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家庭：理解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

当代中国家庭转型的复杂性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力量逐渐进入中国广袤的农村社会，农民家庭日益从相对封闭和静态的村庄场域进入日益开放和流动的社会之中。在此过程中，农民家庭经历了巨大的转型。在目前流行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视阈之下，中国的家庭转型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1]家庭关系离散化、[2]家庭功能逐渐弱化和外化、[3]家庭伦理弱化并经历了重构，[4]其突出了家庭转型中的“分离”力量。也就是说，中国的家庭转型过程不仅弱化了原有的家庭功能，而且给农民家庭带来很多新的问题，例如养老问题、婚姻稳定性问题。当家庭自身无法解决或消化这些问题时，就需要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的介入，家庭因而成为社会和国家的负担。

然而，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在近年来的田野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家庭转型并非一个单一和线性的过程。转型中的家庭并不仅仅是一个被改造对象，而是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家庭会根据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对家庭成员和资源进行新的动员和整合，以应对家庭发展的需要。家庭的能动性不仅塑造和激活了家庭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且成为中国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

实际上，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的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家庭研究忽视了家庭本身，常常陷入相对个体化的视角，只关注家庭中的某个群体、某种家庭问题或者是某个家庭生活片段。在这一视角之下，中国的家庭转型成为一个问题化的过程，例如留守老人和儿童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真正从整体的视角来看家庭转型时，就能在这些表象的“问题”背后看到中国家庭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发展性的一面。因此，家庭研究需要有整体的视野，需要回到家庭本身，唯有如此，才能看到中国家庭的活力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功能性家庭：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实践形态

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财产和政治单位，而且还是一个价值单位，家庭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5]中国的家庭制度具有很强的立体性特征，表现为“伦理-结构-功能”的三位一体，三者共同构成家庭的丰富内涵。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中，家庭伦理居于主导性地位，并依托父长权威来践行家庭伦理。而家庭结构及其功能居于从属性地位，家庭的结构安排、功能发挥都要受到家庭伦理的主导，由此彰显了传统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特征。[6]然而，在家庭转型过程中，随着现代性力量的侵入，农民家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家庭的功能并没有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弱化，反而表现出了相当的韧性，并塑造出“功能性家庭”[7]的实践形态。原本处于从属地位的“功能”得到激活，并再造了家庭伦理和结构，从而使得农民家庭能够有效应对现代化的压力。

功能性家庭是农民家庭能动地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实践形态，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通过“代际合力”的方式积累家庭资源。功能性家庭能够根据家庭发展的需要对家庭劳动力进行最优配置，以最大化地积累家庭资源。功能性家庭内部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8]的家计模式，即年轻的子代外出务工，年老的父代在村务农，并且顺便照顾孙代。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有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从而在经济上达到村庄社会的中上等水平。第二，家庭资源向子代核心家庭集聚。功能性家庭在资源分配上则主要向子代核心家庭集聚，家庭资源的配置逻辑遵循功能最大化的原则，以实现特定的发展目标。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难度和成本都不断提升，父代家庭必须要源源不断地为子代家庭输送资源，突破有限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均衡分配的格局。第三，以实现家庭整体的发展和流动为最终目标。功能性家庭的目标不仅在于实现家庭的再生产，即父代家庭的传宗接代，而且还要尽力实现家庭的发展和向上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以子代为核心的家庭城市化的目标。因此，功能性家庭是一种发展型的家庭形态，并且对家庭结构和伦理进行再造，这就形成了“新三代家庭”的形态。[9]相对于传统的三代家庭而言，新三代家庭克服了分家事件對于家庭结构裂变的影响，父代与子代的关系不因分家而弱化;在家庭伦理上，功能性家庭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延长，以尽可能多地帮助子代家庭，增强其在婚姻市场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竞争力。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形成功能性家庭？这主要源于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之变，即从简单家庭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在现代性力量进入之前，农民家庭再生产主要是一种简单模式，其基本目标是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完成父代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然而，现代性力量的进入冲击了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难度，形成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模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不仅要实现传宗接代和家庭继替的目标，而且还要实现以向上的社会流动为核心的家庭发展目标。在当前大多数农村地区，家庭发展的目标主要表现为家庭的城市化，并且，这一目标往往与子代的婚姻相互捆绑，成为子代婚姻达成的必备条件之一。在此情况下，农民家庭的发展主义目标与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相互嵌入，使得逐渐突破伦理本位的结构，成为农民进行资源整合和积累的主要载体，并服务于向上社会流动的目标。在此意义上，在家庭转型过程中，虽然家庭向社会和国家让渡了部分功能（如教育、生产等），但是家庭的某些功能却得到强化。

实际上，当前农村中的“留守老人”和城市中的“老漂族”，其背后都承载了一个功能性家庭。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子代家庭主要以进城务工为主，而父代则根据子代的需要，可能留守乡村，也可能进入城市成为“老漂族”。无论如何选择，父代都是为了帮助子代分担生活压力，使之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以更好地积累家庭资源。概言之，一旦我们从家庭整体的视野出发，就能看到“留守老人”和“老漂族”背后所蕴含的家庭发展的巨大能量。

在这个意义上，功能性家庭是农民对接现代性力量的主要媒介和载体，也是农民家庭主动回应现代性压力的产物，它赋予农民家庭以极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在功能性家庭内部，父代与子代的合力涌现出持续的能量，这些能量和资源不是弥漫和分散于整个纵向家庭之中，而是向子代家庭集聚，功能性家庭因而构成了中国式社会流动的独特路径。通过将所有资源集中到家庭的扩大化再生产过程，转型时期的农民家庭涌现出巨大的活力，并为农民的家庭发展和社会流动提供了富有韧性的推动力。因此，功能性家庭奠定了中国发展型社会结构的基础。

家庭发展能力与中国社会活力

功能性家庭是一种发展型家庭结构，它强调家庭所具有的发展可能性。为此，笔者进一步提出家庭发展能力这一概念，试图从更加具体和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家庭发展的问题。家庭发展能力的核心是家庭回应现代化转型的能力，它是衡量家庭转型的关键变量，也构成了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

具体而言，主要有两个因素影响农民家庭发展能力：一是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这决定了家庭所具有的发展潜力;二是家庭资源的配置，这决定了家庭发展潜力能否真正转化为家庭发展能力。因此，一定的资源积累是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基础性要素，但并非有了经济资源，就一定可以实现家庭发展能力的提高。一定的经济资源只是表明这个家庭具有发展的潜力，但发展潜力能否真正转化为家庭发展能力，还取决于如何使用家庭资源。基于此，笔者提炼出三个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变量，分别为：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代际关系的整合程度以及家庭目标的调控方向。

首先，“半工半耕”是影响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基础变量。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年轻子代外出务工、年老父代在家务农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最优方式。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中，“半耕”在本质上体现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即人均土地的多少以及农业剩余的多少;而“半工”在本质上体现为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即家庭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其中，“半耕”是一个相对常量，因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个体很难在根本上突破人地关系的结构性约束。而“半工”则是一个变量，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市场机会，家庭内部只要有劳动力，就可以进入市场务工。因此，半工半耕是一个弹性的概念，这种弹性赋予农民家庭自主选择和调配的空间。并且，“半耕”与“半工”之间相互影响：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地区“半耕”较弱，农业剩余较少，往往会激发当地农民更早进入市场务工;而如果一个地区的“半耕”较强，农业剩余较多，则会滞缓当地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和程度。因此，“半耕”与“半工”的不同组合形塑出差异化的“半工半耕”模式，这构成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基础。

其次，“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实际上体现了农民家庭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动员和整合，这其中内含了代际关系的动员与整合，并通过“代际合力”的形式体现出来。“代际合力”主要指的是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间在劳动力配置上的整合程度，以及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力度。例如，父代家庭是否会承担帮助子代结婚的任务、父代家庭是否帮助子代家庭抚育下一代，以及父代在子代结婚之后，是否会继续资助子代家庭，这些都是衡量代际合力的重要指标。“代际合力”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家庭劳动力的配置状况，进而影响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调研发现，凡是代际之间合作程度更高的家庭，其家庭资源积累能力往往更强。实际上，在当前农民家庭普遍面临发展性压力的背景下，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普遍得以强化，因而大部分农民家庭的代际合力都比较强。有效的代际合作赋予农民家庭以更大的能动性和选择性，不仅可以拓展家庭策略的空间，而且还能降低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这是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

再次，家庭目标的调控，不仅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而且还决定了家庭发展潜力能否转化为发展能力。在不同的家庭目标之下，也会形成不同的家庭策略。根据笔者在各地农村的田野调研，可以将农民的家庭目标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生活型目标、维持型目标和发展型目标。在生活型目标之下，农民家庭更注重当下的生活体验和生活享受;在维持型目标之下，农民家庭主要关注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的完成;在发展型目标之下，农民家庭更关注家庭的流动和发展，并通过教育和城市化等方式实现家庭的流动。因此，家庭目标是影响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关键变量，家庭目标的层次决定了家庭发展潜力能否被激活，进而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化为家庭发展能力。现代性力量打破了农民家庭以“过日子”为核心的平稳状态。与之相伴的是，大部分农民家庭都面临实现发展型目标的壓力，在此情况下，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方向上逐渐压缩其生活需求，将家庭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发展型目标之中。因此，家庭目标给农民的家庭生活提供了指引和方向感，并成为塑造家庭发展能力的核心要素。

概言之，半工半耕为农民的家庭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资源基础，代际合力通过家庭内部的主体整合和关系动员拓展了农民资源积累的能力和空间，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家庭发展潜力的大小;而家庭目标调控则决定了家庭发展潜力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家庭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农民家庭主动地回应了现代性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正是现代性力量给农民家庭带来的压力，释放和激活了农民家庭的功能维度，并通过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来有效回应现代性压力，从而赋予农民家庭以高度的韧性和弹性。这种韧性和弹性，是中国农民家庭保持活力的秘密，也是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和向上流动可能性的秘密。

找回家庭

如前所说，当前学界往往以一种问题化的视角来审视家庭转型，而忽视了家庭本身。例如，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学界普遍只关注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经历的各种艰辛，因此得出“农民工真苦”的结论;而没有看到农民工背后的家庭，及其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提供的伦理和意义支撑。正是因为有了家庭的支撑，农民工才能忍受打工过程中所有艰辛和困难，他们虽然干着又脏、又苦、又累的活，却因生活意义感的支撑而并不觉得辛苦。他们外出务工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和家庭目标，因此在工作中就充满了动力。又如，在研究农村老年人问题时，很多学者过于渲染留守老人的辛酸，忽视了留守老人背后的家庭，正是因为有了家庭，他们的留守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农民工和留守老人等群体时，不能只看到其生活的艰辛和苦难，更应该看到其丰富和有意义的价值世界，而后者正是源自于家庭。

因此，当前的中国家庭研究亟须“找回家庭”。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家庭研究要有家庭的整体视野，不能只见家庭中的“个体”而忽视家庭本身;二是家庭研究要看到家庭对于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正视家庭为个体行为提供的伦理支撑和价值支撑。当我们“找回家庭”之后，就能看到中国的家庭是非常有弹性和活力的。这种弹性表现在，家庭劳动力可以根据家庭发展的需要进行灵活配置，以充分动员和整合家庭资源，这是中国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主要方式。在家庭的弹性背后，则是家庭的伦理性和价值性。家庭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人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实现载体。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正是因为家庭伦理和家庭价值的支撑，父代才会无怨无悔地为子代付出，即使这种付出看起来具有一定的“剥削”性质，但父代依旧是心甘情愿的。正如进入城市的“老漂族”一样，虽然他们在进入陌生的城市时心里会有惶恐和紧张，但为了子代家庭更好的发展，他们心甘情愿做出牺牲。然而，我们也不必为转型期父母的行为抹上过于悲情的色彩。实际上，他们在为子代付出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成就感、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替代不了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项目“农村老年人危机与乡村振兴的组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8M630845）的阶段性成果。

[1] 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变动》，载《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曾毅等：《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载《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2期。王跃生：《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载《社会》2006年第3期。

[2]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载《古今农业》2007年第4期。刘燕舞：《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关于农村夫妻关系和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载《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3] 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4]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5] 钱穆：《灵魂与心》，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 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8]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9] 杜鹏、李永萍：《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和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