最高的几项职业之一。2013年中科院郑建君博士对10个省份2482名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79.89%的基层公务员轻度倦怠，6.4%重度倦怠。2016至2017年，韩阳对近600名辽宁省公务员的职业倦怠调查显示，高度倦怠68人，占13.3%;中度倦怠370 人，占72.3%，职业倦怠总检出率85.6%。从总的倦怠水平上讲，我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再次证明了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的高发性。

（二）西部地区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具体状况

（1）不同性别、任职年限、年龄范围职业倦怠的比较

分别以性别、任职年限、年龄范围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和职业倦怠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三个职业倦怠维度以及总均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不同学历职业倦怠的比较

以学历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和职业倦怠總均分为因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和总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情绪衰竭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HSD）表明，在玩世不恭维度，本科组得分显著高于大专组，大专组得分显著高于和研究生及以上组;在成就感低落维度，大专组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组，本科组得分显著高于研究生及以上组;在职业倦怠总均分上，大专组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组，本科组得分显著高于研究生及以上组（见表1）。

在学历方面呈现出学历越高，职业倦怠程度越低的状况。本研究的结论与Erickson（2001）得出教育水平高的个体比教育水平低的个体更易产生倦怠的结论是相反的。在调查中发现，我国现有公务员的学历很多属于非原始学历，这就产生职务越高者，受教育资源越多，学历就越高的结果，因此，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具体指向我国公务员群体的。

（3）不同职务类别职业倦怠的比较

以职务类别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和职业倦怠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情绪衰竭维度和职业倦怠总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在情绪衰竭维度和职业倦怠总均分上，行政执法类得分显著高于综合管理类和技术类（见表2）。

一般认为，情绪衰竭是个体的压力维度，表现为个体情绪、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情绪衰竭方面得分高于综合管理类和技术类公务员可能是由于行政执法类干部经常工作在第一线，与老百姓经常接触，时时面临着复杂局面、突发事件，处理起来棘手且繁琐，工作压力非常大，而很多时候还不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相比较而言，综合管理类和技术类面对的人群相对单一，处理的问题也有经验可循，因此压力就会相对小一些。同样的付出得不到理解和回报，这可能是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情绪衰竭和总均分要显著高于综合管理类和技术类的重要原因。

（4）不同职务等级职业倦怠的比较

以职务等级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和职业倦怠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情绪衰竭、玩世不恭维度和职业倦怠总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成就感低落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在情绪衰竭维度上，科员及以下组得分显著高于副科和正科级，副科和正科级得分显著高于副处级，副处级得分显著高于正处级;在玩世不恭维度上，科员及以下组得分显著高于正科和副科级，正科和副科级得分显著高于副处级，副处级得分显著高于正处级;在职业倦怠总均分上，科员及以下组得分显著高于正科和副科级，副科和正科级得分显著高于副处级，副处级得分显著高于正处级（见表3）。

在职务等级上呈现出级别越低职业倦怠程度就越高，级别越高，职业倦怠程度反而越低的状况。情绪衰竭表现为个体情绪、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职务越低的公务员从事越初级的工作，工作压力和工作负荷都很大，而收入相对很低，生活压力也大。随着从业人员职务的不断升高，他们的工作负担、工作压力减轻，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随之升高，而且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更高层的决策中，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物质上都会有更大的满足，相应的职业倦怠程度也会降低。所以在情感耗竭维度上职务越高者表现出的倦怠水平越低;玩世不恭表现为刻意与工作以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人员保持一定距离，对工作不热心和投入，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表示怀疑。职务越低的公务员，尤其是科级公务员，既要做好领导又要投入基层工作，加之人际关系协调困难，感到对工作没有丝毫成就感，进而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怀疑。在访谈中，有的公务员说到，作为科级公务员最累，既要做好领导又要投入基层工作，加之人际关系协调困难，感到对工作没有丝毫成就感。总之，职务越低的公务员越倦怠是来自于各个维度的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公务员职业倦怠问卷具有较好地信度。

（2）政治新常态下公务员有较大比例人数存在轻度和中度职业倦怠，其中以成就感低落更为明显。

（二）建议

在政治新常态下，面对政治、经济、工作、家庭等各种转型和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压力，如何提升西部地区公务员的心理调适能力，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职业倦怠，这就需要多管齐下、共同努力。一是要补足公务员精神上的“钙”，把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行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规范的要求;二是要加强制度保障，体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使公务员在工作上有可为、有作为、有理想、有目标，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在各类风险频发的新常态下，通过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使公务员在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等方面能正确决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降低职业倦怠高发的制度环境;三是要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构筑科学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筑科学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需要各方面的积极配合、通力合作。可以借鉴先进经验结合实际有选择的推进。如辽宁省就建议各委办局、各级心理学会以及各级党校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服务体系。各委办局选聘专兼职的心理辅导员，负责了解单位内部公务员心理需求、思想动态，洞察问题，适度干预;各级心理学会可以作为政府和专业机构的桥梁，整合专业资源，满足各委办局的共性和个性化需求;各级党校专门负责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和培训，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公务员心理成长能力;四是公务员自身要重视心理健康，正视职业倦怠。一旦出现职业倦怠或心理问题，要科学面对，同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缓解和降低职业倦怠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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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伟（1982- ），女，汉族，河南郑州人，中共新乡市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公务员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