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依据

摘 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力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思想的执政逻辑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

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依据

（一）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与社会失范

社会转型必然会导致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集中反映。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社会转型加速，当前我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主要表现为：上层精英化与低层碎片化及其固化趋势。

一方面，社会流动性不断固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逐渐精英化。二是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主要指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和环境不断固化。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社会才能保持稳定与平衡。1978年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社会层面的最强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非优势阶层的精英分子通过个人奋斗，主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参军两个途径，有效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然而自21世纪以来，随着阶层分化的日趋明显，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下降，社会下层改善生存境遇的机会逐渐稀缺。这种情况之下，生活在底层的人群逐渐绝望，从而就会产生反叛社会的现象。

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职业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如今，特别突出的现象是，上一代的职业背景对下一代的职业选择以及职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群体的职业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所以，过去一个时期，“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一种广受社会斥责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代际传递的特征是非常明显，所以，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门槛越来越高。

（二）社会利益结构分化与利益失衡

在经济转型期，通常面临复杂的利益结构调整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动，并导致社会分化。比如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财产收入、社会背景、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等不同，对自身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呈现多元化趋势。基于这种利益分配不公及失衡，加之现在人们的公平意识、维权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在意、越来越关注，对幸福生活愿景追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当人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和解决时，就会产生不满和怨气。由于政府是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和责任人，人们自然而然把不满和怨气汇集于政府头上。政府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堪重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要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如李克强所说：“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所以，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协调者而非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必须建立公平有效的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回应利益关切，关注利益诉求，平衡利益结构。

（三）民生保障不力与公共服务矛盾

这个矛盾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在关乎民生的问题，与之对应的是我们政府公共服务的不到位，我们知道，民生问题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对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执政地位的巩固都是有利的，必须关注民生，以民为本，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只有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才能普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面对这一挑战，必须推动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向“服务型”转变。

（四）社会价值真空与社会理性丧失

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目前，社会普遍存在伦理价值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主流意识中信仰、诚信危机。现在社会中道德与价值观的冲突加剧，是值得深思的。信仰危机会使社会失去认同与向心力。当前，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在诚信方面。诚信曾经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可是也已渐渐消退，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虚伪欺骗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现在可以说，“不相信”的心理已经渗透到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比如官民之间，警民之间，醫患之间，民商之间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

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点与难点

针对我国社会治理的现状，真正要做到精细化，实现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还需要努力破解重点与难点。

（一）重点是补齐“六个短板”

（1）补齐基层基础短板。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在基层。我国近几年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也存在部分社区基础配套不足、自治功能弱化、治理活力不强等问题。应深入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夯实社会治理精细化基层基础。

（2）补齐社会共治短板。依托街道（社区）和网格化管理平台，深化完善街道（社区）区域化党建工作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多元化治理结构，建立群众议事、社区听证、工作评议、民情恳谈等协商治理制度机制，补齐社会组织、社区群众、驻在单位参与不足短板，推动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3）补齐源头治理短板。要推动各级政府进一步转变观念，纠正重管制、轻自治，重救急、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观念，推动社会治理工作重心向源头治理转移，着力推进风险评估、利益协调、诉求表达、权益保障、心理干预等源头治理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化、法治化，提升从源头上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

（4）补齐信息化应用短板。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物质基础，坚持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应用为支撑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大力加强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积极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促进大数据、云计算在推进科学决策、沟通社情民意、提供公共服务、预测社会风险、解决热点难点、加强平安建设等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水平。

（5）补齐依法治理短板。要把法治作为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方式。大力加强社会治理法规制度建设，健全民生保障、居民自治、矛盾调处、公共安全管理、虚拟社会管理等法治化机制，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6）补齐能力不足短板。要积极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新要求，大力推进干部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加强能力建设，着力解决认识不够、方法不当、水平不高等问题，提高各级干部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能力。

（二）难点是着力破解“四个难题”

（1）着力破解重点人群服务管理难题。坚持服务与管理并重，健全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关怀帮扶体系和监测、预警、救治、帮扶、服务、管理制度框架，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和教育管理相衔接，统筹做好法制教育、心理疏导、就业培训、最低生活保障等工作，着力破解吸毒、刑释、不良行为青年等重点人群服务管理难题，让他们在温暖、包容环境中顺利融入社会。

（2）着力破解重点领域矛盾化解难题。健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探索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等专业法律机构代理化解矛盾的办法，建立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着力破解征地拆迁、劳资、医疗、环保、物业、集资等重点领域矛盾纠纷化解难题。

（3）着力破解重点区域治安防控难题。始终突出抓好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的治安防控，积极推进公共资源、管理投入、执法力量向城乡结合部等区域倾斜，加快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破解城乡结合部等区域外来人口多、人员成分复杂、社会矛盾突出、治安防控艰巨等难题，实现重点区域治安防控新突破。

（4）着力破解重点行业安全监管难题。创新安全风险防范机制，更加注重增强风险意识和对风险源的防控，强化危险化学品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快递物流行业安全监管，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和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加大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力度，着力解决一些地方和领域在安全监管上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消除安全隐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作者简介：符登霞（1983- ），女，苗族，湖南吉首人，湘西自治州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