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安稳—飞扬—安稳”的环形叙事模式

⊙薛文卿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张爱玲小说写人生中平凡而真实的东西，无关乎历史的辉煌与政权的兴衰覆灭，而致力于在历史缝隙中用苛刻又带着一点温情的眼光勾画琐碎的现实空间，在这部分狭小的空间里，人反而真正得到了关注与凸显，这使得她的小说内涵不仅取得了当时代的成就，也得到了近半个多世纪读者经久不衰的延续与追捧。

一、“安稳、飞扬、安稳”的内在含义

（一）“安稳”——生活的底色

张爱玲说：“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说点不相干的话。”这是张爱玲的写作初心与志愿，也是一个有天分的女作家对文学该如何发掘文学的敏感认知，“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张爱玲对现实的角度与眼光是非政治性的，似乎有些回归私人叙述，但落点总归于对人的复杂性的竭力探求与揭示。她对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并形成自己的见解，也许并不很全面，但她把这种看法的深刻性与独特性糅合在小说里，以人物情节为骨，细节叙述为血肉，以她的观念认识为“精魂”，成就了小说的灵动与鲜活，使她散文性语言的小说叙事读起来总是神散而形不散。 以上所说的“平凡而现实的东西”就是指小说描写“安稳”的一面，是“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寻找实际的人生”，即历史记录的“边角料”里中产阶级小市民安稳而平实的日常生活。

张爱玲对安稳生活的眼光是苛刻讥讽又包含喜爱与认同的。战争空袭过后差点没了命的人群，“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牺牲”一词让人忍俊不禁，表现出对英雄式叙述信仰的消解，造成一种反讽的趣味。在张爱玲眼里，他们是庸俗的，也是可爱的。因而她对这种安稳生活的叙述既是讽刺的，又带了些幽默的意味。这既是作者本人的性格风格，也是应对无常丑恶世界时成长起来的一种对抗方式——以小人物的庸俗和冷漠对抗大时代乃至整个人生的荒谬。这种对抗偶尔表现在她的散文中“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这并不是可取的人生态度，却是作者过于敏锐的神经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荒谬世界的条件反射性反应，隐藏在小说作品之中，成为构建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因。“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张爱玲小说像一条写尽人生混浊的河，但作者并不只把文章处理成发泄灰暗的滥调，而是在安稳的灰调中染上一点亮色，羞涩地表现出愤怒反抗的源头，即对真实与爱的某种坚持，一种人类原始的诉求。

（二）“飞扬”——沙砾里的幽光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在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张爱玲对“飞扬”的描写并不着墨于人性严肃或者牺牲的部分，而是去掉文明的外衣，用一种透彻和超越历史的眼光，追溯回原始“食色，性也”的人类诉求当中。在资本文明与人生轨迹的虚无与破灭中，追求最原始最真实最踏实的所在。“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爱上最真实的东西，即使真实是脏丑，那点真实的爱也是灰色虚伪人生里唯一的亮色。张爱玲有篇散文《爱》，讲一个女孩子年轻时见过一个年轻人，后来几经被转卖，老了还记得那回事。“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吗？’”所谓“飞扬”就是出现在生命里的真实与爱，这种爱转瞬即逝，却因短暂而纯粹和永恒，它也许只是一瞬间的感觉，是存在于心里或者回忆里的一个念想，却实现了安稳人生中飞扬的瞬间，使安稳人生获得更深而完整的意义。

“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澄清的，使人心酸眼亮的那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她对现实的把握是非逻辑的，一种在混沌中顿悟的模糊感，但她致力于把这一刹那的模糊的顿悟用小说表达出来，所以她的小说里没有大彻大悟的说教式语言，而是以朦胧的寓言式描写来表现人生与真相的不可解释，造就一种文学艺术上的缺憾审美。这种“没有系统的现实”被她认为是人生的安稳，眼酸心亮的一刻是人生的飞扬，而立刻“重重黑暗拥上来”，人生又归于庸常和安稳。她的小说多贯穿着这个模式，在大篇幅对现实混沌的叙述中凸显出人生在“那一刹那”了解到的“飞扬”，如同沙砾中的若隐若现的珍珠在荒凉与贫瘠中闪着幽光。这使她的小说充满了对人的关注和对生命强韧性的追寻，在她的笔下，安稳是一种底色，“幽光”是人的精神要张望的彼岸，而回归安稳则是人生的常态。

（三）“安稳”——人生的常态

安稳是一种庸常，是柴米油盐的实际生活，是家长里短人情往来的复杂憋闷和金钱关系的虚伪与肮脏，“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也是表现现代都市社会的“新惰性、新病态、新国民性”的东西。但张爱玲并不完全否定人生庸常俗气的一面，而是以苛刻却又亲切的眼光把它认为是一种极具旺盛生命力的生存方式。“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这是作者描写逃出父亲的监禁后的感觉与经历。对于作者来说，斤斤计较的俗世生活充满了生存的欲望与智慧，是被嘲讽却肯定的一种生活态度，是在苦难与混浊的现实里认真地“活”，是热闹而永恒的“人”的生活。她正是着力于把这种“人生就是那么不彻底”的复杂性写出来，好与坏、正与反、安稳与飞扬，都是一种动态式的描写与呈现，在斗争中表现和谐的一面，又因描写和谐的一面而表现出更完整的斗争。“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而斗争的”。“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因而作者的作品中总出现着“安稳—飞扬—安稳”的模式循环。

“时代的车轰隆隆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无论在小说还是散文中，张爱玲都会将笔调回归到人生的灰茫与孤独的永恒命题之中，落于人生安稳的一面。重新回归的“安稳”增加了练达的经验内涵，但不流于颓废那一类的安稳，而是“明净，心平气和”的调子，像张爱玲喜欢的那张《永远不再》的名画里躺在沙发上一定“结结实实恋爱过”的女人，“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无论是来自于价值观人生观的思想动因，还是为了造就小说的完整性与文学艺术的悲剧审美，小说都体现出一种独创性的“安稳—飞扬—安稳”的环形叙述模式，这种模式既带有东方的古典哲学韵味，又是张爱玲在自己独特的人生思考中完成的一种新文学范式。

二、叙述理想与文本建构

（一）橙红花谢——《沉香屑 第一炉香》

《沉香屑 第一炉香》开端以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葛薇龙的视角描摹了“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奢华的物质生活与复杂阴暗的人物关系图景。姑妈梁太太“绿蜘蛛”式的残忍性情与老辣的交际手腕，丫头睨儿八面玲珑的虚伪与见风使舵的势利，以及丫头睇睇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悲惨命运。薇龙如愿得到了姑妈的资助，但这实际上也只是梁太太精打细算的一场投资交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这些虚伪，自私，冷漠，残忍的现实环境构成了小说“安稳”的部分。“薇龙忽然看不下去了，掉转身子，开了衣橱，人靠在橱门上。衣橱里黑魆魆地……那怕人的寂静的脸，嘴角那花生衣子……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这种安稳正像是小说里贴切的一个比喻——“皇陵”——辉煌的坟墓，充满腐烂与危机的气息。

薇龙察觉到这种糜烂环境的危机，渴望遇着一个称心的人结婚，过另一种生活，直到她偏偏爱上了浪荡公子乔琪乔。“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前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灰暗混浊的现实中露出一点真实的爱，将薇龙和读者从“安稳”俗世的虚无中拉出来透口气，体会到一点真正的幸福与快乐，“这姿势，突然使她联想到乔琪乔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习惯……那小孩似的神气，引起薇龙一种近乎母性爱的反应……仅仅现在这样回忆起来那可爱的姿势，便有一种软溶溶，暖融融的感觉，泛上她的心头”。这段对葛薇龙的心理描写表现出她对乔琪乔的情感——是那种单纯和纵容的爱，在物欲横流里生长出的珍贵而脆弱的东西。可惜乔琪乔不能回应她爱情，只能报以真实的反馈。在小说里薇龙的“飞扬”是爱，乔琪乔的“飞扬”是真，但现实却是薇龙是不能爱的人，乔琪乔又是假惯了的人。她对他的不同是她爱他，他对她的不同是他没有骗过她。“薇龙，我把这种话开诚布公的向你说，因为你是个女孩子，你从来没在我跟前耍过手段。薇龙，你太好了……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薇龙为着这点真实与爱，“她有一种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他们彼此相对的时候形成了小说飞扬的色彩，似乎与周围环境有那么点不同，但作者不是理想主义审美，小说自然会回归到现实灰暗的调子——牺牲一切成全生命里一点真实的东西。

葛薇龙自愿做了梁太太的交际花助手，帮她拉人，给乔琪乔弄钱。她那一点人生的“飞扬”完全沦陷进“安稳”的一面，“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而她自己的人生“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小说结尾处描写乔琪乔抽烟的情景，“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几乎是对整篇小说“安稳—飞扬—安稳”环形叙事模式的意象式重现，橙红花谢，显示出人面对物质主义时尴尬而软弱的困境，这是作者的一种寓言与唏嘘，也表现出时代高压下一座城市与文明面对交替与断裂的无奈与迷惘。

葛薇龙从一片空白走进名利场，被姑母算计成了交际花，在香港奢华的上流社会过着与男人周旋的空虚无聊的生活，乔琪乔的出现点醒她内心一点真实纯粹的爱，但为了维持这点爱，她不得不陷入更堕落卑微的生活。这是一个女孩在物质世界堕落沦陷的故事，但“飞扬”部分的出现让故事没有流于平庸的叙述，而是引起读者无限的怅然与更深的思索。在这个故事里，“飞扬”是“安稳”的救赎，也是再次回归安稳的原罪，正是这种看似荒谬却又无限合理的情节使“安稳”与“飞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全面。葛薇龙从开始被物质文明的新鲜与热闹所吸引，到被浮华的资本文明所吞噬，中间的转折点竟然是“反物质”的真实与爱的念想，这造成一种更深层的揭示，即人生最后的“飞扬”需要听命于资本文明而实现的苍凉与绝望。

（二）“参差的对照”——《倾城之恋》

故事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六年寄居娘家，哥哥们花光了她的积蓄，联合嫂嫂一起酸言冷语要赶她出门，她最依赖的母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独善其身。大家庭的冷漠、算计、虚伪和中伤使她备受折磨，她急于摆脱这摊现实生活的烂泥，寻一个其他的安身之所。直到阴差阳错见到妹妹的相亲对象范柳原之前，小说的笔调都弥漫在描写大家庭的腐烂麻木氛围中。“温情脉脉所装饰着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所具有的赤裸裸的金钱与利害关系，从而揭示隐伏在人世间假面背后的是一场残忍的人肉宴席”[17]。小说的安稳色调体现在亲人的刻毒，也体现在婚姻的权衡算计之中，白流苏想要找个合适的人支持她的经济安全，帮她逃离和报复原生家庭。而流亡国外的私生子范柳原需要个中国式女人满足他情感的空虚，弥补他精神身份上的归属与认同。

小说空间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二人的恋爱开始进入设防、周旋和调情阶段。直到在那面墙下流露出的几分真心与坦诚的对话，小说开始出现“飞扬”的色彩，“范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墙的意象是资本文明乃至几千年来人类建立起来与兽性相背离的整个文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在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墙根的倒塌意味《烬余录》中所说“去掉了一切浮文”，当人不需要变得复杂来面对文明社会中的生存危机，只剩下最初的原始欲求，相爱与在一起变成简单纯粹的事情，人心露出一点最初的本真的底色，或许他们的爱情就可以去掉钩心斗角的伪饰与精明的权衡算计，变得纯粹与完整。“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在作者眼里，文明构建起来的东西正是为了背离与约束人的兽性，但那又是人永远无法摆脱的最真实的本质与存在，作者真实地通过饮食男女来写出这点本真的东西，表现人性与文明相生相离的矛盾处境，这堵墙下范柳原情不自禁说出的话，体现了作者想要表现的“人生的飞扬”的一面。《倾城之恋》小说“飞扬”之处的描写相对较多，“‘你也顽固，我也顽固’是指他们心理上都还是认同旧的东西”。一种对古典和谐文化的怀恋和性格共鸣彼此达成的和解，即内心深处对丑恶的清醒认识与轻视，从而想要逃离倔强反抗的潜在意识，虽然他们的反抗是颓废的，带着软弱与庸俗的本质，但仍然是反抗。白流苏离开香港之前晚上接到范柳原的电话，电话中范柳原说“我爱你”，“《诗经》上有一首诗——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小说将这番话放置在幽暗又洁白的月色之中，靠着电话声传来，表现出一种思想欲动的幽暗潜在与朦胧美感——它是幽暗的，因为它是人类几千年来要背离的最深处的东西，也是潜意识人性深处渴望的东西，它是美丽的，因为它是真善美，是纯粹而诗意的存在，反衬着俗世中的混浊与肮脏。但张爱玲对这种飞扬的认识与描写显然带有悲剧的眼光与手法，她将《诗经》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改为“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暗藏着她对这种“飞扬”在现实中的不信任与绝望，在张爱玲眼里，即使“飞扬”是种渴望，也带着点苍白和嘲讽的意味，并不纯粹到极致，带着青灰的调子。如果按照日常的生活逻辑，白流苏的生活只能归于俗常的“安稳”——做了范柳原的情妇，有了经济的安全，恋爱上永远要为了抓住范柳原的心隐藏算计。但战争爆发了，“轰天震地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灾难的契机反而使一切达成了一种和解，他不再守着文明世界的规则，“不绅士”地把外套给流苏拿着，关系变得自然又亲密，或者正常。“在这动荡的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清凉，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能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这是小说的结局，却不是结尾。“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儿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些怅惘”。小说并不是童话里“公主嫁给王子”的大团圆结局，而是重又归回生活的琐碎与沉闷之中。这是作者悲观审美的文学艺术创造，也是她想要揭示的生活本身平常也残酷的地方。作者借战争这个历史契机实现了人生的飞扬，又在战争过后重新将笔调落于人生的安稳。“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作者把故事的结局转向“仍旧是庸俗”的路子，范柳原并没有浪子回头变成圣人，白流苏也没有大彻大悟转化成革命女性，他们在人性的爱与真实闪现片刻之后，又归于庸常的俗世生活与自身卑劣性格所控的命运之中。

在《倾城之恋》中，“飞扬”是古典的，也因为古典而纯粹，得到了意外的美学效果。墙的意象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思想容量，使小说达到一定的超越历史、阶级和种族的内涵意义，但作者本身写作眼光与思想视野的局限性使小说的飞扬“安稳”仅停留在了男女婚恋的标本式展览和对命运哀婉伤恋的水平上，失去了更广阔的放射性空间。“有人替张爱玲辩护，意思是她的悲，与世纪人的命运、性情相通，我想说，这并不矛盾，真正归于个人的自伤自恋的‘情节’，自然会影响到其文学失掉宽宏、坚实的质地，但并不是就不能由此及彼地扩大开去。任何有个性的文学，同时可以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学”。

（三）其他文本对照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与王娇蕊因欲望结合，却意外获得了精神恋爱——“振保起初没有懂——写了一行字‘心居落成志喜’。其实也说不上喜欢，许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和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一种满足”，最后却在面对现实时走向遗憾的结尾，振保为了“顾全大局”选择抽身而退，娶了在世俗意义上合适的妻子烟鹂，经历过一番生活的鸡零狗碎与自我斗争之后，“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个好人”。小说以开头“人的欲望”构成“安稳”的部分，男女主人公真正“动情”出现“飞扬”的部分，再到振保与现实妥协，彼此又回归到俗世生活时重构“安稳”的部分，形成了“安稳—飞扬—安稳”的环形叙事模式。《金锁记》里曹七巧从被迫戴上“黄金枷锁”，到恋爱渴求的彻底破灭，直至最后心理扭曲变态。“当黄金开始‘锁住’她的人性的时候，她做出了反抗，这里驱逼她反抗的原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人性中的‘性爱’。她的最终的人性的畸形和扭曲，兽性的郁勃滋长，满贮着宿命的悲情，这也正是作家的深刻处”。给小说的“飞扬”处抹上了一层悲剧苍凉的意味。《色戒》中王佳芝与易先生从政治谋杀的色诱关系到假戏真做，彼此动情，再到回归政治斗争，造成你死我活的结局，形成同样主题模式的循环。而在《封锁》中出现了更为明显的空间框架之中发生的“安稳—飞扬—安稳”的情节叙述，吕宗桢与翠远在封锁的电车上做着的“恋爱的梦”与封锁结束后醒悟过来的“等于什么也没发生”的“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儿，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个梦不只是《封锁》中的，也是对整个的“飞扬”的总结与暗示——它是迷人的，也是不可靠的。

三、“安稳—飞扬—安稳”关系思考

（一）“安稳—飞扬—安稳”关系探析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脏与乱”是人生的安稳，人生的脏与乱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它是生活的常态，保留着一种包容与理解的亲切感。“珍贵的东西”是人生飞扬的一面，值得一生一世的怀恋，这两面互为陪衬，彼此成全，构成每个人都要经历与面对的理论上完整的人生。“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在这种“安稳与飞扬”的理论指导下，张爱玲注重采用“参差的对照”的写作手法，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情节将“安稳—飞扬—安稳”的环式思想结构以一种苍凉而和谐的笔调表现出来。当然她更注重“打底”，即大篇幅描写人生的安稳，但这正是为了强调人生短暂的飞扬，“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安稳是永恒的，飞扬过后仍然回归于安稳，“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作者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人生安稳与飞扬的关系，安稳与飞扬都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安稳是永恒的，飞扬是瞬间的，只有不断的互动循环才构成复杂而全面的人生，作者正是旨在通过描写这种复杂关系来探求与揭示真正的人与人性。

“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没有安稳一面的对照，美是轻飘飘的，飞扬就成了浮沫。这种参差对照的写法是张爱玲的结构技巧，也是她的独特的美学观念，“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起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在阴暗与美好的互相反衬与包含中，美才从表象升华为一种完整的艺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人生飞扬的一面正是为了支撑人生安稳的一面，飞扬过后终将归于安稳。这是一种有关相生相离的哲学层面的循环，也是小说艺术上容纳主题架构的形式性创造。飞扬常常是转瞬即逝的，生长在安稳的土壤之中，根系相连，有着存在的合理性，也因为这种糅合性，飞扬自然地与安稳俗常的一面再次连接。这种规律性的循环使小说多了一层悲剧性含义，揭示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可憎、可悲与可怜。“安稳—飞扬—安稳”的环形叙事模式体现在小说情节与主题上，也体现在整个写作题材上，“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落笔处体现着“落水流花春去也”的古典意境与苍凉哲学的审美趣味。

（二）反观性思考

“‘一刹那’的感情、思绪和回忆已成为张爱玲小说中的‘诗眼’，这是张爱玲在灰色、污秽、卑琐的现实生活中所抓住的唯一一点美好的东西。但张爱玲并没有赋予它们以积极的意义，她或者以大量篇幅写的‘不加润色’的现实来衬托这‘一刹那’在漫长人生中的无谓，或者以‘不加润色’的现实来点破人生中那些美好的飞扬起来的‘一刹那’的虚假，这就是张爱玲所要告诉人们的真实的人生”。在张爱玲笔下飞扬与安稳相生相离，互为意义，构成整个人生的常态，这是作者思路使然，也是潜藏在人生本身中普通性与传奇性矛盾循环的本质。作者用超越的眼光去叙写人生与历史，写一种永恒的宿命式的人类命运。但遗憾在于她对此并没有自觉的心态，因而未能深入挖掘，只停留在一两笔天赋的灵感之中。思想的狭窄使她在处理人生的安稳与飞扬的关系上融入“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将思想上的软弱与物质的追求片面看作面对现实人生无奈的妥协，不自觉夸大了灰暗世界不可战胜的一面，些许笼统地将人生的飞扬一面匆匆掩盖，急急的否定了另一种可能，认为“他们只能如此”。这是特殊战争年代高压下现实带给人的局限性，也是作者在人生经历与体验中形成的主观悲观意识的呈现。当然张爱玲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说：“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他们虽然不过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凡人与英雄并不对立，一味消解英雄主义，使阴暗与绝望得到了过分合理的文学空间，从而造成一种片面性的呈现。但无论如何张爱玲以情节叙述构造的“安稳—飞扬—安稳”的环形叙事模式，形成了一种对《红楼梦》“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和“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中国古典哲学审美意境的回复，并将这种哲学审美赋予新的现代都市文化内涵，扩宽了读者对人生命题的思想空间。

①②④⑤⑥⑦⑧⑩[15][18]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烬余录》，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第53页，第56页，第60页，第57页，第62页，第63页，第53页，第144页，第62页。

③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必也正名乎》，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⑨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1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天才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12]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13]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私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14][19][21][25][26][27][28][29][30][34][35]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自己的文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第175页，第174页，第173页，第173页，第173页，第176页，第176页，第176页，第174页，第174—175页。

[16]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忘不了的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17]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20] 邢小群：《〈倾城之恋〉的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4年第6期，第12—16页。

[22] 吴福辉：《张爱玲散文全编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23]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2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诗与胡说》，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31] 张爱玲：《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32]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33] 傅 雷：《张爱玲文集第四卷·论张爱玲的小说》，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