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代中央王朝对播州地方文化建设之策

摘 要：自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始祖杨端入主播州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末代土司杨应龙兵败自焚，历经唐、宋、元、明四朝更迭，杨氏家族统治播州计29世725年，其统治时间不可谓不长。在此漫长岁月里，历代中央王朝为了强化对播州的统治，着力推进其文化建设，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两大善政，如开科取士进入播州，精英人才脱颖而出;土司承袭子孙读书习礼，提高土司为政决策水平。

关键词：历代中央王朝;播州地方;文化建设之策

自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始祖杨端入主播州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末代土司杨应龙兵败自焚，历经唐、宋、元、明四朝更迭，杨氏家族统治播州计29世725年，其统治时间不可谓不长。在此漫长岁月里，历代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播州地方的统治，着力推进其文化建设，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两大善政。

一、开科取士进入播州，精英人才脱颖而出

开科取士源于古代的科考，它是古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借助考试的办法以选取优异士人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它肇始于隋朝，大业元年（605），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的方法先后录取了房玄龄、杨篡、张损之等人，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才选举史上崭新的一页;发展于唐，李世民增加考试科目，武则天首创武举和殿试;完善于宋，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很重视科举考试，扩大了科考录取范围，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延续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即废除。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对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诸方面都产生过无与伦比的影响。无论是隋唐还是北宋，与中原数千里之隔的播州，都未找到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记载，这一现象与当时播州地方文教渐开，读书向学者越来越多的情况极不相称。鉴于此，杨氏第十四代家主杨价乘“抗元有功”之机，上书皇帝，请求让播州士子与内地士子一样，都能参加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对于杨价的提议，南宋统治者，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欣然予以采纳，规定：播州地区每岁贡士3人至京。“价好学，善属文，先是设科取士未及播，价诵于朝，而岁贡三人云。”[1]从而为播州读书人开辟了一条仕进之路。由于受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许多播州士子为了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刻苦钻研儒家经典以博取功名，挤身封建政治舞台。可见，南宋政府在播州推行开科取士之善政，这无疑为播州地方开展文化建设从外部引进了强大的激励机制，此机制点燃了播州士子心中的希望之火。尔后，播州不少士子在历次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二冉八进士”就是其中之翘楚。所谓“二冉”是冉璡和冉璞，二人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南宋末年抗击元蒙的战争中，曾向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献计：迁徙合州城于钓鱼山，以积蓄粮草固守远胜十万大军，保全西蜀。此计策被余玠采纳，大大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时间。南宋理宗嘉熙二年（公元1238），冉从周考中进士，当地乡人引以为荣，欢呼本地人才“破天荒”得高中。冉从周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号为“破荒冉家”。诚然，冉从周由三名岁贡之一得中进士，播州家主杨价功不可没，对此，明代长官司何敏树深表认同，他在《谒冉进士祠》一诗中称：“一自先生贡礼闱，播州山水有光辉。二百年来拜祠宇，令人长忆宋雄威。”在此，何敏树将冉从周考取进士与播州家主杨价重文之事联系起来了。不过，冉从周得中进士，归根结蒂还是得益于中央王朝准予播州岁贡三人之善政，正是这一善政为冉从周脱颖而出提供了契机。自冉从周之后，南宋时，贵州考中进士的还有七人，他们是杨震、李敏子、白震、犹道明、赵炎卯、杨邦彦、杨邦杰，而且此七人全部来自播州。从1238至1274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地处西南一隅的播州，竟然在短短的37年间，连续考中了八位进士，这可以说是播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盛事。在开科取士中，这些脱颖而出的文化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王朝在播州的忠实代理人，因为他们的前途命运与中央王朝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与本土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桑梓之情，在本土人民心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是本土人民顶礼膜拜的对象。冉从周官珍州太守，有善政，是许多珍州后学者崇拜的偶像。传说：有个叫郑宜的珍州人，他虽属望族，却生于贫困之家，家贫志高，昼耕夜读。对于珍州改土归流一百多年来无人中举之事，痛彻心菲，希望能成为冉从周第二。珍州知州汪曾垣得知此事后，特意召见了他，并询问其志向，他回答说：“宜得为珍州冉从周足矣！”汪曾垣听后十分感动，承诺道：“果尔，余当迎子于州界上。”[2]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郑宜到四川省城成都参加乡试，真是黄天不负有心人，郑宜果然中举，汪知州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到州界迎接凯旋归来的郑宜，并挥毫泼墨、奋笔疾书“破天荒”三字，悬挂在郑宜家的大门上，旨在激励时人，昭示来者。

二、土司承袭子孙读书习礼，提高土司为政决策水平

在唐、宋、元时期，作为播州土司子弟，纵使他们目不识丁，也能顺利承袭土司职位，因为其土司职位不是由其文化才能决定的，而是由其出身血统决定的。不过，进入明朝之后，这一状况逐渐发生了改变，明王朝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大一统局面出发，对承袭土司职位者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知识要求，即土司承袭子孙必须通晓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皇帝朱元璋告诫礼部：“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其目的在于“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还建议礼部通过兴办学校以实现对土司承袭子孙文化知识的教育，“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不仅如此，还对土司承袭子孙入学年龄也做了规定：“土司应袭子孙宜视近例，十岁以上者，俱送附近宣慰司或府、州、县学”;“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3]凡不学习者，地方官和其他土司不予保结，更不能袭职。这样，读书习礼就成为播州土司承袭子孙继承土司职位的先决条件。由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明中央王朝要求对播州土司承袭子孙进行了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教育，实际上，就是要强化播州土司对明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意识，促使其为政决策以实现国家大一统为依归，以忠君爱国为表现，积极朝贡纳赋，服从征调。在这一政策的严厉推行下，播州土司承袭子孙为了将来能够顺利继承土司职位，并获得中央王朝的认可和支持，给其土司职位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潜心攻读儒家经典，以培养其为政决策的能力。推行此项政策其收效颇为明显，明代播州土司大都具有一定的为政决策所必备的文化素养，勤于诗书礼乐教化。二十二世土司杨升“请开学校荐士典教，州民益崇习诗书礼义”，其本人钻研必有所得，撰文作诗出人意表;二十四世土司杨辉广泛涉猎诸经子史，“兴有所到形之歌咏”，深受唐诗影响，其诗文功底深厚，所作“大书、行草书，皆遒劲可爱”，他还“修学校、延明师、育人才，而致文风日盛于前，此其崇儒术也甚至”，是文武双全之人;二十六世土司杨斌，在文学、书法方面，颇具天赋，造诣非凡;二十九世土司杨应龙善长于颜体楷书，撰文书丹的《骠骑将军示谕海龙囤严禁碑》以及刻于囤上各关的榜文、题款，均有深厚功力。[4]播州土司勤于诗书礼乐教化，显然对维护土司统治，安抚民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人在任职土司期间，由于思想比较开明，文化水平较高，大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深得土民拥戴。

综上所述，历代中央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对播州地方的统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以文化建设为抓手，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指针，從外部为播州地方文化建设引进了两大善政，既造就了播州地方文化建设的大批中坚力量，又提高了播州家主为政决策水平。

参考文献

[1] 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M].遵义：遵义市志编委会，1986.

[2] 陈志刚，王进江.遵义通讯[J].遵义杂志社，2012（2）：86.

[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4] 遵义市地方志编.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李晓蓉，女，湖南常德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