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创造》和《烟云》看茅盾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

⊙李延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五四”前后，在新思潮涌动的时代氛围里，妇女解放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之一，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者，茅盾在妇女解放的工作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他有计划地译介了关于世界妇女运动的文献资料，在《妇女周报》 《妇女杂志》等多种刊物中发表社论、杂感，而这份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与探索同样延续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创造》和《烟云》虽然篇幅短小，但却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妇女解放道路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同样也表现出茅盾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辩证批判立场。

一、由走上社会到对传统贞操观的反叛

1928年2月23日，茅盾完成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相比《野蔷薇》中的其他小说，无论是故事表面述说的家庭矛盾，还是作为革命隐喻的娴娴勇往直前的勇气，都突出了《创造》不带悲观色彩的独特性。早在1924年，茅盾在客观评价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同时，也为中国妇女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中国女子“只靠几位名人在杂志上轻轻鼓吹一下，就吹开了男女的禁门……我们要晓得，容容易易得来的，便会容容易易失去……中国的女青年呀，你们要觉悟到这是天给你们一个试验骨气的机会。你们要显露出中华女子的魄力并不弱于西洋女子”。娴娴无疑是茅盾心中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于社会斗争的新女性形象的典型，通过对新思想的学习与领悟，娴娴在自然科学、政治观念等多个领域有了常识性的了解及个人观点，她对穿衣打扮有着自己的审美态度，甚至逐渐摆脱了旧式女子的娇羞腼腆。她感激丈夫对自己的思想启蒙，却也敢于犀利地指出丈夫的“黄道士招鬼”的把戏。娴娴无畏任何阻拦地刚毅与坚定，衬托出丈夫看待妇女解放问题的浮泛态度，同样也印证了茅盾的“女性必须主动承担起自己的使命，而非依靠男性”的观点。

完成《创造》的八年后，茅盾又创作了小说《烟云》，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末茅盾在《创造》中着重表现了女性离开家庭、走向社会所引发的丈夫的消极反应，那么在《烟云》中茅盾则以挑战传统的姿态，对旧道德中的片面贞操观进行了大胆的嘲讽。在《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一文中，茅盾将片面的贞操观概括为：男子要求女子为了他保守贞操，而他自己却可不守贞操。在《烟云》中，茅盾特意安排妻子阿娥成为婚姻的背叛者，只是这种背叛并非缘于她对朱先生的爱恋，而多掺杂对享乐主义的迷恋。阿娥这一人物形象虽然承载着反叛旧道德的重要论题，但她本身并没有太多正面的色彩。面对来自丈夫关于人生观方面的引导，她委婉地拒绝；面对丈夫关于人生意义问题的追问，她认为吃喝玩乐便足以令她的生活充实。正是由于阿娥本身的负面性，使得故事中的不忠行为自开始就带有一种偶然性与玩乐性质，“不守贞操”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动作被提及，并未上升到与真挚爱恋相关联，因而小说只能停留在对旧道德的嘲讽层面，而未能触及更为严肃的已婚者的恋爱自由问题，这也正是小说的局限性所在。

二、难以拭去的虚伪与自私

《创造》和《烟云》均由夫妻间的相处矛盾展开，在两个故事中，作为妇女解放的支持者，丈夫形象却又被置于一种被动的境地。超越夫主妻从的传统关系，伴随娴娴与阿娥的改变而来的，不是丈夫的斥责与辱骂，而是接纳与包容，只是这温和的态度并不暗含培养现代家庭关系的理性意图，这温和态度的背后隐藏着难以拭去的虚伪与自私。

《创造》讲述了君实“创造”理想妻子由成功到“失败”的过程，这里的失败并非从客观角度进行评判，而是君实的主观认定。茅盾在小说中对君实的懊悔与绝望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当君实仔细忖度“创造”过程中的失误时，他自责自己对娴娴本真性格的破坏，却转而又将所有罪责推给社会的动荡不安；当娴娴以惯用的亲昵手法试图缓和二人的紧张关系时，他觉得那弥漫房间里的笑声无比刺耳，甚至无异于诅咒；当得知娴娴为了逃避自己的唠叨，经由浴室直接外出时，他刚刚涌起的和解热情瞬间冷却了，“他的尊严的自许，受伤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钟”。然而，君实对失败之作的懊悔，本质上却关联着对封建伦常秩序没落的恐惧。早在游莫干山的时候，娴娴便表现出优于其他太太、小姐的新女性气质，这种对于自己专属的“创造品”的得意与傲慢曾带给君实无限的内心满足。往日成功的喜悦显然加重了君实的焦虑与危机感，他忧心的不单是对娴娴失去了控制，他更惊恐于自己丧失夫权中心地位的可能性。《烟云》中的丈夫陶祖泰同样有着虚伪与自私的一面。陶祖泰自从发现了妻子与牌友朱先生之间的暧昧举动，便整日生活在猜忌与焦虑中。然而，陶祖泰的内心承受力极为有限，很快他便以常用的“体验自杀”的方式试图缓解自己的不安。表面上看，陶祖泰宁可自己受罪，也从不在正面提出问题，似有一种对妻子“善意的提醒”之用意，但实际上，是他无力面对“摊牌”后的生活，毕竟妻子的经济补贴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的生活开销。由猜忌到鄙视再到兴奋，陶祖泰实在擅长为自己的“出路”找寻合理的逻辑。当怀疑妻子与朱先生产生感情时，他自我安慰：像朱先生那种卑劣之人并不值得妻子的依恋，自己必须尽全力保护她不受欺骗；当确证了妻子“不忠”的事实后，陶祖泰又以美化自我的方式为自己重回妻子身边找到了可行性：拥有“伟大精神”的人常常会宽恕别人，尤其犯罪者处于被动状态时——陶祖泰再一次用“拯救”的名义，既挽回了自己的颜面，又保住了自己的经济补贴。

三、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与反思

谈及《创造》的写作，茅盾曾指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娴娴的坚定态度仿佛预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光明前景，但也正是这份无畏的刚毅，却又不得不让我们冷静下来，捕捉小说中隐含的茅盾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反思。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虽然推动着娴娴产生了追求自主独立的自觉性，推动着她主动走上社会，但这种推动似乎是以割裂“妻性”为代价的。相比之前的温柔与贤惠，现在的娴娴不但不会管理家务，还将自己的衣物随手乱放，摆出一副不修边幅的做派。在与君实的相处方面，娴娴越发看重对话语权的争取，并十分享受在争执中获得的胜利感……娴娴的表现与君实对新女性的评价越来越贴近：她们又成为专门鹜外，不屑注意家庭中为妻为母的责任；旧传统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们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君实起初决定弃新女性而根据自己的喜好“创造”理想夫人，却不想最终仍旧难逃现实的怪圈。茅盾借娴娴的改变重新审视了“妇女解放”的要义，这种审视离不开茅盾对妇女团体活动的长期关注。早在1923年，他就劝诫女权运动同盟会和女子参政协会勿要错认了自己的使命，勿要将向群众宣传的机会用以联络感情，徒唱高调。作为务实的社会活动家，茅盾忧心妇女解放问题的缓慢进程，同样也鄙夷任何以解放的名目不求上进、耽于享乐的行为，他在对娴娴的塑造中融入对女性自觉意识的肯定，却也不忘反思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烟云》中同样表现了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曲解现象。作为深受开放的现代社会风气影响的旧式女子，阿娥对新女性提倡的“人格”“自由”等概念毫无兴趣，却在感官享受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她着迷于摩登的打扮：紧身花旗袍、长筒丝袜、高跟皮鞋，这些都让她确认自己正是新式生活中的一员。她沉迷于打牌，在爱贪小便宜的她看来，赢钱是件极为幸福的事情。娱乐的欢闹让她逐渐以一种散漫的态度对待家庭问题，她对儿子的管教并不用心，面对丈夫的自杀未遂，她担忧的却是丈夫真正死后，自己该如何处理他的后事。甚至在受到朱先生的引诱后，她也没有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不停地辩解：我像是做了一个梦。从认同社交公开到堕入朱先生的圈套，阿娥始终处于被熏陶、被感染的状态。在近代中国，像阿娥这样的妇女并不在少数，衣食无忧的生活使她们将自己拘囿在混世享乐中，而没有选择为更多的女性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由这种精神上的愚昧，茅盾表达了对妇女思想解放重任的无尽担忧。

四、结语

在《创造》中，君实对娴娴的状态有着较为准确的认识，她身上既有兴奋紧张，也有彷徨苦闷，动的热的刺激的现代人生下却隐伏着疲倦、惊悸与沉闷。或许，这多重情感交织的复杂状态正是妇女解放问题的缩影。茅盾善于以批判的立场洞察社会现状，无论是在社会活动，还是在创作中，他都不曾忘记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在期望与反思中，他竭力激发着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勇气和力量。

①② 茅盾：《茅盾全集·第15卷·散文五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73页，第274页。

③⑤ 茅盾：《创造》，《茅盾全集·第8卷·小说八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5页，第15页。

④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